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似道登台和鄂州之战

一、贾似道登台

贾似道(1213—1275)，字师宪，台州天台(今属浙江)人，贾涉之子。嫡母史氏，生母胡氏。在以往的各种笔记小说中，皆言胡氏本是一个普通民女，先已嫁为人妻，后贾涉见她有殊色，设法取之为妾。胡氏因不容于史氏，生下贾似道不久，即被赶出家门，再嫁一石匠，直到贾似道发迹后，才将她迎回，从此母子得以团聚^[201]。但此说并不完全可信。一九八四年，在天台县石溪乡溪边村发现了《贾涉墓志》^[202]，据此《墓志》记载，在贾似道出生前二年、也就是贾涉逝世前十三年，史氏就已去世，所谓胡氏在贾似道出生不久就被史氏赶出家门，后再嫁石匠云云，纯系子虚乌有。贾似道有一兄一姊，皆史氏所生，兄名贯道，以父荫为承奉郎，卒于贾涉死后数年^[203]。绍定四年(1231)七月，其姊入后宫，封文安郡夫人，因颇有姿色，深得理宗宠爱，一年半以后即进位贵妃。贾涉晚年忙于两淮抗金，死时贾似道只有十一岁，故少年贾似道缺乏父亲的严格管教可能是事实。但史言胡氏“性极严厉，似道畏之”，因而贾似道也不太可能成为《宋史》本传所谓只知“游狎博戏”的“市井无赖”。后贾似道以父荫入仕，补嘉兴司仓，端平元年(1234)三月，为籍田令。在宋代，恩荫虽滥，但士人凭恩荫得官后的升迁却极为缓慢，前途一般都不大，只有考取进士，仕途才会通畅。虽说贾似道后来的官运亨通，与受到贾贵妃的提携必定有很大关系，但嘉熙二年(1238)贾似道考取进士，确实也显示了他一定的经学和文学才能，这为他日后的“显贵”打下了更加牢固的基础。

自其姊为贵妃后，据说贾似道便“恃宠不检”，白天纵游狎妓，夜里燕游西湖通宵达旦。一天晚上，理宗登高远眺，望见西湖中灯火异常，便对左右之人说:“此必似道也。”次日询问，果然不错。于是理宗命知临安府史岩之对他进行告诫，史岩之乃弥远从侄、贾似道“诸舅”^[204]，他不无包庇地对理宗说:“似道虽有少年气习，然其材可大用也。”^[205]理宗依奏，即命贾似道出知澧州，此后他便长期在地方做官。

尽管贾似道是南宋末年极为重要的人物，但史书除了记载他后期的擅权和腐朽外，对他前期的政治活动却甚少言及，至于其在军政上的作为，更是不着点墨。当然这也不足为怪，因为中国古代的史家，在修撰历史时有一个惯例:凡被认为是“奸臣”的人，只有罪行，皆乏善可陈。即使该人在前期做了好事，也在所谓“晚节不忠，不足为训”的思想指导下，予以全盘否定，这实际上是另一种形式的“曲笔”。于是，有关该人的所有文章，包括奏议、书信、制诰、诗赋、题跋、碑铭之类，就罕有得以流传，同时代人对他有所肯定的文字，也多毁弃不存，以撇清与此人的关系。贾似道既然被后人视为“权奸”，情况也不例外，这对于全面了解南宋后期的历史，就会产生偏差。为此，我们只能根据散见于各种文集、笔记及《宋史·理宗纪》中一鳞半爪的记载，以约略了解他在鄂州之战以前的一些作为。

一是在理财方面的成绩。贾似道在出任地方长官时，对解决财政困难、楮币贬值等方面颇为用心。如淳祐元年(1241)，他在总领湖广财赋时，成功地收换了湖广会子，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让贬值的楮币“软着陆”，从而保持辖区物价的稳定。贾似道也由此受到朝廷的嘉奖，诏言其“器资拔俗，机警过人。以科第而发家学之传，以才具而胜事任之重”^[206]。甚至认为他此举如东晋的杜预和唐朝的刘晏一样，有功于国家。再如淳祐三年到十年，他在出任沿江、京湖、两淮等地区的军政长官时，继续推行孟珙的屯田措施，“以盛年精力，极力经理，田莱加辟，穑人成功”，使当地每年上交国家的米粮达到三十余万石，较孟珙时的二十余万石增加了一半左右^[207]。不仅出色地解决了本地区的粮饷和筑城等费用，而且还有余粮支持其他地区。在沿边地区的军粮大多依赖于和籴的情况下，能做到这一点确实不容易，因而再次受到理宗的赞扬，说他:“乘边给饷，服勤八稔，凡备御修筑之费，自为调度，尚有余蓄，殊可加奖。”^[208]这里顺便提一下，贾似道在抓紧军备的同时，仍然不忘记学校教育，他拿出自己的俸禄，对孟珙所创建的公安书院“捐缗钱廪粟，葺而新之”^[209]，这虽不无收买士心的用意，但对当地的学校教育当然也不无积极作用。

