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读书生活的文化价值

沈春樵　张　真

【摘要】孙中山先生一生酷爱读书。他为追求革命真理勤奋读书，取得了渊博知识和高深学问。他推翻了封建帝制，为创建民国做出了杰出贡献。同时，他的读书方法和经验，为后人留下了宝贵财富。

【关键词】孙中山;读书生活;文化价值

一代伟人孙中山，毛泽东主席称他为民主革命的先行者，江泽民总书记称他为站在时代前列的伟大人物。他领导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帝制，创建了共和国;并能与时俱进，在1924年改组国民党，制定三大政策，重新解释了新三民主义，推动了民族民主革命的迅猛发展。为中国的独立、民主、富强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孙中山毕生酷爱读书，从他读书生活中，可以看出他为革命获得的渊博学识和高超的政治智慧，除源于他艰苦卓绝的实地考察外，无疑来自于他孜孜不倦的读书学习。

一、读书树立革命大志

孙中山出生在广东省香山县翠亨村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中。由于家贫，6岁起就参加农业劳动，有时还跟外祖父驾船出海。他9岁开始入村塾读书，读《三字经》、《千字文》、《百家姓》、《幼学故事琼林》等启蒙读物。稍后便是《古文评注》及《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四书和《诗》、《书》、《礼》、《易》、《春秋》五经。孙中山小时读书，不但用功，而且悟性高。他的提问往往使老师非常震惊，得到老师的称赞。

孙中山在村塾读书时，就听到太平天国的故事，洪秀全的革命英雄形象，逐渐在孙中山幼小的心灵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暗下决心，要学习洪秀全，做洪秀全第二。他看到香山一带的差役到翠亨村来，不是催粮，就是逼税，要么就是蛮不讲理地抓人、派差。翠亨村有座花园，主人被押走，花园被官吏霸占。孙中山忍不住说:“这花园是我爸爸朋友的，你们为什么把他们加上镣铐捉走?为什么把他们杀的杀，关的关?他们究竟犯了什么罪?”

有一天，孙中山眼看着水盗冲进一位侨商的家，扛走了几个箱子、包袱及其他东西欢呼着跑掉了。侨商从碎砖破瓦堆中爬了起来，绝望地哭喊道:“我完了，水盗把我所有值钱的东西都抢去了。多少年来，我冒着生命危险在洋人的地方做苦工，积攒的金钱全部被强盗抢去了。我假如留在洋人地方，那边有真实的首领，有法律的保护，而在中国地方却只有禁令没有保护!”幼年的孙中山目睹了这一情景，听了这位侨商的哭诉，心想:“为什么中国没有洋人那样的法律?为什么这个侨商冒了生命危险挣到的金钱，洋人允许他带回来，在中国竟得不到法律的保护?”思考的结论，是洋人那里有惩治水盗的权力。于是他决心去外国看看洋人治理方法。

对于旧中国农村的悲惨生活和贪官污吏欺压人民的种种黑暗现象，使少年孙中山对旧中国这种制度和政府产生怀疑和不满，萌发了向往外界的念头，促使他为追求真理而勤奋读书。

1879年6月，13岁的孙中山随母亲前往檀香山投奔哥哥孙眉，他的出洋之志实现了。当年9月，孙中山进入夏威夷意奥兰尼学校读书。刚进校时，孙中山连一个英文字母也不认识，更听不懂用英语讲的课。开头几天，孙中山觉得学英语太难了，心中非常着急。十几天后，孙中山渐渐发现，英文每个单词都可以分成若干个字母，这些字母重新组合又成为另一个单词。英语千变万化，总不过是26个字母的不同组合而已。有了这个发现，孙中山突然觉得英文其实比学汉字还要容易。为了在功课上赶超其他同学，孙中山在上课与参加劳动外，抓紧自修。孙中山好读史传，对美国的华盛顿、林肯等伟人勋业，尤其景仰。因所读传记皆为英文，所以孙中山英文进步甚速，学习成绩在班上名列前茅。在毕业典礼上，夏威夷国王架刺鸠为他颁了奖。

