论史续笔二则

建国以来，我们整理出版了大量史料，对于历史研究工作，功德无量。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对于这些史料，还得经过鉴别，考订其可信程度。

此则只拟谈文史资料与日记的史料作用。

所谓文史资料，指的是从全国到地方政协编辑出版的《文史资料选辑》所载文字。文史资料这个名称，颇不容易理解。文史二字相连，并非指文与史。又并不是文化史史料，它包罗的内容远为广泛。也不是指以文字记载的史料，究竟应该如何理解，至今未能明，姑沿用之。从性质看，各种文史资料其实大多是回忆录。此文所谈，也就限于回忆录。

回忆录出自亲历其事者的回忆，照说应该真实可信。然回忆录并非全然可信。有意作伪虽是仅有，但非绝无，此种文字可置勿论。不够真实的回忆文字，除了由于记忆错误，还有是因回忆本带主观成分，除了对事物看法判断上的主观，即使是属于事实部分，往往也难绝对避免因身历其事之时的主观因素掺杂了进去，对事误信误说，多年相沿，习以为真。此种地方，得靠研究者鉴别判断。

回忆录的局限性，一般不可避免。个人身历其事，总是接触一个片面，总有局限性，所写当然也就只能是片面。真正有价值的史料，并不因其有局限性而降低。研究者并不是也不能只靠一二片面率尔作出判断。同样，事实的单薄也并无大碍。个人接触有限，免不了事实或趋单薄，单薄也并无绝对影响于它是有价值的史料。

常听人指责有的回忆录为自我吹嘘。自我吹嘘之作诚有，回忆录总是透过自己去写，得之传闻易失其真。平心而论，透过自己，并非吹嘘自己。当然，会写的人使人读来是字中无我，实则全篇有我。

一些回忆录之所以价值不大，往往在于它不是实录。一种情况是，从今天的角度或理解去回忆历史，无形拔高，抽去了时代感，致失其真。一种情况是，着意渲染，华而不实。

所见回忆录在写作上的大弊，不外二端。一是“高度概括”，全文成了概念式几条，干巴巴，全无内容，只有骨头没有肉。一是只叙过程，没有情节，不见人物。不管是写人或写事，都离不开人的活动，事是人做的，写事状人，写了人，事才可以理解。其人之所以如此做而不是如彼做，才能明白。回忆录的要求，首要真实，次在写作上应求生动。真实与生动绝不互相排斥，生动并不要求夸张。今天的回忆录，能兼得真实与生动者，甚少。

日记与回忆录的最大不同，在于日记是当时的记载，一般应是实录，其可靠程度，超过回忆录。但是，也不尽然。也有特殊情况下事后伪造的日记，如蒋介石的《西安半月记》，自然它更可能是幕下文人如陈布雷之流所捉刀。此种作品可以不论。除此，也还有写给别人看和写给自己看的日记之别。写给别人看的，本身就为传世，必有不够真实之处。有的名人日记即属此类，其目的无非以壮观瞻。即使写给自己看的，是否全属真实，也还可以推敲。因为人各不同，即自写日记自己看，也有人是让自己壮自己的观瞻。下笔之间，不免带有盲目性，虽然不能说就是欺骗自己，至少有自我陶醉之用。透过自得之情去状自己，看他人他事，难免亦失其真。我研究吴虞，看了他数十年间几十本日记之后，就有这种感觉。他在日记中说的，并不能完全相信。

一位年青朋友，看了我的《吴虞研究》文后，来信说：

先生梳理日记，直捣吴虞之内心深处，击其魂魄。原来“只手打孔家店的英雄”，不过是位“一饭三遗矢”的廉将军罢了。

接着，表示他的“不安”说：

此种日记，自是绝好史料。打破他脑壳，直见葫芦中药。然此日记，又正似内裤本不堂皇。又可是春梦，本不清明。弗洛伊德诸家从事梦之解析，盖亦以梦最真实之故。然梦者，究不是“事”，本可以“不负责任”。人之思想意欲，任其赤裸裸放纵于日记之间，常有自我挣扎、自我清洗及自省的作用。此与通过理性或意志之后的行事，或发于报刊之公文者，恐有潜意识与意识之别。譬诸法律论罪，若无具体行动，不可以腹诽为罪。立法者既不当有诛心之律，我们在面对日记材料时，当如何处理才好呢？我的顾忌又为着另一种公平的考虑，即并非所有历史人物都写日记或流传日记的，那么写日记的岂不吃亏？留下日记即是留下给史家们的把柄？真要从日记评价一个人的话，我只怕很少人是很干净或无矛盾的！

他的这一番说法，亦有其道理。问题则并不如他所想象的那么绝对。我回他的信说：即使是纯然自存的日记，也可能有失真之处。他覆言表示同意，谓之为“孤芳自赏者有之，鸵鸟埋沙者有之”。问题更在于，日记之于中国人，并不见得真会成为那么“赤裸裸放纵”的场地。简而只是记事的日记，自不会“赤裸裸放纵”，繁而至于自剖思想与行事，亦难于“赤裸裸放纵”。如实描写已经不是人皆可以做到，在日记中严格解剖自己更难，而要把自己的丑事丑思想全盘写出，简直是难上加难了。《吴虞日记》写了许多放荡之事，但他并不认为其为丑，恰恰反认为是风流韵事，才自鸣得意写出。他自认为是丑恶的思想而加暴露的，绝无。他自认为丑而自我揭露，他自己看了也不舒服。自我封闭的，持儒家传统观的中国知识分子，绝对产生不了写《忏悔录》的卢梭。吾友黄裳以张岱《自为墓志铭》比美卢梭之《忏悔录》（见其《银鱼集·关于张宗子》），我不谓然。张岱只是比较坦白地讲了一点青年时期的声色犬马之好，远无内心的剖析。