不过对贾似道的这种“理财才干”，后来黄震却提出了批评，他说:“京湖财赋渊薮，似道复倚势重，催一二十年已蠲无纳虚名之赋，至斩吉州都吏，又逼主管官死之。诸道官吏以性命故，破产赔偿，赋益川涌山积。”^[210]这里也反映出贾似道理财手段残酷无情的一面。

二是在防御蒙军入侵方面的成绩。由于当时南宋面临蒙古军不断南侵的威胁，沿边防御成为国之重事，而贾似道恰恰就在巩固边防方面取得了不少成绩。淳祐五年(1245)朝廷任命他为沿江制置副使、知江州兼江西路安抚使。次年五月，又兼领措置淮西山寨城筑。由于贾似道所到之处，在调度军饷、建城筑寨等方面显示了一定才干，一时声名大噪。前面已经提到，淳祐六年九月，抗蒙名将、京湖安抚制置大使兼夔路策应大使、知江陵府孟珙去世，根据他生前的推荐，理宗擢贾似道为京湖制置使、知江陵府兼夔路策应使，不久又兼京湖屯田使，接替孟珙成为京湖地区的最高军政长官。淳祐九年三月，贾似道再擢为京(西)湖(北)安抚制置大使，官位与已故孟珙相埒。经过孟珙、贾似道的积极防守，京湖地区的军事形势相对趋向安定，而两淮却屡遭蒙军进攻。淳祐十年三月，朝廷命贾似道移镇两淮，出任两淮制置大使、淮东安抚使、知扬州。九月，再兼淮西安抚使。

贾似道针对蒙军修建城堡、步步推进的策略，与制置司参议李庭芝商议，在沿淮一带的战略要地，加紧修建一系列城寨，有力地加强了两淮的防御力量。宝祐二年(1254)五月，贾似道升任同知枢密院事，进入执政行列。宝祐六年九月，蒙古为了牵制两淮兵力，以掩护其对四川和京(西)湖(北)地区的重点进攻，命诸翼军马都元帅也柳干率领数万蒙军，大举入侵两淮，前锋直抵扬州城外，并分兵攻打通州、泰州和真州等地。贾似道依靠杜庶、毛兴等将领的英勇战斗，历时三个月，在海州(今江苏朐山县)、庐州(今安徽合肥)、颍州(今安徽阜阳)等地大败敌人，终于将蒙军赶出淮河以南，其统帅也柳干也在扬州城下殒命^[211]。当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贾似道向理宗奏报这次战役时说:“淮境肃清，前后诸捷，凡获马匹千计，器甲万计，夺回被掠者七千余人。”^[212]两淮战场取得了多年来没有的好形势。当月，贾似道升任枢密使兼两淮宣抚使，成为代表朝廷统率两淮各路抗蒙军队的最高军政长官。此时，距贾贵妃之死，已整整十一年，贾似道在这一时期的升迁，恐怕已与贾贵妃没有多少关系。

贾似道深受理宗器重，不仅由于贾贵妃之故，也不仅他在两淮防御蒙古的战争中作出了显著成绩，而且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原因。据黄震说，早在端平三年四月，理宗因饮糖霜水过多而患重病，官员汪之道有异谋，欲奉理宗为太上皇。贾似道获知此消息，密告其姊，贾贵妃立即转告理宗，理宗将汪之道及其同党“先事亟逐之，或诛之”。由此，理宗对贾似道更见亲信。不过，对于这件事关重大的未遂政变，且不见于他书记载，尚可存疑，故黄震自言“此亦风闻也”。^[213]