从1879年9月到1883年7月，孙中山在檀香山接受近5年的英美式教育，这对他一生的生活道路、社会交往、思想价值观念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孙中山的美国友人林百克，在其《孙逸仙传记》中说:孙中山“终身应用英语，非常流利，非常正确，发音是美国式的……他在数十年中，尽力于建造民国，所用的大半是粤语国语，但是他的英语没有一点儿错误。”除英语外，孙中山在这里，还学到以前在故乡村塾中无法学到的新鲜知识，知道了世界上学问分为两类，一类是自然科学，如天文学、地理学、历法学、地质学、物理学、化学等，另一类是社会科学，如社会学、心理学、伦理学、政治学、经济学、法律学、历史学、军事学等等。从老师那里获得了对英美历史和现状的初步了解，加上他自己在檀香山的亲见亲闻，为日后孙中山以英美为范型构筑中国民主共和制度的政治取向打下了思想基础。

1883年11月，孙中山在香港就读于拔萃书室。该校在教读英文的同时，也开设有西学知识的课程。此时的孙中山已成年，他意识到，作为一个中国读书人，无论从事何种职业，没有一定的国学基础是不行的。为弥补自己这方面的欠缺，在课余时间，他开始跟中国籍基督教牧师区凤墀学习中国文史。当年12月退学。

1884年4月，入香港中央书院。

1886年秋天，孙中山由香港中央书院转入广州博济医院附设的南华医学堂学医。作出这个选择，是孙中山长时间反复权衡的结果。他决定学西医与以下因素有关:第一，是在中法战争期间，广州的《述报》等报刊上刊登了一些关于“选医从军”、“创设营医”、“西医从军”的报道，说明西医在战争中是不可缺少的，这使孙中山认识到，学西医亦可充军为国效力。第二，是孙中山“以医亦救人苦难术”，既能济世活人，亦是谋生之道。第三，是西医学堂容易进。他认为:一方面致力于政治，一方面致力于医术，以此作为奋斗目标，同时争取，也许会有收获。

关于孙中山在南华学堂读书期间的生活情景及给人们印象，据同学回忆，说他:“年少聪明过人，记忆力极强，无事不言不笑，有事则议论滔滔。九流三教，皆可共语;竹床瓦枕，安然就寝;珍馐藜藿，甘之如饴”。他在认真学好学堂规定的这些医学课程的同时，继续跟人研读中国经史文集。为适应诵习古典文史的需要，孙中山节衣缩食，买了一套二十四史。当时学堂功课繁重，学好已属不易，孙中山购买的二十四史这在其他同学看来，不过是徒供陈列以炫博学而已。一次，有位同学想考孙中山，随意从书架上二十四史中抽出一册，提问，孙中山马上作了圆满的回答。接着又考问了几册，孙中山均回答无误。同学们感到十分惊奇。加上孙中山在与人谈论时，广征博引，滔滔不绝，同学们都戏称他“通天晓”。孙中山以学堂为鼓吹之地，课下常与同学纵论时事，商讨救国之策，声称:“以中国现状之危，我人当起而自救。”听者多倾心折服。

