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似道擅权的开始

一、整肃朝政，独揽大权

景定元年(1260)四月初一日，吴潜被罢去左相。理宗以为，“多事之时，揆席不可暂虚”，因而一方面命参知政事朱熠、戴庆炣“分日当笔”，一方面命右丞相贾似道自湖北急赴行在视事。当月下旬，贾似道以少师、卫国公、右相兼枢密使奉召回到临安。进国门日，理宗本要为他举行一个盛大的欢迎仪式，“依文彦博例，郊劳于都城外，赐御筵及朝见后，择日对御赐宴”^[2]，以表示对这位“再造宋室的功臣”的器重，但都被贾似道一一谢绝。

理宗可能长期受理学熏陶，特别讲究“恕道”，也可能因为侥幸登上帝位，所以愿将部分特权与周围之人共享，因而在南宋诸帝中，理宗的统治最显“宽厚”，对后宫、宦官、外戚和近习尤为放纵。而这种放纵给政治却带来了严重恶果，正如淳祐五年(1145)官员高斯得所言:

宫邸无故而妄求进秩，不问也;嬖宠恃恩而豪夺人田，不问也;戚畹葬埋过于侈忲以溷有司，不问也;宦寺怙势，颐指气使，驾使者而倾之，不问也。而宗藩之横则又甚焉:有纵恣舆台，囊槖巨盗，而邀求内批以免死者矣;有嗾使徒卒，伐人宰木，而躏藉官吏以求胜者矣。凡此数端，奸礼犯义，在崇、观、政、宣之间，固不以为怪，而隆兴、乾、淳之世，则未必有也。^[3]

换言之，在贾似道上台以前，理宗朝政治的腐败和黑暗已与即将亡国的北宋徽宗末年相仿佛，而所以造成这种状况，都与理宗的怠政和放纵有关。

贾似道既是一个权力欲极强之人，也希望在政治上有一番作为，他目睹当时外戚、宗室势力膨胀，宦官、近习用事的现状，同时也听到朝臣对出现这类现象的不满，决心彻底加以改变，这样既可以收群臣之心，又可以独揽朝政。

前面已经说到，在贾似道为相以前，由于宦官董宋臣、卢允升等用事，使理宗的腐败程度进一步加深。不仅如此，他们还讨好皇后谢氏(名道清)，唆使理宗任用外戚子弟为监司、郡守，并“引荐奔竞之士，交通贿赂”，以“窃弄权柄”^[4]。吴潜等以前的一些宰执和台谏虽曾想驱逐宦官势力，往往反受其祸，或被诬陷，或遭排挤，从此群臣中无人再敢对他们置一辞。

贾似道入朝后，首先全部罢去了受董宋臣、卢允升推荐而获得升迁的林光世等人的官职，并将董、卢两人调为外任，于是“余党慑伏，惴惴无敢为矣”，宦官势力遭到沉重打击，终宋之世，他们中再无人受到重用。

宋代吸取历史上外戚擅权的历史教训，对他们的防范甚严，正如宁宗朝的吏部侍郎彭龟年所说:“祖宗待外戚之法，远监前辙，最为周密。不令务政，不令管军，不许通宫禁，不许接宾客。不惟防禁之，使不害吾治，亦所以保全之，使全吾之恩也。”^[5]特别是根据“崇爵厚禄，不界事权”^[6]的祖宗之法，外戚不能担任宰相、枢密使副、侍从、监司和郡守等具有实际权力的官职，甚至不能任文资和管军^[7]。可是，进入理宗朝以后，一些外戚与宦官相勾结，往往突破上述限制，攫取实际权力。于是贾似道施展权术，表面上与外戚诸谢中最为骄横难制的谢堂(谢皇后之侄)深相结交，“日亲狎而使之不疑”。景定元年(1260)五月，谢堂以朝奉大夫、集英殿修撰知绍兴府，七月到任，可是不到三个月，贾似道就不动声色地突然将他罢为祠官，仅奉朝请而已，完全失去了实权。“堂虽知堕其术中，然亦未如之何矣”^[8]。接着，贾似道要理宗下诏，命外戚不得为监司、郡守。从此“子弟、门客敛迹，不敢干朝政”^[9]。影响所及，宗室的嚣张气焰也得到收敛，连福邸(理宗本家)“略不敢以邪封墨敕以丐恩泽”。^[10]

