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著相赠情更增

将自己写的书，分赠同道友朋，是文人的嗜好，亦是友情的象征。而我乐此不疲的，是将作者本人的旧著还赠作者，这常常引出耐人寻味的文坛佳话，且雅意绵绵。

平时去旧书店闲逛，看到我熟悉并喜爱的作家早期著作，便将它们一一收留，更留下一份值得回味的书香。一日，突发奇想，时下签名本亦成收藏热点，我何不将这些千觅万寻淘来的旧著，寄给作者本人，请他们签上名，此等好事，何乐而不为。真巧手头有绿原先生的两本译作，即一九四七年由上海希望社出版的诗集《童话》，一九五二年在武汉出版的译著《苏联作家谈创作》。我与绿原有过一面之缘。那年《诗刊》社在张家港开会，会后一些诗人从上海中转。宁宇老师嘱我去虹桥机场接送。在机场候车时，我与绿原有简短的交谈。出租车来了，交谈便暂告段落。绿原与曾卓上车去了天钥桥路何满子先生家。我转身送李小雨去上海火车站，我们在一家面馆用了简餐后，小雨就坐当晚的火车回京。嗣后，我写了《邂逅绿原》一文。如此，我与绿原不算陌生。于是，说干就干，将绿原的两册旧著寄往北京。过不多日子，收到邮件，打开一观，是绿原寄还已签名的《童话》，我心中纳闷：怎么只寄还一册呢？又过两天，收到绿原女儿何方的来信，说“《童话》已寄出，《苏联作家谈创作》家中无书，父亲想再留几天阅读一下”。我赶紧去信，表示“此书不必寄还，请绿原先生留用，我常去旧书店，还有碰见的机会”。我想，绿原在上世纪五十年代被打成“胡风集团骨干分子”，历经磨难，家中书籍、书信都洗劫一空，连他自己的著译都没法得以保存。由此我对绿原多了一层理解与敬意。这么想着，我又淘得一九五〇年由海燕书店出版，绿原翻译的凡尔哈伦诗剧《黎明》，我首先想到的是，绿原未必有此书，赶紧寄给绿原，并附信说：“此书您如没有，请留用。如已有，烦请签名寄我留念。”果然不出我的所料，绿原立即以新著《寻芳草集》回赠我。

去年十一月，我到南京公干，抽空与《开卷》主编董宁文去拜望翻译家杨苡先生，并带去杨苡的译作《俄罗斯性格》，以及杨苡丈夫、已故诗人兼翻译家赵瑞蕻一九五二年的译作《土库曼的春天》，请杨苡先生一并签名。其时杨老正因脚伤养病，坐在轮椅上握笔题签，令我深感不安。回到上海，就接到宁文兄电话，说杨苡想留下《土库曼的春天》，只是那天不好意思开口。我当即表示送给杨老，并立马将书寄往南京。据杨苡说，因家中无《土库曼的春天》一书，所以在编辑《赵瑞蕻纪念文集》时，亦漏编了。杨苡的女儿赵蘅特为寄来她的专著《拾回的欧洲画页》，并附信道：“韦泱先生：对你如此慷慨赠送我父亲的译著惊喜又感谢，奉上我的拙书一本，以表心迹。”

草婴先生是我深怀敬意的翻译家，“文革”中被下放劳动，不幸压碎胸骨，差点被死神召去。凭着巨大毅力，终于起死回生。上世纪四十年代中期，草婴在塔斯社《时代》周刊担任俄文翻译，向国内读者介绍第二次世界大战形势，以及苏德战况等。解放后，由于历次政治运动，草婴在五十年代初的译作失散不少。这几年，又陆续找回一些。由此翻译家兼诗人吴钧陶先生托我去旧书店时，亦帮草婴找找他的旧译。这样，我与草婴先生得以相识，可以说，亦是书为媒。我先后找到了五十年代初草婴译作《一个拖拉机站站长与总农艺师》、《美国无产阶级状况》。而且幸运的是，由时代出版社于一九五〇年出版的《美国无产阶级状况》，一册尚且难遇，我竟然先后淘得两册，便将一册奉赠草婴，另一册请他题签，真是皆大欢喜也。

曾以写作出版《不屈的王孝和》、《早霞短笛》等闻名的老作家柯蓝先生，解放初期在上海工作过，并是上海劳动出版社和《劳动报》负责人。我今年淘得他出版于一九五〇年的《怎样编写通俗报刊》一书，寄给寓居深圳的柯蓝签名。不料柯老很快驰来一函，恳切地说：“见到此书如见阔别故人，怦然心动。我手边亦无此书，前时出版的六卷本《柯蓝文集》也无法收入。惟有一点私心，不知可否割爱，让我留下此书？”我回信说不用寄还我了。亦是戏剧性的巧事，在我寄出那本书后，又在旧书店见到同一版本的书，因已有，便未予注意。当柯老提出要此书时，我猛然想起，马上骑车赶往这家旧书店。嗨，此书还好端端地在书柜上躺着，正等着我呢！这让我不可思议，实在是缘分使然。

我曾淘得散文家徐开垒的“上海抗战时期文学丛书”之一《笼里》，扉页上有作者的签名：“师陀先生，指正，开垒。”我想请徐老在此书上为我签个名，徐老却希望留下此书，另赠我一册《家在文缘村》，并立刻为我签名，我自然十分乐意。

老诗人廖晓帆四十年代就开始翻译舒伯特歌曲，一九四八年出版了《舒柏特》歌曲集，可他一直没有找到过这册自己的旧作。我找到后先得而复失，继而又失而复得，实在是匪夷所思。我将此书赠与诗人，廖老即赠我上下册《中国四十年代诗选》，留作纪念。

那次在香港淘旧书，意外得到香港出版社在六十年代出版的丰子恺先生的《绘画与文学》，以及靳以小说集《远天的冰雪》。回沪后，我将两书分别交给他们的女儿丰一吟与章洁思。因为她们正在搜集、研究父辈的作品，更需要这些书。

眼下，不用说民国版的旧书难见踪影。即使五十年代初出版的文学书籍，已过半个多世纪，存量十分稀少而日显珍贵，其在旧书店亦价格不菲。我爱书，尤其是爱我所尊敬的前辈作家写的书。但是，我又常常思考，我拥有这些作家的旧著，并不是去垄断这些资料，而是应该将旧书留给比我更需要它们的人，发挥更大的效应，这是旧书最好的归宿。

有道是：同是天下爱书人，旧著相赠情更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