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实中带着回荡，很有个人风格”

现代小说家、翻译家鲁彦（一九零一—一九四四），原名王燮臣，又名王衡、王鲁彦，有笔名返我、忘我，出身于浙江镇海县大碶头乡一个农村商人之家。六岁入私塾，十六岁时辍高小学业。两年后到上海洋行做学徒。

一、创作经历和文坛印象

一九一九年，在“五四”新思潮的影响下，身在上海的鲁彦主动报名参加了李大钊、胡适等在北京集资组织的“工读互助团”。傅彬然在《忆鲁彦》中记述了当时的情形：“（王返我）说他是个上海洋行里的小伙计，觉得那样的生活太没有意思，家里又要强迫他和一个不相识的女子结婚。于是非离开那儿不可，他渴望着能够容许他入团，来过那理想的快乐的生活。语句里带着浓厚的感情，大家看了很感动，经团员们一致通过，立即写信去邀他来”，他“年龄比原来的一些朋友似乎稍为小点，相差并不大，然而生成的一张孩子脸，真率活泼，富于同情心，和大家相处得很好”。

一九二三年，鲁彦在《东方杂志》十一月号上发表了处女作《秋夜》。此后开始陆续发表小说，早期代表作为在《小说月报》上发表的《柚子》，引起许多读者的倾慕。赵景深在《忆鲁彦》中回忆说，他一九二二年在长沙期间就认识了他：

鲁彦是个孩子气很重的人，很容易亲近；他不知道虚伪的客套。他不但会写小说，还弹得一手好琵琶；笙箫管笛之类，似乎也会吹的……他时常孩子气的拿着一样小玩具，例如泥做的插有羽毛的鸟，系在竹弓张着的线上，他拿着竹弓一收一放地逗女学生；背地里跟我说起话来，总是异常憧憬的，一赞三叹的，高兴的说：“女孩子，女孩子！”……

在长沙时，我喜欢听鲁彦谈他的恋爱经过。因为当时我还不曾结婚，像法国Prevost所写的《妇人书简》似的，对于此道简直莫名其妙。鲁彦详细地叙述怎样与他的爱人饮酒，怎样同睡，他的爱人在失去处女贞操以后又是怎样的痛哭，他又是怎样的安慰她，我都听得津津有味。

而许杰则是一九二五年在杭州西湖结识他的，当时就留有深刻而良好的印象：

年青，面色皙白，白里透红，身材匀称，有一些小生的风度。面上似乎老带一些笑容，使人觉得很和蔼可亲似的。他那时大概从湖南回来不久，他身边坐着他的太太，——那是他在湖南一个学堂教书时的女生，但他们却恋爱了，于是把这位太太带走，而把那个学堂，那个学堂的同事与另外的学生，丢了了事。这是“五四”以后青年们的理想，是所谓“恋爱至上”；这种由勇敢的行动争取来的幸福的生活，是值得人羡慕的。当时，我看看他的太太似乎比他还胖些，面孔很丰润，而且非常的活泼。

这女生就是其夫人覃英（谷兰）。

一九二六年十月，鲁彦在北新书局出版了首部小说、散文合集《柚子》，接着出版了《黄金》。方敬在《花环》一文中回忆说：“我第一次知鲁彦的名字，是十五六年前我初到上海的时候。有一夜我在一家书店的书架上邂逅着他的短篇小说集《柚子》与《黄金》，我一见就喜欢这两个书名。我当时正做着黄金似的青春梦，而且觉得人生又犹如柚子似的甜美。鲁彦文章本身是很朴实的。朴实就是一种好处。那时我想鲁彦大约也是一个朴实的人。”