两宋之交，民族危机深重，过去一贯受到朝廷厚养的太学生，先后为反对蔡京、童贯等“六贼”和黄潜善、汪伯彦等妥协投降派，为挽救民族危亡而展开了轰轰烈烈的斗争，惨遭高宗杀害的陈东可以说就是南宋太学生运动的先驱。高宗朝以后，由于民族矛盾依旧尖锐，以太学生为主体的三学(太学、武学、宗学)和京庠(临安府学)学生，继续参与国家的政治生活，不断揭露朝廷中的各类腐败现象，逐渐形成为一股不小的政治势力。太学生们经常抨击朝政，臧否人物，伏阙上书，“言侍从之所不敢言，攻台谏之所不敢攻”，甚至掀起声势浩大的抗议运动。赵宋统治者本来就有优待士大夫的传统，又鉴于陈东事件的教训，惟恐背上“坑儒恶声”，所以对太学生也不得不让步三分，故太学作为一种教育机构竟有了“无官御史台”^[11]之称。到理宗朝淳祐、景定年间，随着政治腐败的加深和民族危机的加重，太学生对参与国家政治生活更加积极，“凡其所欲出者，虽宰相、台谏，亦直攻之，使必去权，乃与人主抗衡”，史嵩之和丁大全的罢相，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由于太学生的持续反对所至。对丁大全的反对虽有其积极意义，但对史嵩之的反对却是意气用事居多，完全是受对史嵩之不满的某些官员煽动的结果。

南宋太学生参与政治，有其积极的一面。太学生一般比较年轻，少世故，多棱角，富有正义感和爱国热忱。他们中的许多人以天下为己任，敢于藐视权贵，与朝廷中的腐败现象展开不屈不挠的斗争。这些人当是国家的栋梁和民族的脊梁骨，他们的行动对于打击权奸，改良政治，惩治腐败，振奋民族精神都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但是，也有一些太学生抱着个人目的来参与政治活动，这就给朝政带来了消极的影响。他们或“招权受贿，豪夺庇奸，动摇国法，作为无名之谤”^[12]，以陷害良善;“或阳为矫激，或阴为附丽”^[13]，哗众取宠，暗中勾结，借此抬高声誉，以博取功名。如理宗赐驸马杨震宅第，要拆去四旁民居以拓宽地基，太学生方大猷的私宅首先在被拆迁之列。宦官董宋臣负责该项工程，颇感为难，认为他一定会成为“钉子户”。一天，董宋臣携带礼物去方家拜访，不料未等他开口，方大猷就主动将私宅投献。理宗知道后大喜，“视其值数倍酬之”。方大猷受宠若惊，作谢表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一毫以上，悉出君恩。”方大猷“自此擢第登朝”^[14]。方大猷入仕后，又成了丁大全的党翼。再如宝祐六年(1258)，太学生陈宜中、黄镛、刘黻、林则祖、陈宗、曾唯六人上书反对丁大全，一时声名大噪，获得了“六君子”的美称。但当后来他们一入仕，都纷纷投靠贾似道，成了他的鹰犬，陈宜中因此被拔擢为签书枢密院事兼权参知政事。南宋末年，黄镛知庐陵(江西吉安)，千方百计破坏文天祥起兵勤王，后来又与曾唯等人率先投降了元朝。

贾似道吸取了史嵩之、丁大全垮台的教训，知道要对付在京学生不可以力胜，只能以权术驾驭，以利害笼络。于是，贾似道一方面不顾官吏冗滥、财政极端困难的现状，加重对太学生科举、授官的恩例，增拨学田以补充学校经费，给太学生改善住宿、伙食等各种待遇，对他们竭力加以收买。另一方面，又凭借其手中握有的巨大权势，对学生们施之以威，随时注意他们的动向，“学舍纤悉无不知”^[15]，对触犯学规和反对自己的在京学生皆严惩不贷。如咸淳三年(1266)，京学生叶李与同舍生康棣等八十三人伏阙上书攻贾似道，言其“缪司台鼎，变乱纪纲，毒害生灵，人神共怒，以干天谴”。贾似道知书稿出于叶李之手，即命知临安府刘良贵诬以“僭用金饰斋扁”，将他投入监狱加以迫害，最后贾似道不顾其他官员的反对，又将叶李发配到漳州。^[16]

