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左·李

左宗棠挽曾国藩联云：“谋国之忠，知人之明，自愧不如元辅。同心若金，攻错若石，相期无负平生。”李鸿章挽曾国藩联云：“师事近三十年，薪尽火传，筑室忝为门生长。威名震九万里，内安外攘，旷代难逢天下才。”两联皆称名联，传诵一时。所谓中兴名臣的代表，更兼以三人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恩恩怨怨，是是非非，后之读史者，不免抚联兴叹。

一般挽联，颂死者事功道德学问，述生者与死者的关系。死者不可得见生者之评，是给活着的人看的，然盖棺之论，尤其出于与死者生前关系密切的名人，却是重要的启示，其联语应重在真与诚。秉此而论，左李二联有可议处。

左李二人都由曾国藩提携推荐而出人头地，位登公卿，李鸿章更出于曾国藩之门。曾李均两榜出身，曾任侍读，李入翰林，左宗棠只中了个举人，三试礼部不第，这是左宗棠最痛心事。宗棠心高气傲，恃才傲物，谁也不在他眼里。早年居湖南巡抚骆秉章（先是张亮基）幕，才情及任事之能，名动公卿，骆秉章凡遇僚属白事，都要问一句：“季高先生云何？”他有几分狂，以诸葛亮自喻，称为今亮或老亮。他对此自有一番解释：“后人思想薄弱，不敢以今拟古。”此言真有一番气势，当得起开思想解放之先声。他狂得有本事，尽管“谤议四起”，旁人也不能不服，称之为“左都御史”，讽刺中带着无可奈何。狂不是毛病，宗棠最大病，是霸，对谁皆霸。《清史稿》本传云：“始未出，与国藩、（胡）林翼交，气陵二人出其上。”这就是自负过高，傲而忌，忌而霸了。至于下文言：“中兴诸将帅，大率国藩所荐起，虽贵，皆尊事国藩。宗棠独与抗行，不少屈，趣舍时合时不合。”这倒不全能以此定宗棠之非，议论合与不合，要看事情的是非、正误。

曾国藩知人之明，举人之功，当世推第一人。对于左宗棠，更是多次保荐。咸丰六年，国藩打下武昌，奏陈宗棠济师济饷之功，诏以兵部郎中用，俄加四品衔。接着为骆秉章劾罢总兵樊燮之事，涉及宗棠，诏令对簿武昌，国藩与胡林翼皆上言宗棠无罪，且荐其才可大用。从此，宗棠从国藩治军。后以所练楚军转战浙江，国藩时受命节制浙江，又荐宗棠足任浙事，经再次疏荐，宗棠终于在咸丰十一年得任浙江巡抚，独当方面，从此大展其才。

以上所引，皆见正史。至于稗官野乘，于曾左李间之事记载甚多，亦有可资参照者。曾官至四川总督的刘秉璋，出于淮军，其子体仁，著《异辞录》，所记当系闻之于其尊翁。《异辞录》记曾左事，有云：“文襄在军距曾军数十里程，间日跨马而来，文正盛设馔食以待，谓大烹以养圣贤，重之如此。文襄善啖而好谈，入座则杯盘狼藉，遇大块用手擘开。恣意笑乐，议论风生，旁若无人。偶与辩胜，张目而视，若将搏噬之状。称人必以其名，惟于文正则敬之称字。一日言事有异同，文正出句云：‘季子自鸣高，与我心期何太左！’文襄对曰：‘藩臣身许国，问君经济有何曾？’以名对字，偶一呼名，所谓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也。”简单数语，于宗棠之豪之才之狂，描写尽致。

国藩守经，宗棠霸道，两人相处，就未必能融洽。曾氏家族之最盛日，宗棠之声名日上时，宗棠于国藩已不是那么佩服，尤其对于曾国荃，厌恶已极，虽兄弟贤愚有异，宗棠未必能不移其厌心于乃兄。世传宗棠曾鼓动国藩“鼎之轻重，似可问焉”，于史无据。国藩死，宗棠挽联“谋国之忠，知人之明，自愧不如元辅”，当是生平第一次低认人下。高阳写小说《胡雪岩全传》，谓此句为宗棠向国藩认错，这是本于《清史稿》本传之论，评宗棠“初与国藩论事不洽”而述及挽联语上句的推论。其实，承认不如国藩，亦非认错。至于下联“同心若金，攻错若石，相期无负平生”，只能说是门面话了，二人何曾有此关系。

李鸿章从曾国藩游，讲求经世之学，终身师事国藩，堪称大弟子。挽联上句“师事近三十年，薪尽火传，筑室忝为门生长”，以传人自居，隐有自得之意，然亦记其实。就事功勋业言，鸿章确可谓国藩传人。自然，国藩守经，鸿章反之为从权；国藩拙诚，鸿章反之为欺诈，两人于此，大相径庭，其高与低不可同日而语。下联“威名震九万里，内安外攘，旷代难逢天下才”，颂扬之高，无与伦比，也当是当时人所同意。进而考察两人一生关系，就复杂多了。