二、鄂州之战与鄂州议和

忽必烈所率领的东路蒙军，于开庆元年(1259)八月，自河南南部渡淮南下，由大胜关(在河南罗山县南)侵入荆湖北路。九月初一日，亲王穆哥自合州钓鱼城下遣使来告蒙哥汗死讯，“且请北归以系天下之望”。忽必烈以为:“吾奉命南来，岂可无功遽还?”^[214]于是进犯浒黄洲(在武昌北长江对岸的白浒镇)，兵临鄂渚(在湖北武昌黄鹄山西北长江中)。正当忽必烈因缺少船只，为渡江犯难之际，“值沿江制副征鱼湖利虐甚，渔人献舟于北”^[215]，蒙古军遂得于九月初三日夜自阳逻堡(在湖北新洲西南长江北岸阳逻镇)渡江至江南，入据浒黄洲，并于次日黎明包围了鄂州(湖北武昌)。

自云南北上的蒙军，在兀良合台率领下，于开庆元年六月侵入广西，南宋军队采取据城自守的策略，不主动加以迎战，遂使蒙军经宾州(广西宾阳)、柳州(今属广西)和静江府(广西桂林)，于十月初从小路绕道进入湖南，并于十一月十七日抵达潭州(湖南长沙)城下，同时派人与在鄂州外围的忽必烈取得联系。湖南安抚副使兼知潭州向士璧“极力守御”，“亲率军民，且战且守。既置飞虎军，又募斗弩社，朝夕亲自登城慰劳”^[216]，终于把蒙军阻挡在潭州城下。

宋廷得讯鄂州被围、兀良合台军北上的消息后，大为震惊，开始在临安城内组织义勇，招募新兵，增筑平江、绍兴、庆元府(浙江宁波)城堡，同时立即调淮东、沿江的军队应援鄂州。十月初二日，拜贾似道为右丞相兼枢密使，命他自峡州率军屯驻汉阳以援鄂州。吕文德也从重庆率军前来支援，他的军队在打败蒙军的阻挡后，突入鄂州城内，使“守愈坚”。^[217]

蒙军包围鄂州后，在城外建造了一座五丈高的瞭望台，忽必烈“蒙以皋比(牛皮)，日居其上”^[218]，亲自指挥攻城。不久，贾似道由汉阳进入鄂州城内督师，直接指挥保卫鄂州的战斗。鄂州之战进行得非常激烈，蒙军久攻鄂城不下，乃“作鹅车，洞掘其城，别遣勇士先登，攻其西南陬，屡破之”^[219]。已移军鄂州城内的高达一面率军力战，一面组织士兵修补城墙，城屡破而屡筑，使蒙军不能得逞。贾似道又命宋军沿城墙内壁建造木栅，形成夹城，以防蒙军穴城而入。木栅于一夜之间筑成。到十一月，城中伤亡人数达到一万三千人，但在守将高达、吕文德等人的率领下，诸军力战，才使鄂州免于陷没。入冬，包围鄂州的蒙军得疫疾的人数已达十之四五，加上粮食缺乏，战斗力大为降低。忽必烈围攻鄂州的战争并不顺利，加之他急欲返回本土争夺汗位，才不得不同意议和，撤围北返。

有关鄂州议和的经过和内容，在当时事涉机密，在事后又因贾似道的着意掩盖和歪曲，故后人众说纷纭，没有一个正确的定论。不过综合各种史书的零星记载，加上对当时形势的推断，大致应该如以下的分析。

当年十一月下旬，正当忽必烈围困鄂州城处于进退两难之际，忽必烈妻自开平遣使臣来，密报阿里不哥在漠北图谋继承汗位的消息。忽必烈便召集他的将领、幕僚商议对策，忽必烈的高参、江淮荆湖南北等路宣抚副使郝经以为，争夺汗位已事不宜迟，而要灭亡南宋将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因此他建议忽必烈“断然班师，亟定大计，销祸于未然”^[220]。其他官员也以为汗位不宜久悬，力劝忽必烈退师。

闰十一月初二日，正当忽必烈离开鄂州准备北返时，贾似道派宋京前来军营求和，忽必烈对南宋方面在此时提出求和，可谓正中下怀，他立即遣赵璧往鄂州谈判。临行前，忽必烈对他嘱咐道:“汝登城，必谨视吾旗，旗动，速归可也。”赵璧登城传达忽必烈的话说:“汝以生灵之故来请和好，其意甚善，然我奉命南征，岂能中止。果有事大之心，当请于朝。”由于当时贾似道已移师黄州，所以赵璧还问:“贾制置今焉在耶?”正议和间，赵璧看到蒙军已经开拔北返，便丢下“侯他日复议之”^[221]一语，就匆匆出城，随军北返。至此，鄂州解围，忽必烈轻骑北上，经燕京返回开平，准备在那里自立为大汗。久攻潭州一个多月的兀良合台所率蒙军，接到忽必烈命令后，也迅速解围北上，分两路进入江西和湖北，然后渡过长江北返。至此，蒙古的“斡腹之谋”宣告结束，南宋解除了来自南边的军事威胁。