在贾似道的利诱和威逼下，太学生对朝政噤若寒蝉，完全失去了昔日舆论监督的作用。有些太学生被收买后，惟以对贾似道歌功颂德为能事，当贾似道要君去国时，则上书赞美，极意挽留，不是称他为“师相”、“元老”，就是称他为“周公”、“魏公”，“无一人敢少指其非”。^[17]

贾似道以上这些做法，虽然是为了独揽大权，但客观上对于抑制宦官、宗室、外戚等腐朽势力的发展起到了有益的作用。正如宋末元初学者周密所言，经过贾似道上述一系列的运作以后:“内庭无用事之人，外阃无怙势之将，宫中、府中俱为一体，凡此数事，世以为极难，而似道乃优为之，谓之无才可乎?”^[18]不过外戚、宗室等势力虽然暂时受到遏制，但他们并不甘心，故一旦贾似道失势后，便会对他实行毫不留情的报复。

二、拘留郝经，害国害己

开庆元年(1259)闰十一月二十日，忽必烈从鄂州前线回到燕京，稍事休整后继续北上，于次年三月会诸王于开平(在内蒙正蓝旗东闪电河北岸)，在那里召开忽里台大会，宣布继承汗位，是为元世祖，并定当年年号为中统元年(1260)，此实为蒙古汗国正式有年号之始。

忽必烈之父拖雷，是成吉思汗的幼子。拖雷正妻生有四子:蒙哥、忽必烈、旭烈兀和阿里不哥。蒙哥即汗位后，即命弟旭烈兀西征，自己与忽必烈率军南侵，并由幼弟阿里不哥留守和林(蒙古人民共和国哈尔和林)。按照蒙古传统惯例，选汗的忽里台大会应在鄂嫩河和克鲁伦河之地举行，而且必须有各系宗王参加。阿里不哥以此为借口，于忽必烈继承汗位的次月，在和林召开大会，在另一部分诸王的支持下，也宣布继承汗位。于是，忽必烈与阿里不哥为争夺汗位而开始了长达四年之久的激烈战争，直到至元元年(1264，南宋景定五年)七月，阿里不哥众叛亲离，彻底失败，才不得不向忽必烈投降。

忽必烈继承汗位之初，内外形势十分严峻:在内部，阿里不哥的自立为汗，不仅使忽必烈失去了来自后方本土的支持，而且将有一场争夺汗位的尖锐斗争摆在他的面前;在外部，山东等地区原来已经归顺蒙古的部分汉族将领，正在观望形势，随时可能举兵叛乱。为了从中原腾出兵力以对付阿里不哥和稳定自己的统治，忽必烈认为有必要暂时改善与南宋的关系。为此，他于中统元年四月派翰林侍读学士郝经为国信使使宋，告忽必烈即大汗位，并商讨和议。

郝经一行到达宿州(安徽宿县)后，派出副使刘仁杰、参议高寿羽联系入宋日期，但得不到答复。又写信给南宋三省、枢密院及两淮制置使李庭芝，可是与以往南宋方面对议和有求必应的态度不同，这次始终没有给予回音。

原来郝经使宋的消息传到南宋以后，理宗于当年七月就对宰执说:“北朝使来，事体当议。”明确表示了接待的意向，只不过对谈判的具体内容似有一番商量。可是由于贾似道过高地估计了南宋方面的力量，以为既然淳祐元年(1241)南宋曾拘囚蒙古使者月里麻思等七十余人于长沙飞虎寨至今，未见严重后果，这次也不仿故伎重演，而更主要的是为了隐瞒在鄂州前线主动求和，请求退兵，答应岁币的事实，害怕蒙使的到来会暴露真相，所以他故作强硬地对理宗说:“和出彼谋，岂容一切轻徇?倘以交邻国之道来，当令入见。”^[19]从而为阻止郝经入宋埋下了伏笔。果然，在贾似道的一手操纵下，理宗一反对和议的常态，下诏告谕道:“誓不与北和。”郝经才识过人，有“重名”，蒙古平章政事王文统对他十分妒忌，于是“文统阴属李璮，潜师侵宋，欲假手害经”^[20]。南宋看到蒙古一面派人来议和，一面却从山东发动南侵，更以为他们的议和是假，从而为贾似道拒绝接待并拘留郝经找到理由。