1887年秋，孙中山投考香港西医书院，一去就是5年，他在西医书院读书时，不仅是同班同学中最优秀的，同时也是该院历届毕业生中最杰出的。

孙中山在檀香山、香港和广东求学时，是一个学习勤奋、成绩优良的学生，但他并未因此而淡忘救国救民的政治抱负，甚至可以说，正是后者为他发愤苦学，博览群书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在檀香山接受近5年的英美式教育和香港学医期间，孙中山已经萌发了朦胧的反清念头。在第一次出洋檀香山在回国途中，遭到清政府海关的稽查人的敲诈勒索时，他义愤填膺地向同船旅客讲解了中国政治改革的必要性，并鼓动说:“中国在这帮腐败的官吏掌握中，你们还坐视不救么?”在港穗两地读书近9年，这对孙中山来说，无论在文化科学知识的增长上，还是在人生道路的抉择上都有重要的意义。特别在香港读书8年，给孙中山的影响最大，所以，香港被孙中山称作他知识的诞生地和革命思想的发源地。孙中山在香港、广州读书时以喜欢购书著称，他将书保存在同学关景良家中。据关景良追忆，孙中山在西医书院时专心致志于学业，勤恳非常，白天习读医学，夜间研究中文，常见其半夜起燃灯诵读，其最爱读的是《法国革命史》及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孙中山虽然对达尔文相当推崇，但他对西方学者将达尔文学说运用于解释人类社会，形成社会达尔文主义却多有批评。孙中山在西医书院时，课下常与同学谈天说地论革命话题。同学关景良的母亲黎氏，因孙中山是儿子同窗好友，常邀孙中山到家作客。她见孙中山言论激烈，就问孙中山:“你志高言大，想做什么官?广东制台吗?”孙中山答:“不。”又问:“想做钦差吗?”孙又答:“不。”“那么，你想做皇帝吗?”孙中山说:“皆不想，我只想推翻满清政府，还我汉族河山，那事业比皇帝更高大了。”孙中山也认定:“大学毕业之后，决计抛弃其医人生涯，而从事于医国事业。”以上充分表明了除当时社会现状对孙中山的影响外，勤奋读书使他树立了革命大志。

二、读书积累高深学问

三民主义是孙中山制定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纲领，它包括民族、民权及民生三个问题的原则和方案，用以解决近代中国所面临的独立、民主和富强三大问题，为中华民族的振兴作出了巨大贡献。他的“三民主义”形成，与他读书的积累是密不可分的。

在他演讲“三民主义”表达民族主义对文化的态度上，孙中山认为中国几千年来积累起来的政治经验十分丰富，其中有不少是外国不曾认识的。他声称，他的民族主义就是继承中国历史文化遗产，发扬光大其优点，改正其缺点的结果。从这一基本立场出发，孙中山认为，近年来欧洲盛行的新文化和所讲的无政府主义，都是中国几千年以前的旧东西。如中国古代黄老的政治学说，就是无政府主义。他说:欧洲之所以驾乎我们中国之上的，不是政治哲学，完全是物质文明……说到欧洲的科学发达、物质文明的进步，不过是近来二百多年来的事。在数百年以前，欧洲还是不及中国，我们现在要学欧洲，是要学中国没有的东西。中国没有的东西是科学，不是政治哲学。至于讲到政治哲学的真谛，欧洲人还要求之于中国。

在讲民族主义道德忠孝时，讲到孝字，孙中山认为中国尤为特长，比各国进步得多，《孝经》里所讲孝字，几乎无所不包，无所不至。在讲到仁爱时，他说仁爱也是中国的好道德，古代讲爱的莫过于墨子。墨子所讲的兼爱与耶稣所讲的博爱是一样的。

除恢复中国固有的道德外，孙中山认为，固有的智力和能力也要恢复起来。他说:中国有一段最有系统的政治哲学，在外国的大政治家还没有见到，还没有说到那样清楚的，就是《大学》中所说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那一段话。把一个人从内发扬到外，由一个人的内部做起，推到平天下止。像这样精微开展的理论，无论外国什么政治哲学家都没有见到，都没有说出，这就是我们政治哲学的知识中独有的宝贝，是应该要保存的。

孙中山还主张恢复固有的能力。他说，现在中国人看见了外国的机器发达，科学昌明，认为中国人的能力不及外国人，殊不知中国人在几千年前却比外国人的能力大得多。外国现在最重要的东西如指南针、印刷术和火药等都是中国人发明的。人类衣食住行的许多东西，如茶叶、丝织品、拱门、吊桥等都是中国人发明的。