一九三二年十一月，鲁彦离开福建回到上海任教。当年冬即回故乡暂住。覃英在《愤怒的乡村》（文化生活出版社一九五六年版）的《后记》中说：

一九三三年，鲁彦回到了离别多年的家乡——浙江镇海县乡下，他在家乡住了一个时期，认识了农村中各色各样的人物：有男女农民们，进步的农民青年，小学教师；也有地主兼商人的老板，乡长和乡长的狗腿子一流人。他感到封建统治的恶势力压迫的深重，他热烈地同情农民中的反抗精神，对当时现实产生了强烈的恨和爱，因此他开始想要写一部以农民反抗统治阶级为主题的长篇小说，他计划用三部有连续性的长篇来完成它：第一部题为《野火》，是取“野火烧不尽”来象征农民群众反抗的开始；第二部题为《春草》，是以“春风吹又生”来象征斗争的发展和人民力量的壮大；第三部题为《疾风》，是以“疾风知劲草”来象征在斗争风暴中坚贞不屈的人民英雄。

一九三四年初，鲁彦前往陕西乡下教书，近两年后再回上海。

在抗战前夕，他出版的最重要的作品就是长篇小说《野火》。这期间与他结识的芦焚，对他的印象也是十分深刻的：“他穿着白斜纹布的长西装裤，白短袖衬衫，领口敞着，一双圆口黑布鞋，瘦弱的中上身材，长长的被暑气蒸红的脸，近视眼镜，头上戴一顶顶便宜的呢帽式的白草帽，手中拿着一把黑折扇。总而言之，无处不随便，无处不潇洒。这就是鲁彦。”（《哀鲁彦》）

一九三七年我国全面抗战开始后，鲁彦积极从事抗日救亡工作。一九三八年任文协桂林分会主席，并主编大型刊物《文艺杂志》，有《炮火下的孩子》、《伤兵医院》等短篇小说集出版，并在《广西日报》副刊上连载长篇小说《春草》。一九四一年参加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组织工作，独力主编大型文学刊物《文艺杂志》。傅彬然回忆道：

杂志是那么厚的一册，把全国各地各方面作家的文字，都汇集在一起，便有几位长久不写文章的人重新来写文章，这不是容易的事。杂志的作风那么严正，没有一点所谓“海派”的气息，这都见得鲁彦的认真。

抗战以后六七年，与鲁彦常常在一起，接触较密，了解鲁彦也较深。鲁彦也有他的弱点，容易动感情，近几年中，他的病越来越沉重，他的脾气越来越躁急，亲戚朋友们，怕他骂，甚至有因此不敢去探望他的。然而他心是真率的。近年来心境的不安，完完全全是一种病态……最后，我要向鲁彦夫人覃谷兰先生深致虔诚的敬意。这几年来，鲁彦在贫病煎熬之中，心境是那么坏；一群孩子，大的才十三岁，幼小的不过三岁。在这样一种悲惨的境况之下，妻和母的责任，不是寻常人所能当的。然而，覃谷兰先生服侍病人，照顾孩子，还要自己去教书来维持生计。我似乎没有听过她有一句怨言，或在孩子们面前有什么不耐烦，这实在是寻常人所难能的。

（《忆鲁彦》）

曾敏之在《王鲁彦尽瘁文学事业》一文中回忆说，他是在桂林一家医院里首次见到王鲁彦的，他当时“半躺在病床上，床头堆的是《文艺杂志》稿件。他是在扶病主编这个大型刊物，把审阅稿件带到了病床上”，《文艺杂志》“当时的处境确是艰困，三户图书公司原来签了对《文艺杂志》承担印刷、出版、编辑、稿费的责任，可是刊物出版了，出售所得入了‘三户’的钱袋，对应发给王鲁彦的编辑费和作家的稿费却拖着不发，这就影响了王鲁彦的家庭生计，也影响了他治病所需的药费。三户图书公司对他的刻薄，也令他多了一重气愤。他患的是严重肺病，这种病在三四十年代还无特效药可医，只能依赖安静地疗养清新的空气舒缓病情”。

一九四四年八月二十日，鲁彦在贫病交困之中逝世于桂林后，安葬在七星岩下，墓碑上写的是“作家王鲁彦之墓”。许杰在《我与鲁彦》文末感慨说：“我悲哀一个有良心、为文艺事业不断的奋斗的文人的命运，我痛惜中国这幼稚的文坛的不倦的工作者的夭折。”曾敏之则悲愤地回忆道：“……葬礼进行时，敌机空袭，爆炸之声隆隆，苦难备尝的王鲁彦也在苦难的祖国土地上长眠了！”