郝经出身儒生，不像蒙古军事贵族那样黩武好战，他以为蒙、宋两国“暴骨几三十年，遗黎残姓，殆欲歼尽”^[21]，现在应该是坐下来进行和议的时候，所以尽管他出使南宋遭到拒绝，还是不顾个人安危，率从者三十七人，“启行渡淮”^[22]，进入扬州。结果，却遇到了南宋外交史上从未发生过的怪事，这就是郝经一行进入南宋国土之后，“朝廷不得造，执事不得见，制使不得接。于是作为表书、关移、公牒而皆不见”。不仅如此，贾似道还命人拆毁一直来接待北使的都亭驿，以表示坚决不接待蒙古使臣的态度。郝经一行抵扬州后，南宋又借口扬州使馆已被大火烧掉为由，命李庭芝以真州仪真(江苏仪征)的忠勇军营改建成使馆，将郝经一行拘留在那里。

郝经被拘留后，曾先后给两淮制置使、丞相贾似道和理宗皇帝写信，希望能说服他们同意议和，但贾似道一概不作答复，又不肯将郝经等人放归，其行为既残忍又愚蠢。

南宋方面对郝经一行的生活虽然还是有所优待，郝经本人也承认自拘留真州以来，“恩礼加厚，坐享饔劳”^[23]，但长期丧失人身自由，对他们毕竟是一种残酷的折磨。郝经深信南宋的灭亡已经指日可待，他在与南宋君臣不断进行抗争的同时，潜心研究经史儒学，著有《续后汉书》等书七种，同时教授随从读书。后来，郝经终于成为元朝初年最著名的儒家学者，“从者皆通于学”，其中书佐苟宗道受到郝经的长年教诲，回国后还被元世祖忽必烈任命为国子监祭酒。^[24]

蒙古见郝经一去不返，于中统二年(1261，南宋景定二年)五月遣崔明道、李全义为详问官，到南宋“访问国信使郝经等所在”，并责问南宋“稽留信使，侵扰疆埸”之罪。贾似道采取鸵鸟政策，不予理会。七月，忽必烈再次派人赴南宋交涉，同时发布了一道伐宋诏书，其谓:

朕即位之后，深以戢兵为念，故年前遣使于宋以通和好。宋人不务远图，伺我小隙，反启边衅，东剽西掠，曾无宁日。朕今春还宫，诸大臣皆以举兵南伐为请，朕重以两国生灵之故，犹待信使还归，庶有悛心，以成和议，留而不至者今又半载矣。往来之礼遽绝，侵扰之暴不已。彼尝以衣冠礼乐之国自居，理当如是乎?曲直之分，灼然可见。今遣王道贞往谕。卿等当整尔士卒，砺而戈矛，矫尔弓矢，约会诸将，秋高马肥，水陆分道而进，以为问罪之举……^[25]

诏书义正辞严，威胁要用武力迫使南宋交出郝经等人，按理说这对南宋已经形成了很大的压力，不料贾似道依然置若罔闻，对两国间如此重大的外交事件，采取了极端不负责任的态度。不过此时的忽必烈，正忙于与阿里不哥的战争，一时也无力对南宋采取真正的军事行动，这使贾似道更加错误地以为拘留郝经并无严重后果，蒙古只是虚声恫吓而已。中统四年二月，忽必烈又遣王德素充国信使，刘公谅为副使使宋，致书理宗，“诘其稽留郝经之故”^[26]，南宋方面仍然拒绝作出答复。

诚然，忽必烈派郝经去南宋议和只是一个权宜之计，宋、蒙之间即使达成了某种和议，也不会持久，但南宋毕竟可以利用议和暂时缓和一下与蒙古的尖锐矛盾，以争取喘息的时间，现在这样一个机会也被贾似道断送了。贾似道的目光短浅和为一己私利的举措，不仅给郝经一行，更给南宋国家和贾似道本人造成了极为严重的伤害:拘留郝经，既成了后来蒙(元)发动大规模南侵的借口，贾似道也被南宋人指责为是挑起蒙(元)南侵的罪魁祸首。

德祐元年(1275)二月，丁家洲之战失败以后，南宋灭亡已成定局，宋廷才急忙将拘留时间已经长达十六年之久的郝经等人释放，以厚礼送回元朝。郝经在回国途中染上了病，七月在大都(北京)去世，终年五十三岁。