孙中山十分珍视中国传统文化，尽力发掘其中有用资源，用作培养爱国热情和民族自信心的宣传材料。但他并不是那种深闭固拒、嗜旧成癖的保守主义者，也不是那种不切实际的国粹主义者，而是对中西文化采取冷静分析取长补短的态度，主张对中外文化要防止其弊端，汲取其精华，重新构筑中西合璧的中国新文化和新政体。

孙中山在长期实地考察欧美民主共和制度下的社会状况的同时，也一直在孜孜不倦地从书本上研究其民主共和理论，阅读过大量有关著作。他在宣讲民权主义时，批驳外国人说中国不宜用民权的谬论。并指出:中国的进化比欧美还要在先，民权思想甚至在几千年前就有了，孔子孟子就主张民权。只不过那时候不能实现。孙中山的这些见解很可能与他早年流亡国外时随带黄宗羲的《原君》《原臣》有关。他所举的孔孟言论，是中国古代民为邦本、大同理想的表现，其中包含着古朴的民主平等观念，是中国古代民主思想的精华。他又引用法国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卢梭的《民约论》，用《民约论》中说各人都有天赋的权利的立论，来形容民权的潮流。孙中山说:“……世界潮流，由神权流到君权，由君权流到民权;现在流到了民权……”中国革命采用民权制度，一则为顺应世界潮流，二则为缩短国内战争。

在讲到平等时，他说:什么叫做平等?平等从那里来的呢?欧美的革命学说，都讲平等是天赋到人类的。譬如美国在革命时候的《独立宣言》、法国在革命时候的《人权宣言》，都是大书特书说平等、自由是天赋到人类的特权，他人不能侵夺的。

在演讲到用什么方法解决民权的实施问题时，孙中山自称他发明了欧美学者没有发明过的新理论，这就是权与能分开的理论。他举《三国演义》中蜀国的诸葛亮辅佐阿斗的历史故事说:诸葛亮是有能没有权的，阿斗是有权没能的。阿斗虽然没有能，但是把什么政事都托付给诸葛亮去做;诸葛亮很有能，所以在西蜀能够成立很好的政府，并且能够六出祁山去北伐，和吴魏鼎足而立。用诸葛亮和阿斗两个人比较，我们便知道权和能的分别。……从理论上讲权能可以分开，那么，从具体制度来说，人民应该拥有哪些权力?政府应该拥有哪些权力?孙中山提出，办法就是从间接民权改变为直接民权。即人民在县以下政区拥有选举权、罢免权、创制权、复决权。这四权就是孙中山要达到的民权，是保证人民管理政府这架机器的关键。在政府方面，要有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考试权、监督权。人民的四权和政府的五权相互制衡协调，才能既扩充人民的权力，又发挥政府的威力，中国就可以破天荒地在地球上造成一个新世界。

在讲到民生主义时，孙中山说，什么叫民生?民生就是人民的生活——社会的生存，国民的生计，群众的生命。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又叫共产主义，大同主义。既然如此，孙中山为什么不学外国直接叫社会主义，而用民生这个中国古老名词呢?这就需要把社会主义一词的来源、性质、和定义分辨清楚。由于孙中山能直接阅读英文书籍，他一直留心研究关于西方社会主义各个流派的学说，所以对社会主义学说的源流了如指掌。他说，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现代在外国是一样并称的，其中办法虽各有不同，但通称都是社会主义。现在中国有人将社会主义同社会学一样看待，这实在是一种混乱。英文社会这个名词为Society，社会学是Sociology，社会主义是Socialism，这三个英文名词前一半的字母都是相同的，所以许多人便产生混乱。其实，社会主义的英文单词Socialism，是从希腊文演变而来的，希腊文的原意是同志，就像中国俗话说伙计一样。社会学则是研究社会情状、社会进化和群众结合的现象;社会主义是研究社会经济和人类生活的问题，即研究人民生计问题，所以，我用民生主义来替代社会主义，本意就在正本清源，把这个问题的真实性质表达清楚。