鸿章初在乡，随他父亲办团练，颇有扰民之事，乡人为之揭帖（按即今之大字报）云：“翰林变作绿林。”往依安徽巡抚福济，落落不得志，反学得欺诈之术，说是应“时时以小人之心待人”。咸丰四年，去江西入国藩幕，未见重用，及国藩为太平军败于祁门，鸿章竟辞幕而去，没有什么师弟之谊了。途过益阳，晤胡林翼，告以离曾营之故。林翼劝他说：“君必贵。然愿勿离涤生，君非涤生曷以进身？”青年李鸿章倒是有一番志气，不讲关系学，答说：“吾始以公为豪杰之士，不待人而兴者，今乃知不然。”鸿章归寓，束装将行，林翼派人把他强留下了，留饮数日，绝口不说前事。鸿章终去，在江西依其做知县的兄弟，进退维谷，极感困难。这时国藩攻克安庆，鸿章驰书贺捷，国藩立报之书云：“足下行踪亦颇突兀，昔祁门危而君去，今安庆甚安而不来，何也？”文字间虽带有挖苦，毕竟认为鸿章是可用之材而盼之来。鸿章立刻回曾营，《异辞录》记曰：“文正特加青睐，于政治军务悉心训诰，曲尽其熏陶之能事。”还对刘秉璋称赞鸿章，谓之为皖北人才，在《日记》中记曰：“气象峥嵘，志意沉着，美才也。”鸿章也对刘秉璋盛道国藩之善教，为他所遇老师中仅有之一人。师生上下关系，此时当为最融洽的时候。国藩荐鸿章可大用，而鸿章受命招募淮军，更助其羽翼，旋经国藩保荐，鸿章得为江苏巡抚。从此，鸿章大遂其志，勋业赫赫，曾李并称。

鸿章所以报效老师兼提携者，最大的莫过于让曾国藩兄弟克金陵之功。国荃久攻金陵不下，时鸿章已克苏州，朝旨令鸿章赴金陵助攻，鸿章以金陵破在旦夕，托辞延师，虽经部下将领数请出兵，终不允。及城破，鸿章至金陵，国藩迎之于下关，拉着鸿章手说：“愚兄弟薄面赖子全矣。”曾氏弟兄攻城前种种部署，就是不让他人分享破金陵之功。鸿章善体师意，成交了一笔政治交易，这正是鸿章的权变处。

世事变化，终有出人意表者。国藩晚年，英雄气短，声名虽盛，而成事已难。国藩生平心病，维两大端：一是剿捻无功，一是处理天津教案违心失当而丢了直隶总督。代之平捻成功者是鸿章，代之处理天津教案和督直者，也是鸿章。于此，国藩的心境是复杂的，设辞聊以自解，且有酸葡萄之意流露，甚焉者，还有牢骚言语。据史料载，天津教案善后，鸿章继国藩督直，新旧更替，同居督署中。一日，谈笑极乐，文正谓文忠曰：“我遇困境，咸赖汝继，汝才胜我。我聊以自解者，汝究为我所荐也。”这已经是带有解嘲之意。

国藩剿捻无功，鸿章继为帅。国藩愧弗忍去，自请留营效力。不管国藩用意如何，总有自责而愿协同之心。鸿章对此事的做法，极为过分，“至军，亟取钦差关防于文正所。文正对人说：‘关防，重物也；将帅受代，大事也。彼（指鸿章）弗自重，亟索以去，无如之何。然吾弗去也。’”鸿章遣人百端说之回江督任，无效。鸿章竟施以威吓：“以公之望，虽违旨勿行可也。九帅之师屡失利，不惧朝廷谴责乎？”（按曾国荃与剿东捻役，久无功，后果摘顶，下部议处）国藩遂东归，闷了一口气在心里，自是绝口不谈剿捻军事。及后捻平，鸿章疏请加恩从前领兵大臣，虚应故事，国藩得了个轻微的世袭轻车都尉之名，修养再高也忍不住了，一口气爆发出来，“闻之大怒，谓江宁府涂朗轩太守曰：‘异日李宫保至，吾当为之下，今非昔比矣。’”老师在军，学生何得擅专，鸿章太绝情，国藩诚亦失其风度。

一次，国藩对刘秉璋说到鸿章，国藩举巨掌以喻，说是“奈何与此公相背，今上甚从其言也”。此是充满酸意的话，人以为以巨掌指门生为失言。

勿烦多引，同为名臣，诚然有人所不及处，但毕竟是人，就难免有些是是非非。

左李之间，是非更多。二人未发迹时即各不相下，以宗棠之霸，更不把鸿章放在眼里，鸿章以安徽人在湘军，谓“湘人胸中有鳞甲”，即指与宗棠难于相处，以后相互意见更多。对太平军和捻军作战，两人战区相接，益形敌对。“淮军平西捻，张总愚（西捻首领）投水死。文忠奏报时，朝廷悬一大学士缺，隐然以为赏格，文忠因此得相位，尤触文襄之忌，公然疏言张总愚未死，伏有隐患。是后彼此遂不相通。”鸿章曾指责宗棠非西捻张总愚对手，甚至谩骂宗棠与西方交恶，误国甚于崇厚的丧地俄国。此皆非公平之语。

三人中，鸿章寿最长，活了七十九岁，功业日盛，毁誉不一。甲午一败，落得汉奸之名，虽非其实，毕竟让英雄齿冷。以人品论，鸿章确低于曾左二人，《清史稿》本传论曰：“唯才气自喜，好以利禄驱众，志节之士多不乐为用，缓急莫恃，卒致败误。疑谤之起，抑岂无因哉？”倒是确论。咸同光之际，以文臣而为武将，开一代之风，曾左李三人，其佼佼者，此风至于民国而泯。读史至此，发一浩叹。

一九九五年八月十二日校订

（原载一九九五年九月七日《文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