三、招纳李璮，得不偿失

李璮一名松寿，为李全、杨妙真之子。理宗绍定四年(1231)正月，李全战死扬州城外后，其妻杨氏率军北投蒙古。次年，杨氏入觐窝阔台汗，“得绍夫职”，出任山东、淮南行省事务。若干年后，杨氏因年老等原因辞政，蒙古又以李璮袭父职，出任益都行省，“仍得专制其地”。其后，蒙古多次征调李璮的军队，他都借故不遣。蒙哥汗南侵时，曾命李璮率军队前行，他又以“益都乃宋航海要津，分军非便”为由加以拒绝。李璮在山东三十余年，先后攻占涟水(今属江苏)、海州(江苏连云港)等地，并常以南宋的进攻或虚假的战报恫吓和欺骗蒙古，以扩大势力，领取赏赐和粮饷，“自为完缮益兵计”^[27]，从而成为蒙古统治下山东地区的一大割据势力。

忽必烈即汗位后，急欲与南宋议和，他一面下诏“沿边诸将毋得出境侵抄”^[28]，一面命郝经赴宋议和。然而蒙、宋一旦媾和，将使忽必烈有力量对付内部危机，不利于地方割据势力的坐大。因此李璮岳父、平章政事王文统，不仅怀着对郝经的嫉妒，更有深远的政治目的，才指使李璮向南宋挑起事端，想以此害死郝经，破坏蒙宋和议，但后来为忽必烈所制止。

景定二年(1261)八月，李璮趁忽必烈的军队北调之际，决定投降南宋^[29]。他通过两淮制置使李庭芝，多次向南宋政府写信，表示归降之意。对于李璮的投降，理宗开始时心存疑虑，他说:“逆雏一再纳款，情伪难凭，不可苟目前之小安，贻他日之大患，切须审处。”贾似道以为:“当与之要约，如能归涟、海之地，始足取信。”^[30]正月底，质于蒙古的李璮之子李彦简自燕京逃归。翌年二月初三日，李璮尽杀蒙古戍兵，以涟水、海州等城降宋，并献京东州县以赎其父李全之过。于是南宋授李璮为保信宁武军节度使，督视京东、河北等路军马，封齐郡王，并追复李全官爵。^[31]

理宗对李璮投降并归还涟、海诸州，可谓欣喜若狂，似乎太平唾手可得，特作诗赐贾似道:“力扶汉鼎赖元勋，泰道宏开万物新。声暨南郊方慕义，恩流东海采来臣。凯书已奏三边捷，庙算全消万里尘。坐致太平今日事，中兴玉历喜环循。”^[32]贾似道也认为李璮归降是他这位“元勋”的功劳，更加不可一世。他们都没有考虑如何声援李璮，以对付即将到来的蒙军报复。

这时，蒙古在山东的兵力空虚，李璮便趁机攻占益都(山东益都)、淄州(在山东淄博南)，进而入据济南城。忽必烈得悉李璮叛降南宋消息后，不顾正在与阿里不哥进行紧张的战争，立刻展开反击，他当即处死了与李璮相勾结的王文统，同时调集各路军队，命诸王哈必赤率领前去讨伐李璮，进围济南。是年四月，忽必烈看到李璮兵势甚盛，再命右丞相史天泽前往节制诸军。史天泽来到济南前线，对哈必赤说:“璮多谲而兵精，不宜力角，当以岁月毙之。”^[33]于是蒙军深沟高垒，对济南实行长期围困。可是贾似道只满足于收复涟、海诸郡，并无远图，所以对蒙古攻打李璮基本上采取观望态度。直到六月，南宋看到李璮已岌岌可危，才拨银五万两，作为益都军队的犒赏，不派大将而派考取进士不久、“善机辩”的青阳梦炎率军援助。宋军进至山东，终因害怕蒙军，不敢前进而擅自返回。

八月，蒙军加强了对济南城的包围，李璮的亲信将领田都师缒城出降。李璮虽日夜率领士兵拒守，终因南宋援兵不至，城中严重乏食，甚至以人为食，无法守御。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李璮投大明湖自杀，因水浅不死，为蒙古所俘虏，当即被杀。于是，蒙古又重新占领了济南、益州、淄州等地，忽必烈以董文炳为山东路经略使管军政，并取消了汉族军阀的部分特权。南宋并未从李璮的归降中获得好处，反而进一步加剧了与蒙古的矛盾，可谓得不偿失。