孙中山认为，几十年来，研究社会主义的学者不知道有千百家，所出书籍也不知道有千百种，各种学说之多，真是聚讼纷纷。在马克思学说发表以前，世界上讲社会主义的都是陈义甚高的理论，脱离实际很远，这一派被称为乌托邦派。乌托邦和中国古代黄老所说的华胥氏之国意思相同。乌托邦派之所以出现，是由于那些极有道德、悲天悯人之士，见人类受了很多痛苦，于心不忍，却又无力改良，所以只好说理想上的空话，作一种希望寄托。至于怎样具体实践，却丝毫没有想到。马克思出世之后，用他的聪明才智和学问经验，对社会问题作一极透彻的研究，把古人所不知道和所不能解决的都通通发明出来，马克思的发明是全凭经济原理。从这一原理出发，马克思批评从前主张社会主义的人，不过是有个人的道德心和群众的感情作用，其实经济问题不是道德心和感情作用可以解决得了的，必须把社会的情状和社会的进化研究清楚之后，才可以解决。这种解决社会问题的原理，可以说全凭事实，不尚理想。所以孙中山称赞说:实业革命以后，研究社会问题的人不下千百家，其中研究最透彻和最有心得的，就是大家知道的马克思。马克思对于社会问题，好像卢梭对于民权问题一样，在一百多年以前欧美研究民权问题的人，好像中国崇拜孔子一样;在研究社会问题的人，也没有哪一个不是崇拜马克思做社会主义的圣人。他又说:马克思所著的书和所发明的学说，可以说是集几千年来人类思想的大成。

在民生主义演讲中，孙中山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许多重要观点，都作了介绍评判，表明他对马克思的理论学说进行认真仔细的研究。从中当无疑问孙中山阅读过马克思著作以及西方介绍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书籍，也表现了孙中山宽广的知识视野。

为三民主义的演讲，孙中山事先事后，参阅引证了中外古今大量的书籍，仅在民权主义部分，所举书目就有卢梭的《民约论》，美国《独立宣言》，法国《人权宣言》，曾孝谷《黑奴吁天录》，柏拉图《理想国》，罗贯中《三国演义》，廖仲恺译《全民政治》等等。将深奥的三民主义演讲得深入浅出，通俗易懂，使听众保持浓厚兴趣。

孙中山还是一位出色的演说家，他的演讲水平和言谈风度令人倾倒。林百克的《孙逸仙传记》对孙中山的演讲情景作了如下的描述:中山有一次演说，环聚而听者无数，中外人都有。在一个大厅里面，声音是很不容易传达到四处的。中山说了几句开场话之后，向前面走几步，听众掌声雷动。他静默移时，再前进一步，掌声又起，夹杂一片欢呼声。他等了等，将手举起，听众肃然，寂静无声。中山仍举手静默，屹立不动，乃开始演说。他演说时，差不多换了个样子，骤然响朗的声音，人中如有电力。他的话句句真实，字字迅疾。他的声音，准确锋利像机关抢，高下疾徐，如合音节。他的演词平稳如流水，煞尾清楚，戛然而止。他依然静立在讲厅回声中间，而他的话已经深入听众脑筋里了。听众的欢呼声鼓掌声又起，中山如立在海岸上，看海里的波浪，很是静。他再举手，喧闹之声立静，他又雄辩滔滔地演讲一回。

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博大精深学问的形成，是他对中外社会考察和勤奋读书的结果。据研究者统计，在已刊行的孙中山著作中，提到70余个国家、地区近2000个地名，古今中外人物1万多名，重要事件100余件，提及各种主义、思想学说约150多种。这进一步说明孙中山不仅对于欧美各国各种主义、思想学说和宪法等有关书籍进行精心阅读，并且加以综合，详细比较分析，了解其理论与实际的演变及得失利弊。由于孙中山读书的广度和深度，使他积累了高深的学问。

