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秋，我在新乡考场参加完高考回到农村。父亲问我考得怎么样？我虽然感觉良好，但也不托底。就对父亲说，现在考大学百里还不挑一，哪能轮到我？给我准备锄头吧。话是这么说，心中尚怀一线希望。生产队长说，你也别闲等着，先去南地看青吧。于是我背着铺盖，揣着一本《三国演义》，在大田棚里住下，开始了焦虑不安的等待。一天我正在那里干活，邻里传话给我，邮差给你送来一封北京来信，让你签字。我直奔村头，一眼就看到印着毛体红字“北京大学”的信封，里面盛着北大录取通知书等。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心儿似乎要跳出自己的胸膛。当是时也，国家正处于困难时期，大学招生人数极少。我想反正考不上，第一张报志愿的栏目尽挑好学校报。北大、北师大、南开、武大等名校全报了，只图痛快一把，没有想到破罐破摔，却能歪打正着。
一根扁担挑进最高学府
乡村的新闻，无非是谁家的毛驴下了驹，谁家的媳妇生了娃等。在我之前，邻村农家子弟的最高学历是小学毕业。北大的通知无疑是金榜题名，蟾宫折桂，是小小乡村开天辟地第一回，引起全村老少的轰动，很快波及周边村庄。先祖在清朝曾中过秀才，所以一些乡亲认为我家的祖坟有了灵气。父亲认为光宗耀祖，平时对我的种种不满意一笔勾销，每天里里外外接待各村的访客。几日之内，我就成了方圆数十里的名人。但是高兴之余，就发愁了。身上的衣服已经满是补丁，怎么能穿进京城？所用的铺盖早已破旧不堪，大棚柴草地铺一个月滚爬，多处棉絮绽露，也无法再用。我母亲当时不在家，没有人张罗。主要问题是没钱，火车票不好办。嫁到邻村的二姐虽然不识字，也深知此举涉及家族的声誉和弟弟的前途。就用家织布给我缝制被褥，做了新鞋。还把家里最好的洋瓷脸盆和姐夫当年的奖品搪瓷杯送我。于是我用一根扁担，一头挑被褥，一头挑脸盆和日用品，步行90多里，从汲县站上火车去郑州找四姐要路费。一个乡下学生，能到北大读书，不仅农村没有，郑州也不多见。四姐非常高兴，给我做了一身衬衣，又送我几元零用钱，姐夫给我买了郑州—永定门的火车票。临行，四姐还特地从工作单位托人买两个馒头。在饥馑年代，在前两天还在农村啃青的我，两个馒头无疑是为我饯行的“琼林宴”了。当晚，我用扁担挑着行李上了火车。这是一根祖上留下的挑土担粪的扁担，扁担一头连接着故土，一头连接着我的未来。以后我又用这根扁担挑担子，下农场，闯关东，相随相伴我大半生。
两个小纸箱装下了全部家当
由于家庭经济条件差，我享受每月16.5元的国家甲级助学金。这16.5元我是这么花的：伙食费每月9元，买书籍、笔记本等每月5元，其余用于买牙膏、肥皂、邮信和其他零用。后来经邓小平代总理批示，甲级助学金每月提高3元。这3元钱除了1元追加到伙食上以外，基本用于买书。其他衣物大学五年基本没添过。当时系里有的干部子弟每月家里供应60元尚不够用，我这19.5元每月还能结余块儿八毛的。比起在农村种地，当时丝毫没有觉得生活苦。
当时个人的生活用品更是有限，除了从家里带来的衣物以外，别无长物。我从商店要了两个盛肥皂的纸箱，将衣服放在一个纸箱里，将书本放在另一个纸箱里，把纸箱推到床底下。到大学毕业托运东西时，基本上也是两个纸箱子。衣服是大姐在武钢发的工作服，鞋是二姐在农村做的土布鞋。一次穿着工人服到大会堂听报告，那里的工作人员误认我是烧锅炉的勤杂工。至于所穿方口农村布鞋，曾一度被同学视为稀罕的古董，争相和我换穿，出去兜风，招摇过市。家当虽少，但精神却富有和充实。
现在，经过几十年奋斗，物质条件好了。儿女绕膝，生计无忧。家里有电视、电脑，建立了自己的书房等。但不知怎么的，我经常留恋未名湖畔简单的学生生活。20世纪80年代初，我几次到省委党校学习，80年代末，我到高级党校学习，都轻车简从，只背一行囊，提一提包。每天天亮起床，自己打水、扫地。无他，就是想再真正当一次学生，重温物质清贫而精神富足的简单的生活。遗憾的是，这种感觉只找到一点点。更多的向往和追寻，只是在对往事的回忆中。
三点一线循环往复的活动方式
教室—图书馆—宿舍，是大学生的活动的“路线图”。但不是简单的重复，每天跑这三个地方，潜心学习，日有所进，进行着知识由薄到厚的积累，演绎着由量到质的变换。
当时上课，没有固定教室，每学期由系里统一安排。六二级的教室，集中在三处：在一教上法律专业课，都是本班同学。在二教和哲学楼上党史、汉语、哲学、政治经济学等公共课。通常和政治、经济等系的同学一起上。有些是几百人大课，还有外国留学生。老师讲课通常不完全按教材讲，考试的答案以自己的讲授为准。记得党史课是政治系张凌青教授和沙健孙老师讲。沙老师讲课清楚幽默，颇受欢迎。张教授讲课啰嗦一点，大家不爱听，也不怎么记笔记。但年末考试，按讲义答的一律不及格。吃过一次亏，以后课堂笔记谁也不敢马虎了。