四、打算法的推行和刘整之叛

南宋后期，战争频繁，每次战争，朝廷都要支出巨额军费予以支持，尤其是打了胜仗以后，赏赐之钱动辄数百万缗，绢帛也不在少数。众所周知，南宋军政不修，武将、边帅的贪污腐败也十分严重。他们克扣士兵粮饷，侵吞军赏，虚报军额、放债、买工、经商赢利等刻剥手段已无所不用其极。宁宗朝时，魏了翁说，武将们“剥下媚上，背公首私，陞差夺于货贿，拣汰挠于请嘱。庸者有输假贷子钱者……或以铁钱充兑给而规其倍称之息，戍兵之愤惋不恤也”^[34]。淮东提举常平陈绩在奏疏中指出:“主将克剥至重，莫甚于今日，私役之弊，买工之弊，差使营运之弊，未尝少革。”^[35]最严重的则是虚报军额，如四川在嘉定年间经过核实的军队有八万二千人，可是到理宗朝初年实际只有六万余人^[36]，虚报的军额达二万人左右。在理宗朝，吃空额的弊病更加严重，据著作佐郎高斯得奏称:“蠧财之大者莫若军旅……今江淮荆蜀，符籍半虚。主帅务私，赀为囊橐，根株盘结，未有能穷其奸利而一清之者。”而作为制置使和安抚使的多为文臣，他们掌握了更大的军权和军费支配权，其中贪污中饱者也绝对不在少数。军费占了国家财政支出的十之九，可是大量落入到将领和阃帅的腰包。情况尽管如此严重，朝廷中负责理财的官员却没有一人敢于提出“核军旅之实”。^[37]

针对以上情况，贾似道主持朝政以后，经过理宗同意，在各大将和阃帅中推行打算法，这就是审理他们的军费开支，并追交赃款。

应该实事求是地说，贾似道实行打算法，确实有其冠冕堂皇的理由，这就是为了整治军队中的贪污腐败现象，以节约军费开支。但是，有人以为贾似道实施打算法还有其个人目的，这就是为了立威诸将和排斥异己。

连年对金、蒙的战争，使武人势力再次崛起，他们看不起文臣官员、动辄要求犒赏才肯出兵作战的现象已相当严重。如鄂州之战时，知襄阳府高达也在围中，他恃自己武勇能战，非常轻视贾似道，每见贾似道前来督战，就讥笑道:“巍巾者何能为哉!”每次出战前，贾似道必须先要对他进行慰劳，“否则使兵士哗于其门”。另外如大将曹世雄、知峡州向士璧“事皆不关白似道”^[38]，有时甚至拒绝他的调遣。对于这类跋扈现象，心胸狭窄的贾似道岂能容忍?所以他决心寻找机会进行报复，以树立自己的威望。惟有鄂州守将吕文德对贾似道显得很尊重，贾似道就把他视作心腹，信任有加。但应该承认，吕文德不仅战功卓著，而且在当时武将中可以称得上是最廉洁奉公的一员。景定四年(1263)，吕文德派其子吕师夔将府库所积多余钱财上交国库，使理宗大感意外，他说:“朕但闻阃外仰费于朝廷，未闻朝廷取费于阃外。所请既切，难违其意，可于内截拨二百万，充今年制总籴本。”^[39]

如果说，贾似道为了国家的利益，抑制武人的跋扈行为而立威诸将，这也无可厚非，但据说贾似道所以要打击武将、边帅，还有其妒贤嫉能的原因。如向士璧援四川、守潭州(湖南长沙)，功劳卓著，多次受到理宗赞许，贾似道对他就十分嫉妒，正好有一个皮姓官员从潭州入朝，对向士璧“百计毁短”^[40]，贾似道便以此为借口，欲置向士璧于死地而后快。又如赵葵，虽对端平入洛的失败负有一定责任，但他从少年时代起，就随父赵方守御边陲，时间长达半个世纪以上，为南宋政权立下了许多战功。鄂州之战后，赵葵以少保、观文殿大学士出任两淮宣抚使，判扬州，进封鲁国公，地位仅在贾似道之下，贾似道以为这对他的相位多少是一种威胁。再如李曾伯，他与贾似道先后出任过两淮制置使，以后又历任广西经略安抚使、京湖安抚制置使、四川宣抚使、湖南安抚大使等职，在修建襄阳城及加强各地守备方面作出了很大成绩，凡“边境之事，知无不言”，因而也遭到了贾似道的忌恨^[41]。不过，这些对贾似道的指摘，皆为后人传言，并无事实依据。清者自清，如果一个官员没有贪污行为，不可能被打算出什么问题，也就谈不上会遭到迫害。