三、宝贵财富

孙中山的读书不但成为其革命事业成功的重要因素，而且，他的读书方法与经验也成为后人的宝贵财富。

第一是不怕困苦，勤奋读书。孙中山在3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无论是在困苦颠连的国外流亡岁月里，还是在日理万机国内军政活动中，无论是在高歌猛进的革命发展之际，还是在屡起屡仆的挫折失败之时，他如饥似渴的读书热情，丝毫没有衰减过。经济窘迫时，他可以节衣缩食，忍饥挨饿;工作繁忙时，他可以夜以继日废寝忘食;危难面前，他可以镇静自常，置生死于度外，他唯一不能忘怀的是读书。

1896年9月底，孙中山赴英国，被清朝驻英公使馆的密探监视，于10月11日上午被绑架囚禁，经各方营救被羁押了12天的孙中山终于重新获得了自由。孙中山获得自由后，继续留在伦敦。在这一时期，孙中山去得最多的是大英博物馆，并在那里获得一张为期半年的读者卡。据清公使馆所雇司赖特侦探报告孙中山获释后，大部分时间是在大英博物馆的阅览室度过的。从1896年12月3日到1897年6月24日，孙中山几乎每天都在大英博物馆读书。例如，1896年12月5日，孙中山于上午11点去霍尔庞邮局发了两封挂号信，然后去附近邮局书店选书，接着又乘车前往大英博物馆。又如1897年4月9日，孙中山于上午10点半到大英博物馆的图书馆，下午2点去金谷面包公司午餐，之后仍回到图书馆，直到下午7点离开。所以侦探在4月18日的报告中称:“截至我们现在写信时为止，他的行动很有规律，几乎每天到大英博物馆图书馆、覃文街四十六号、霍尔庞邮局。……在大英博物馆图书馆，他不变地总是进阅览室，并停留几小时，偶然的为吃些点心，就离开到布莱街金谷面包公司，之后，有时仍回到大英博物馆图书馆。”大英博馆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长期读书写作的地方，孙中山来到伦敦时，马克思的学说已经在欧洲广泛流传。对于正热衷于对西方各种社会主义学说了解和比较研究的孙中山，研读了《资本论》，也读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其他著作(英译本)及大量有关书刊。

孙中山在伦敦从事写作的同时，抓紧一切时机读书。据康德黎说，此次在伦敦居留期间，孙中山没有浪费一分钟的时间去玩乐，他总是不停地工作，阅读一切学科的书籍。如关于政治、外交、法律、军事和造船、矿产与矿物、农业、工程、牲畜饲养、政治经济学等方面的书，都引起他的注意并且坚持不懈地加以细心和耐心地研究。孙中山除借阅康德黎的藏书外，还用他并不宽裕的旅费来买书。根据上海孙中山故居藏书目录，1897年前出版的书目共有106种，从科学分类看:政治8种、经济6种、社会8种、军事5种、法律7种、哲学2种、文学11种、传记5种、宗教3种、历史26种、铁道5种、天文地理6种、医学2种、其他2种。在这藏书中可能包括有这次在伦敦期间购买并保存下来的书籍。为了买书读书，孙中山宁肯省吃俭用，有时一连多天每顿只吃几块面包。1908年，孙中山到达伦敦后，湖北留学生曹亚伯见他旅费告罄，连食宿也有困难，便在同学中募集了三四十英镑交给他，可两三天后，当曹亚伯再去看他时，见他将钱全部买了书。1913年8月，孙中山在二次革命失败后逃亡日本东京，当时他囊空如洗，不名一文，日本政府又逼他离境，同时还要提防袁世凯所派杀手的跟踪，在这种穷困险恶的处境下，孙中山行装甫卸，便开始了读书。

