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研究的史与论

一、理论研究的史与论

应当承认，论从史出，这是治学的一般通则。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也不例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理论就深藏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中，离开了文本，离开了思想发展史，其基本理论就失去了依据。因此，准确地阐释马哲史，这是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理论的前提。在这方面，应当合理地看待解释学问题。不容否认，研究总是离不开对哲学史上不同文本的解读，这就必然存在一个解释的问题。任何研究者都是在一定历史条件和文化背景下，借助于独特的视角和方法来解读文本，因而在其理解中必然有其主体性的因素在内；而且，马克思的真实思想和真精神也不是现成地摆在那里的，而是需要通过理解和阐发才能揭示出来，这也同样不能离开研究者主体性的发挥。就此而言，马克思文本研究确实不像自然科学那样可以进行纯客观的研究。然而，重视解释的主体性并不意味着轻视文本思想的客观性。假如文本中根本不存在“本真意义上的马克思”，而完全是一堆可以任意界定、任意理解的思想材料，那么，这样的文本研究还有何意义？进而言之，假如马克思主义哲学根本没有什么本真性的、确定性的东西存在，存在的只是我们心目中的马克思，是理解中的马克思，那么坚持马克思的基本立场、观点还有什么根据？判断真假马克思还有什么标准？过分夸大解释学的作用，只能导致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相对主义。因此，必须强调文本研究的严肃性，既要重视解释学的价值与意义，又不能由此走向极端，加以任意性的理解和解释。不能正确地理解文本和马哲史，就不可能真正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理论与方法。由此说来，包括文本研究在内的马哲史的研究始终是“论”的研究的一项基础性工作。

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又不能仅仅停留于或限于“史”的研究。尽管后者是前者的前提和基础，但它毕竟不是研究的全部。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单纯变为文本和马哲史的“诠释学”，无益于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更遑论其发展。在这里，马哲史研究的目的一定要明确。何为马哲史研究的目的？就其直接的意义而言，当然是要“回到马克思”，正确理解马克思，真正弄清其思想原意与精神实质。但是，这并不是最终目的。最终的目的是要通过“史”的研究推动“论”的发展，以为现实生活服务。“史”的研究只是达到这一目的的一个重要环节和手段。在这方面，马克思本人实际上就为我们开创了先河，树立了典范。在其众多的著述中，马克思都十分重视哲学史的考察，但他从没有囿于纯粹“史”的探讨，而是重在帮助“论”的阐发。如在其《博士论文》中，表面上探讨的是哲学史上伊壁鸠鲁自然哲学与德谟克利特自然哲学的差别，实际上阐述的是自我意识的哲学和自由的思想，研究哲学史上的老问题是为论证自由服务的。又如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在批判布鲁诺·鲍威尔的过程中，曾经详细地考察了西方近代以来唯物主义的发展，即从培根之后沿着两条路线——由霍布斯开启的自然唯物主义路线和由洛克、孔狄亚克开启的法国唯物主义路线——的发展，这样的考察也并非是发思古之幽情或要澄清什么哲学事实，而完全是为论证唯物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结合以及唯物主义与人的结合服务的。通过这种史的考察，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看到马克思心目中唯物主义的形象，看到社会主义的哲学基础。在其他的文本中，这种史与论的关系也是显而易见的。

其实，史不光是为论服务的，而且史的理解也离不开论的把握。没有对论的深刻领会，对史的理解也必然是肤浅的。比如司马迁的《史记》，这是中国历史著作中的千古绝唱和不朽的传世之作，但如果不理解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哲学思想和理想追求，就很难读懂《史记》，最多是惊叹于他对历史人物、事件生动形象的文学描述，停留于历史的表层。同样，如果没有对马克思哲学精神实质和基本立场、观点的深刻把握，也很难对经典文本和思想发展史作出透彻的理解和合理的评价，仅凭版本、文献的考证、整理以及字面上的解读，其作用是有限的。强调论的作用，是否意味着对史的研究可以采取一种实用主义的立场呢？绝非如此。史的研究无论如何是一项严谨的工作，来不得半点虚伪与浮躁。为了服务于某种目的而任意地解读，决不是对马哲史的科学态度，毋宁说是一种亵渎。我们不是要贬低对马哲史脚踏实地、实事求是的研究，而是旨在说明研究史的目的与意义，说明论的阐发与发展在史的研究中的地位与作用，不至于将马哲史的研究变为纯粹的“诠释学”或“考据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