贾似道推行打算法的结果，诸如湖南制置副使兼知潭州向士璧、沿江制置使史岩之、两淮制置使兼知扬州杜庶、广南制置大使兼知静江府李曾伯等，“皆受监钱之苦”^[42]，或加以其他罪名受弹劾。最后，向士璧、曹世雄被迫害致死。景定元年(1260)五月，李曾伯、史岩之落职罢官，各削二秩。前者的罪名是“岭南闭城自守，不能备御”，后者的罪名是鄂州围解，元兵已渡江北还，“然后出兵”^[43]。以上两人受到惩处，似乎都与打算法无关。何况史岩之乃贾似道“诸舅”，竟然也受到惩处，令人深思。赵葵、高达等人，因打算不出什么问题，加上得到理宗的庇护，被放过不问。

应当指出，打算法如果实行得公平合理，对军政的整顿确实不无作用，但是武将、边帅都兵权在握，又处在战争时期，若对他们认真实行起来也有一定危险性。加之贾似道别有用心，打算者与被打算者之间存在着个人恩怨，所以打算法不仅收不到积极的效果，反而产生种种严重恶果，潼川路安抚副使刘整的叛变，据说就与实行打算法有关。

刘整原是金朝邓州(河南邓县)人，金末投奔南宋，成为荆湖制置使孟珙手下的一员骁将。后来刘整随四川宣抚使李曾伯入蜀，在抗蒙战争中又屡立战功。景定元年(1260)四月，升任潼川路安抚副使知沪州(今属四川)。早年俞兴以成都路安抚副使守嘉定(四川乐山)，遭蒙军围困，刘整率军前往救援，俞兴不亲自送迎，也不去军营犒劳，只派属吏以羊酒馈送而已，“整怒，杖吏百而去”^[44]，从此两人结下冤仇。是年秋天，刘整又大败蒙军于沪州，颇受理宗称赞，言其“沪州之捷甚伟”。贾似道也说:“观其所申，俘获甚众。恐此冬间，势须平定。”^[45]对刘整的战功也予以肯定。景定二年(1261)四月，吕文德升任京湖安抚制置使兼知鄂州、夔路策应使、侍卫马军都指挥使，俞兴升任四川安抚制置使，两人以为北人能立功如此，心中有所不甘，又不满于刘整的“恃才桀傲”，故在上报战功时将他由第一等降为下等定功，刘整获知大怒，与俞兴结怨更深。

一说俞兴升任四川制置使后，刘整成了他的部下，俞兴就派人到刘整处“打算军前钱粮”。刘整知道自己免不了要遭到俞兴报复，便用金瓶贿赂俞兴，但不被接受。刘整再去江陵向俞兴母亲求情，仍没有成功^[46]。刘整派人到京城上诉，也不得要领。这时又传来贾似道害死向士璧、曹世雄的消息，使他更加惶恐不安。当年六月，刘整遂以沪州等十五个州郡、共三十万户降于蒙古^[47]，并献金六千两、男女五百人给前来接洽投降事宜的蒙将元振，以作见面礼。不过，除《钱塘遗事》一书外，其他诸史在记载刘整之叛时，只言及刘整“恃才桀傲，两阃(按:指京湖安抚制置使吕文德、四川安抚制置使俞兴)皆不喜之”，才将他作为下等定功。这便激起刘整怨恨咒骂，俞兴闻知。“以制札呼之禀议，将欲杀之”^[48]。刘整见自己将遭不测，才叛降蒙古，而未提到对他行打算法一说。

刘整叛变后，南宋政府虽以俞兴“妬功启戎”之罪，将他罢去官职，但已经不能挽回由此所造成的严重后果。刘整投降蒙古后，使蒙古尽知南宋虚实，并极大地增强了蒙古在四川的军事力量，刘整因此受到忽必烈的重用，被授予夔府行省兼安抚使，成为攻取襄樊、力主灭亡南宋的主要将领，给南宋政权带来了巨大的祸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