1922年6月，陈炯明发动广州叛乱，孙中山在永丰军舰上与叛军对峙50多天。时值南国酷暑季节，船舱内闷热如蒸笼，甲板晒得似烙铁，人们终日大汗淋漓。孙中山来永丰舰时，只穿夏布长衫，连换洗的衣服都没有，还要随时防备叛军的袭击轰炸，困苦是可想而知。在此期间，孙中山每日除商议进止及接待来舰的人士和手草函电促各路讨贼军进攻叛逆外，其他时间仍危坐读书一如平时。当永丰舰驶向白鹅潭，叛军以永丰舰为主要目标发炮轰击，叛军密集的炮火使舰身几处被击中，舰上多名士兵伤亡，形势非常危急，孙中山依然站在甲板上指挥。为了安全，孙中山被官兵们劝下到舱房里去。在舰队冲过车歪炮台后，卫士马湘下舱去看孙中山，发现他正端坐在那里看拿破仑传。

孙中山嗜书如命，源于他强烈的求知欲望。孙中山提出，人类为什么要求知识?因为世界上有很多的事情，很多的道理，都是人类不知道的，又因为世界文明，要有知识才能进步，才能进步得快，人类要追求世界文明进步，所以就要求知识。对于个人来说，求知识还是安身立命的必要条件。孙中山表示:“人生就是战斗，战斗必要有枪，人好比是一支枪。但光有枪还不行，还要有充足的子弹，广博的知识就是子弹。空枪上阵，仗是打不得的。”读书对于孙中山既积累了知识，又提高了革命本领。

第二是书为我所用，不被书奴役。孙中山在其所著的《孙文学说》一书中曾谈到自己读书的方法与经验，他说:“如能用古人而不为古人所惑，能役古人而不为古人所奴，则载籍皆似为我调查，而使古人为我书记，多多益善矣。”可见他是反对死读书、读死书的，主张不做古书的奴隶，而要做主人。他读书的目的是古为今用，为了革命，学而致用。例如，孙中山认为，孔子和孟子是中国古代的圣贤，但不是今天的科学家，而且当时科学尚不发达，所以孔孟所言有合于公理者，有不合于公理者。这在当时动辄以孔孟为立言根据，特别对几千年顶礼膜拜孔子，认为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的崇古观念，是公开的挑战。

1904年1月，孙中山在《驳保皇报书》一文中，针对《新中国报》将达尔文误作法国人，并称达尔文有提倡法国三次革命之功，孙中山运用自己早年熟读达尔文之书，了解达尔文生平的优势，指出，达尔文是英国人而不是法国人，当法国第一次革命时，他还未出生，当第二次革命时，他还未成学，当第三次革命时，他尚未出名。孙中山用确凿的史实批驳了保皇派的论据。针对该报文章用“法国死于革命者一千二百万”，以恐吓人们不要进行革命的企图，孙中山一针见血地指出，文章作者既然知道法国三次革命都发生在巴黎，此外无死于革命者，那么巴黎当时总共有多少人口?……即使巴黎全城人口全部死于革命，三次统计起来，也不到一千二百万之数，难道该主笔以一人重复计算几十次得出的统计数字吗?孙中山运用公认的历史事实，严密的逻辑推理，将保皇派谬论批得体无完肤。

孙中山从很早起，就对西方人鼓吹的优胜劣败弱肉强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持否定和批判态度，认为是一种野蛮的学问。他说:“物种以竞争为原则，人类则以互助为原则。社会国家者，互助之体也。道德仁义者，互助之用也。人类顺此原则则昌，不顺此原则则亡。”他对那些只讲强权不讲公理的外国列强，更是不遗余力地谴责。从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立场出发，孙中山申明，即使中国将来强盛，也不称霸。

孙中山在读书学习上，既不为中国古人所役，也不为外国洋人所惑。尽管孙中山认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应该虚心学习别人长处，为己所用，先要学习欧美，然后才能赶超欧美。但同时他又强调指出，学习外国，要从本国国情出发，不能迷信盲从，照誊照搬，而是要取长补短，迎头赶上。他认为，中国几千年来，社会民情风俗习惯与欧美不同，管理社会的政治自然也和欧美不同，所以，在政治上不能完全仿效欧美，像仿效欧美的机器一样。我们只能照自己的社会情形，迎合世界潮流做去，社会才可以改良，国家才可以进步。如果不照自己的社会情形，迎合世界潮流去做，国家便要退化，民族便遭受危险。