巴金在《写给彦兄》一文中说：“许多年来你一直在奋斗，你想为你自己，也为别的一些人创造一个较好的环境，可是结果你终于痛苦地死在寂寞和贫穷里，像一个死在战地上的兵士，你没有看见胜利的希望就闭了眼睛。”而以文协桂林同人集体名义所写的《悼念鲁彦先生》中则评价说，他“是一个善良正直的人。因为善良，所以爱人；因为正直，所以敢于正视现实……他所创造的形象，差不多都是在历史重负下挣扎的苦恼的心灵，而又于泪光中闪现着一丝笑影，在黯淡里透露出一点阳光。显然对人生一直寄予着不渝的希望”。

二、读者接受和作家评价

鲁彦的主要作品有短篇小说集《柚子》（一九二六）、《黄金》（一九二八）、《童年的悲哀》（一九三一）、《小小的心》（一九三三）、《屋顶下》（一九三四）、《雀鼠集》（一九三五）、《河边》（一九三七）、《伤兵旅馆》（一九三八）和《我们的喇叭》（一九四二）等九集，以及中篇小说《乡下》（一九三六）和长篇《野火》（一九三四，又名《愤怒的乡村》），散文集有《驴子和骡子》（一九三四）、《婴儿日记》（一九三五）、《旅人的心》（一九三七）和《鲁彦散文集》（一九四七），译作主要有《显克微支小说集》（一九二八）、《世界短篇小说集》（一九二七）等。

日前，网上有位书友在扬子江饭店对面书摊上，居然以三元钱淘到了一册封皮已失的《鲁彦散文集》（上海新文艺出版社一九五八年版）初版本，首印一万九千册。他兴奋得在三月十八日晚写道“这本残书，外貌虽不美，但内容却似金玉”：

所幸扉页和最后的一张版权页都还在，因此这本残书也值得让人宝爱。书的纸质粗糙而且薄，尤其是长久裸露在外面的扉页和版权页，已经又薄又软了，捏在手上让人担心会突然破碎；书中的字部分印的是繁体，留着文字简化以前的时代印记。存世五十多年了，也不知有多少人读过，被多少人的手轻触和摩挲过，书角卷得像老人额头上那些浸满着岁月沧桑的皱纹，一道一道的折痕，让人心疼。我一页一页地把那些卷折的书角抚平，然后压在其他书的下面，现在拿出来看已经平整了，只是折痕永远无法去掉。

翻看目录，收入散文凡二十六篇，篇篇都是精品、名篇，颇能见出“五四”那一代散文家的风貌，其中尤以《雪》、《杨梅》、《听潮的故事》这三篇为我所熟悉。《杨梅》、《听潮的故事》早已被选进了中小学语文课本，名重一时，已成经典，其中的一些优美的段落现在闭目即可背诵。王鲁彦其实是一位小说家，是“五四”以来一位重要的乡土写实派作家，小说的名气更大，他的散文，也颇有小说的笔法，以小说笔法来写散文这一点与沈从文和孙犁恰恰相反。但我近年没有余裕的时间去读小说了，倒是对读散文还有极大的兴趣。爱读“五四”时期的散文，那时期的散文给人的感觉很清新，语言也耐人品嚼，有浓郁的文化氛围，饱读一顿，口齿生香。

这一版的《鲁彦散文集》的《前记》是覃英一九五八年四月写的，重点在于评介王鲁彦的创作，写得情真而意切，那时离开他病逝已经十四年了。但上述这番读者意见，却是对一个作家的最佳评价，因为说明作品已经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

按：覃英，字谷兰（一九零五—一九九三），湖南宁乡人。早年毕业于长沙女子第一师范，后肄业于南京中央大学。一九二九年嫁与王鲁彦，育有四子一女。在漂泊不定的艰难生活中，为辅佐鲁彦写作和维持一家人的生活，她一直都在各地的中小学中任语文教师。抗日战争开始后，鲁彦不幸患结核病，长达五年直到去世，在贫病交加和逃难颠簸的家国劫难中，她一直都在辅佐鲁彦坚持编辑当时的抗日的《文艺杂志》出版，并以教书收入艰难持家。后参加地下民主运动。