这次鄂州议和，由于时间匆忙，既未达成具有实质性内容的协议，更未形成书面文字，仅仅只是双方同意议和的意向和南宋方面作出愿意妥协并交纳岁币的承诺而已。作为一个有力的证据，是忽必烈在至元十一年(1274，南宋咸淳十年)发布的《兴师征江南谕行省官军诏》所称:“我宪宗之世，朕以藩职，奉命南伐，师次鄂渚。彼贾似道遣宋京诣我近臣博都欢、前河南路经略使赵壁，请罢兵息民，愿奉岁币于我。朕以国之大事，宗亲在上，必须入计，用报而还。即位之始，追忆是言，乃命翰林侍讲学士郝经等奉书往聘，盖为生灵之计也……”^[222]这个诏书值得引起人们注意的有两点:一是只说到“愿奉岁币”，却没有谈到内容更为重要的“割地”二字;二是忽必烈称当时自己只是一个“藩职”，即使有议和条款，也“必须入计，用报而还”，说明在议和中并未形成一个为双方朝廷批准的条款。由此足以证明，虽有鄂州议和，且无“鄂州和议”。

历时一百余天的鄂州保卫战，以蒙军的全面撤围、退师而结束。蒙军进围鄂州所以遭到失败，有两个主要原因:一是鄂州军民的英勇保卫战，挫败了攻城蒙军的锐气;二是忽必烈急于北返争夺汗位，不能旷日持久地坐待师老。但平心而论，它与贾似道的屈辱求和却并无太大关系。反之，不管贾似道后来的表现如何，他作为指挥这次战争的最高统帅，亲临前线，沉着应战，力挫敌人的战功却不能抹杀。

钓鱼城之战、鄂州之战略图

开庆元年(1259)闰十一月二十二日，贾似道上表向理宗告捷:“诸将大捷于鄂城。鄂围解，凡百余日。”^[223]他为了夸大自己的战功，只字不提曾经向蒙古求和的事实。理宗得报，大喜过望，于是厚赏守城将士，以吕文德为京西、湖北安抚大使兼制置使，知鄂州，赐钱百万，良田万顷，代替贾似道成为京湖地区的主帅。以高达为湖北安抚副使、知江陵府兼夔路策应使，赐钱五十万，成为京湖地区实际上的副帅。对贾似道更是嘉奖备至，不仅将他进为少师，依前右丞相兼枢密使，进封卫国公，赐金器千两、帛千匹，而且还接二连三地下诏对他褒扬，其中景定元年(1260)四月初六日的御笔道:“贾似道为吾股肱之臣，任此旬宣之寄，殷然殄患，奋不顾身。戎乘一临，士气百倍，吾民赖之而更生，王室有同于再造。予嘉伟绩，宜示褒纶。”^[224]景定二年十二月甚至下诏说:“今丞相贾似道身佩安危，再造王室，其元勋伟绩，不在赵普、(文)彦博下。”^[225]将在一定程度上侥幸得功的贾似道捧上了天。

这次蒙军入侵川蜀和京(西)湖(北)地区，到处烧杀掳掠，给当地百姓带来了无穷的灾难，许多人因此流离失所。开庆元年十月，理宗为此下诏:

北兵侵犯中原，如江北岸黄州、汉阳军，江南岸鄂州、寿昌军、兴国、江州、隆兴诸州，多有惊移百姓迁城郭之人。切恐无以自给，仰三省行下各郡，不拘是何窠名，见管钱米，随宜赈恤，不许漏落泛滥，有失朝廷推行实惠之意。如有违戾，重置典宪。

不管这道诏书的执行情况如何，它多少表明了南宋政府对深受战乱之苦的百姓的一种关怀。同时，朝廷也检讨了蒙军所以能够很快渡过长江，进围鄂州的原因，将“屠害良民，苛取渔舟，以资敌之乡导”^[226]的九江制置副使袁玠，夺五官，送南雄州(广东南雄)居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