这么说，并不排斥日记总有一些隐私。回到朋友所说“腹诽”论罪，以及与无日记流传之历史人物较，岂不吃亏之一说。归根到底，还得看研究者如何去评定。要全面研究一个人，全面研究同一时代同一社会，比较同类人之行事，而后才能去评定此人此事，非唯由日记而即可评判。不是以日记之私语作“腹诽”，而是以之作为分析研究其人思想行事的参考。不是吃了亏，而是真有如实的日记，更能使研究接近于真实。

尽管作为史料说，日记较之回忆录更为可靠一些，还得鉴别，分析，并从其人一生的行事与思想加以判断，并非凡日记皆可信。

（原载《史林》一九八六年第三期）

前文谈到我和那位年青朋友关于章吴公案的通信，其中有些内容，涉及由此而引起的关于历史人物与历史是非的讨论。摘引来信三段如后。

自来品藻人物，以有情眼看，则混身西施；无情眼看，效颦之东施益增其丑态而已。若一定要分别“人”与“事”的话，似乎真是“知人”比“论事”难（此中自有“历史人物”与“历史事件”之辩证关系）。章吴公案之所涉，毕竟是“事”的成分小，“人”的成分大，其间打转纠葛的，多为人格与人品的问题。这也所以蔡元培、章士钊之最终论据（除据事推理外），还不得不从吴稚晖的人格或性格上推敲。

历史是非难定，人间恩怨更难分明；是非恩怨缠入一处后，更是难上加难。吴章公案本身，多半为恩怨之争，说不上大是大非。

似乎中国史传所传达的，只能是“历史化”了过的东西：有黑白分明的道德教训，有正邪不共戴天的绝对形象，就是缺乏活生生，有血有肉，有残缺的人性！就是不许黑子损减了英雄烈士的日月之明。然而，“为贤者讳”，又恰恰是一种普遍的人性！

我回信中有如下两段话：

忠奸分明，善恶对立，好就是绝对的好，坏就是透顶的坏，似乎是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不只是史传里的人物如此，在文学作品里也很难看见有残缺的人性。为尊亲贤讳，是知其缺点而讳，甚焉者是不能有缺点，不认为他会有缺点。此风源远流长，我们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这几十年的做法是于今为烈，研究历史人物也是如此。

章吴公案确为个人恩怨而发，扰扰不休，至少是皆乏风度。恶詈如村妇对骂，益增人厌。从历史意义说，此事诚然渺小。但从历史学家言，都应有评判态度。我说“为个人辩诬之意义小，求历史公正之意义大”，一指历史学家应有之评断。陆游诗：“斜阳古柳赵家庄，负鼓盲翁正作场。死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说蔡中郎。”不管身后是非，就出现了说书里和历史上蔡邕的不同。这是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差异。作为历史学家，必得要管身后是非。二指学风。更明确地说，此案本不难判，我相信稍加研究便可定论。习而不察不可怕，可怕的是察而不敢言。为什么不敢言？这个问题就大了。历史学家不讲历史主义，进而不敢讲历史主义，还研究什么历史？此文主旨，由此而起。

他来信几段话所说，大约包含四层意思：一是评价人物多带主观成分，而乏客观标准；二是“人”“事”纠缠，事既难明，往往得从当事人的人格与性格去推断；三是历史是非难定；四是人总有其缺点，史传所载往往只具其一面。上引我的覆信，对以上诸端，有的直接谈了，有的间接谈了，有的则略而未谈。我和他的看法，有相同处，有不同处。现在作一点补充。

评价人物之带有主观成分，有时难以避免，但不能说没有一个客观标准。摒绝感情，便有可能得其客观标准；掌握历史主义，就接近于真知。历史是非问题之判断，也是如此。当然，事与人往往总是纠缠在一起的，判断是非，也必联系到人；而评论其人，考虑到所谓人格与性格因素，即以人而推事，有时不得不尔（这和我前一篇文章说的研究人物性格，非一回事）。蔡元培与章士钊都是苏报案的关键人物。但捕人之时，蔡远在青岛；俞明震约晤吴稚晖，章太炎因是而指吴告密，章士钊亦不在场。蔡章为吴辩，除了据事推理，便以吴稚晖的为人来加重证明其事之无。这里，最重要的，是蔡章的据事推理能否成立。如能成立，以人格和为人来加重证明，实是可有可无。如果不能成立，借助于为人与人格之说，也只能为研究者提供对事件的了解与分析，并不能成为判断事件的根据。本案恰恰蔡章对事的叙述与分析，及其据事推理，是具有说服力的。得出这个结论，决定于证据和研究者根据事实的分析判断。所以，无论为何，问题还在于研究者本身。不看到研究者的能动性，那就只有目迷于历史事件之纷繁，历史人物之复杂，而无能为力了。

一位外国历史学家，对我说过这样的话：西方学者认为，历史事件可以评论判断，历史人物不能评断。所谓不能评断，意指人物之复杂多于事件之纷繁。这个话和我这位年青朋友所说，有接近之处。论人物之功过是非，确难于评判历史事件，我同意这位青年朋友此一说法。但是，如果说历史人物不能评断，则是对历史学家的低看。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就得管历史人物的身后是非。掌握历史唯物主义，对事作深入研究，对人作具体细致分析，是非可明，人物可论。

此文原是《论史续笔》中的一节，于发表前被抽下，今亦收于此，仍以之作为《论史续笔》之一则。

一九九八年七月二十三日

（原载《当代学者自选文库·唐振常卷》安徽教育出版社一九九九年二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