一九四九年上海解放后，覃英被组织派遣到上海新沪中学，参加军代表军管接收工作并随后任校长。后又调到市三女中任校长。一九五五年调到上海市教育局，后又调上海师范学院中文系担任系主任，并兼教《外国文学概论》等课程。她荣休后在八十年代初还参与组织成立了古籍研究室。孙琴安曾在《鲁彦和他的夫人》一文中记述道：

一九七七年，仿佛是一个初冬的下午，我在华东师范大学的古籍所查阅资料，刚坐下，有人就指着旁边一位六七十岁的老太太向我介绍说：“这位是著名作家鲁彦的夫人覃英同志。”

“噢，您就是鲁彦的夫人！”我一听，不由一阵激动，忙站起身与她握手。“是的。”她微笑着点点头，也把手伸给了我。

我一边握着她的手，一边像汇报似地说：“我过去读过鲁彦的作品，其中有些作品我很喜欢……”不料还没等我说完，她竟哭了起来：“谢谢你，谢谢你！”把我的手握得更紧了。

我一时不知说什么才好。过了一会儿，她才恢复了平静，把我当成一个知己似的说：“鲁彦是有才华的，他很勤奋，我也听说有些人喜欢他的作品。可是我们过去有些日子很苦哇……”说到这里，她又伤心起来：“特别是在抗战中，我们四处流浪，他的身体又不好，吃尽了苦头……就是到了‘文化大革命’中，仍吃苦头……”

后来我才知道，覃英建国以后在上海师范学院（即今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任教，曾与魏金枝等著名作家先后主持系里工作，但在“文化大革命”中却横遭批斗，受到非人的待遇，与我见面之际，仍未平反，所以心里想不通，一直很苦闷。

覃英为人热情，生活朴素。记得她那天穿着蓝色的女式两用衫，偏长的短发，中等偏高的个子，一看就是一位知识女性。她与鲁彦的夫妻感情很好，那天与我谈了许多有关鲁彦的往事，可惜距今二十年了，有些事情我已记不很清楚，匆匆写下这些文字，以为纪念。

在鲁彦逝世四十周年之际，问世了经过覃英和其子王恩琪搜集增补的《鲁彦散文集》（上海文艺出版社一九八四年版），凡二十余万字，以《狗》、《灯》等十四篇为第一辑，以《童年的悲哀》、《伴侣》等十五篇为第二辑，以《风筝》、《干爷和干妈》等十四篇为第三辑，从而成为当日最齐全的鲁彦散文全集。此版首印一万册。许杰在一九八三年所作序中说：“从这本选集中的每一篇作品中，都可以窥见作者鲁彦的人格和他的精神面貌……体味到跳动着的他那对人类的爱和对文艺事业的忠贞，以及坚毅不拔的战斗精神的。”

三、作品风格和文坛评论

诚然，巴金在《写给彦兄》一文中说：“在中学读书的时候，你的《灯》，你的《狗》感动过我。那种热烈的人道主义的气息，那种对于社会的不义的控诉，震撼了我的年轻的心。我无法否认我当时受到的激励……”童年、少年时代浙东农村生活和读书求学经历，使鲁彦在乡村传统和现代都市文明的强烈对比中获得了深刻的观感。其《柚子》和《黄金》中的作品，大多以深刻刻画近代资本主义文明侵袭的浙东沿海乡村中小有产者和农民生活而为人称道，鲁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的《导言》中定义其为“乡土小说”。

赵景深在《忆鲁彦》中指出：“鲁彦的文章学的是鲁迅，连笔名都与鲁迅是同行辈的……他的作品中都含着讥讽与悲悯的成分，这是他与鲁迅相同的一点。他好描写乡村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及农民的心理，刻画极为深刻。”