由于具有上述正确的学习态度，孙中山才能做到融汇古今，沟通中西，并在此基础上，根据时代发展的中国国情的需要进行新的创造。正如孙中山所说:“余之谋中国革命，其所持主义，有因袭吾国固有之思想者，有规抚欧洲之学说者，有吾所独创者。”

第三是不耻下问，虚心读书。读书既然不是为了个人的声名利禄、飞黄腾达，而是为了民族的振兴、人民的安乐，所以读书一定不能粗枝大叶，马马虎虎。孙中山告诫同志说:“一般人读书不认真不要紧，我们革命党人却千万不可不认真。因为一般人读书，或是为个人的前途，或是为了一家的生活，他读书不认真，成败得失，只他个人或其一家。革命党人则不然，一身负国家社会之重，如果自己读书不认真，事情做错了一点，就不但害了我们的党，连整个国家社会也被害了。”孙中山不但这样告诫同志，对自己也是一丝不苟，严格要求自己。他的《实业计划》要出版中文单行本，他请人提出修改意见，并在序言郑重申明，这份计划只是一个粗疏的大纲，不能作为具体建设的根据，“非待专门家加以科学之考查与实测，不可遽臻实用也。”对于关乎国计民生的建设计划是这样，对某些细节问题，孙中山也不马虎。《孙文学说》第四章提到他的朋友李石曾从前曾在法国微生物学专家巴斯德门下求学。书出版后，孙中山特送李石曾一本，问记载有无错误。李石曾指出:“我虽然曾经入巴斯德学院学习，但当我入学时，巴斯德已经去世。所以您在书里说我曾游于巴斯门下，是不准确的。”孙中山听了，表示要在再版时改正过来。有一次在广州演讲，讲到修身时，孙中山说，西洋人修身，出门则衣履整洁，纽扣必结，剃须修面，指甲剔除污垢，皮鞋擦得干干净净。现在中国人在修身方面反不如外国人。演讲后回到大本营，孙中山向刘成禺及但焘介绍他在会上所讲上述内容，刘和但都表示:“恐怕先生讲错了。中国的修身，是指品性的修炼。所以说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修身，以身作则乃为士民之范，在内行也。先生标举西洋的修身，属于个人卫生，在中国谓正其衣冠，尊其瞻视，亦即外表的修饰，而不是内行也。”孙中山听后，沉吟良久，忽从椅子上起身，说:“那不是我错了吗?”刘成禺和但焘说:“可能是不准确。”孙中山说:“演讲速记稿已经送往各报馆付印了，怎么办?”身边工作人员建议:“马上派人取回原稿，就说速记稿错了，需进行更正。”于是，派守桥队长邓演达连夜骑马往各报馆把演讲稿取回来，由孙中山重新作了修改。又如，孙中山在做学问时，询问邵元冲有关中国制造舟车及发明火药之起源，有何参考书。邵答，有《格致镜原》、《事物纪始》等书可供参阅。又询问有何书备陈中国周秦学术源流，而列举出处，无割剿袭之弊?即当举马骕《绎史》对曰。又有一次，撰写《孙文学说》时，欲详知明代郑和遍历南洋故实及当时海舶的构造，邵举费信的《星槎胜览》等书，孙中山嘱其都予购置，以备参阅。

这就是孙中山的读书生活。从中就可看到读书是孙中山革命事业成功的重要因素。读书，使孙中山具有高深的学问，读书，使孙中山增长了革命的本领，读书，成就了孙中山一生的伟业。

孙中山留给我们的精神财富，首先是他爱国、革命和不断进步的精神，值得我们继承与发扬。而他一生酷爱读书及其追求真知、学以致用的科学态度，也是我们的宝贵范例，值得发扬与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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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工作单位:沈春樵，浙江图书馆;张真，中国美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