不论专业课还是公共课，老师都竞相布置一大串参考书目。几门课加起来，参考书量很大，都要到图书馆借阅。北大图书馆藏量丰富，为了充分利用丰富的图书优势，我们还系统地听过梁思庄和魏建功教授关于借阅的讲授和工具书讲座。每堂课下来，大家都到图书馆翻卡片，借书刊，伏案阅读。除了上课，大家都在图书馆看书、记笔记，或者准备课堂讨论提纲，一坐就是几个小时。每天的晚自习，要在图书馆读到9点钟，一时看不完的，就带回宿舍看。在图书馆，我们读到很多平时看不到、买不到的书籍，增长了见闻，丰富了学识。参加工作后，再也没有这样好的阅读条件了。
有一年春节，一个地方大学教授给我拜年，并告诉我，他年末监考，抓出十多个左顾右盼者，问我该怎么处罚。我笑道，该处罚的是你们这些教授。你们出的考题是书中有现成答案中等教育水准的考题，左一顾右一盼，就能解决问题。我在北大读书时哪是这样。北大考试极为严格，考试分口试与笔试，题目由抽签决定。主考端坐考台中间，两边坐着陪考，酷似法院的审判庭。按照当时北大的规定，不及格要补考。补考比正常考试要难，出的考题，都是贯穿全篇的应用题，临时翻书都没用，考场根本无法舞弊。一门主课或两门功课连续不及格，要留级，没有例外，连林彪的女儿都无法避免降级的命运。考上北大不易，考生备考从来不敢懈怠。每次期末考试前，大家都拼命复习。一次期考下来，不少人都是肌瘦发长、神经衰弱。自由的学习氛围，严格的考试制度，造就出无数的精英。
在北大读书，不是不想玩，而是没有时间玩。到市里搭车也没钱。直到“文化大革命”爆发，“四清”工作队一位同志借我一辆自行车，我才逛了王府井，“发现” 了大栅栏。当我绘声绘色地描述我在前门左侧发现一个繁华的小胡同时，大家哈哈大笑，笑我少见多怪，连大栅栏都不知道。总之北大的良好的学习风气，刻苦攀登的学习氛围，严格的教育制度和管理，都说明北大的不寻常。大学五年，虽然政治运动耽误了不少时光，但在有限的时间内，老师还是将开启知识宝库之门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使我们步入社会后，打开了一把又一把的锈锁，解决了一个又一个的难题，得以显示北大学生的价值。
四十多里路往返，我们安步当车
在北大读书期间，不要说小轿车，就是骑自行车都是一种奢侈。一旦外出，都是用两条腿量。
1962年入学后的几个月内，除了海淀以外，市里没逛过。还是入学报到时，坐着学校的接站车，对沿途市容做了匆匆一瞥。入学不久，适逢国庆游行，法律系抬着“北京大学”四个大字，走在北大游行队伍前列。我抬着“北”字，颇感潇洒与自豪，也得以近距离浏览市容。国庆后，北师大几位老乡，约我星期天去天安门照相。我从学校步行，往返40余里。农民子弟不怕走路，从小学到初中，都是往返走读。高中离家90多里，开学到校和放假回家，都是靠“11号”步行。1958年去太行山大办钢铁，从家一直走到新乡，跋涉140多里，那时我才17岁。去天安门这点路，根本不算什么。那时国家欢迎外宾，用的是人海战术，动辄80万、100万人夹道欢迎。我参加过欢迎西哈努克等人，学校都是组织我们步行前往。到市里偶然也有乘公交车的时候，为了省钱都要精打细算。海淀—动物园、西直门，票价1角5分。海淀—白石桥，票价1角。为了省下5分钱，通常都是乘车到白石桥，再步行到市里。现在条件好了，很多人都拥有小轿车，一些人即使去近在咫尺的地方吃饭、理发、洗澡，也要开着“大奔”。从社会发展来讲，反映了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进步。从进化论角度和健康学来讲，实在是人类的退化。
悠悠岁月，漫漫征程。在锣鼓声中，母校迎来了110华诞。抚今追昔，1898—2008年，国家和人民经历了新旧两重天地。30年改革开放，又使祖国河山发生了沧桑巨变，中华民族将自己的大智大勇贡献给全人类的发展。在这百余年的历史长河中，1962—1967年只是历史的一瞬。我作为北大一名学子，只不过是社会上芸芸众生的一员。而且我这个微不足道的一员，也由当年的“少年气盛”进入“烈士暮年”。人的青春易逝，而母校芳龄永存。湖光塔影下现代新楼耸立，网络教学已成寻常。但是今日的现代化是在过去基础上的腾飞，现代化+传统精神，现代化才能如虎添翼，才能使百余岁的母校再创少年辉煌。因此过去的清贫岁月留下的精神欢欣，足以使后人再回味百年。正是：
风雨沧桑逾百年，攀登求索激情燃。
红楼史页没翻尽，后育梧桐接碧天。
2008年1月15 日写于沈阳嘉麟“寻味”书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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