唐弢在题为《乡土文学》的一篇书话中说，自己很喜欢鲁彦的散文，“平实中带着回荡，很有个人风格”，至于小说“所描写的人物，大都是乡村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农民，取材不离故土，因此被人称为乡土文学家”。

鲁彦的作品多以半殖民地化的中国江南小镇为背景，描摹了浙东农村的人情世态、民风习俗，显示了朴实细密的文学写实风格。

《许是不至于罢》，描写了在小碶头开了米店、木行、砖瓦店、砖瓦厂，拥有绸缎店、南货店、酱油店、药店、纸号股份，在王家桥东建造了“东边轩子，西边轩子，前进后进，前院后院，前楼后楼，前巷后巷密密的连着”的大屋财主王阿虞，当深夜遭遇盗贼入室之后，村人乡邻只求自保、不施任何援助的情态。最后回答记者来访时，王财主所说“他们虽然没有来援助我，但是他们并不来破坏我。失窃是小事”的话，活画出一般财主对主张“抢回富翁的钱”的共产主义者的深度心理恐惧。

《黄金》则标志着鲁彦“乡土写实小说”创作走向成熟。作品描写了一个生活在“四面围着山，不通轮船，不通火车，村里的人不大往城里去，城里的人不大到村里来”的偏僻冷清的陈四桥村的如史伯，在家中遭遇“掘壁洞”的盗贼入室偷窃后，竟然不敢对村人乡邻说出实情。当他老婆提出要报警时，如史伯世故地叮嘱了两点：“没有钱，休提起警察”和“明天如果儿子没有钱寄来，不要对人家说我们来了贼，不然，就会有更不好的名声加到我们的头上，一班人一定会说这是我们的计策，假装出来了贼，可以赖钱……”并终于在幻灭中昏死而去。茅盾在《王鲁彦论》中认为，这篇作品成功地表现了“乡村小资产阶级的心理和乡村的原始式的冷酷”。

在鲁彦的“乡土写实小说”之外，其“乡土散文”同样深具魅力。林非将其列入“现代六十家”之第十五家，认为“在封建势力统治下的乡村，是不会像作者写得那样可爱的，那里有数不清的苦难，流不尽的血泪，说不完的仇恨。鲁彦的短篇和散文，都没有更多地接触到这一方面，这就限制了他在思想和艺术上取得更大的成就”（《现代六十家散文札记》，百花文艺出版社一九八零年版）。但在题材上和艺术上，却有评论者鉴赏道：

绵延不尽的乡恋、乡情、乡思和对儿时故乡生活的回忆，在鲁彦的作品中不断呈现。自制的胡琴，折射出与童年友伴的深厚情谊（《童年的悲哀》）；钓鱼的日子，尽情享受着乡村的野趣和童年的欢乐（《钓鱼》）；酸酸甜甜的杨梅，逗引得读者口舌生津（《杨梅》）；而过年时节燃放花炮的紧张和乐趣（《开门炮》），清明扫墓乘船游山的急切和畅快（《清明》）更是历历在目。对家乡生活和地方风物的真实观照，使鲁彦作品具有感人的魅力。“这种留存在意念中的思乡的蛊惑，往往是乡土文学不可或缺的素质，甚至可以说是乡土文学中写得情深意浓，最充分地使人领受到美的愉悦的部分”。

对浙东滨海水乡间民众行事习惯和传袭信仰的描写，使鲁彦作品具有浓郁的地方色彩。《菊英的出嫁》反映了浙东农村的“冥婚”风习，《岔路》讲述两个村庄抬关帝爷出巡驱除瘟神引起的械斗，《小小的心》记载拐卖儿童而世人却习以为常的野蛮村俗，《鼠牙》写用“老鼠嫁女儿”的方法将老鼠赶到邻家的邻里之争，这样的风俗画在他的作品中也比比皆是。

细腻、朴实、自然，是鲁彦作品艺术风格的主要表现。以往一般选本，多喜选介其《杨梅》，而我特别推荐给读者阅读的，则是《风筝》、《食味杂记》和《我们的学校》三篇作品。

二零零九年春于金陵江淮雁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