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益世报》

“九一八事变”后两天，罗隆基写了《沈阳事件》一文，批评国民党政府“以国民的血汗，养三百万大兵”，然而在日寇进攻面前，“始而镇静，继而退步，终而缴械投降，气节扫地，国威荡然”，应“引咎自责”，并提出改组现有政府。他还到上海各大学演讲，在新月书店发行小册子，宣传抗日。

这年年底，天津《益世报》总编辑刘豁轩礼聘罗隆基出任《益世报》社论主笔。罗隆基接到《益世报》的聘约后，非常兴奋，认为国难当头，为报纸写社论比在杂志上写专论影响更大，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有责任到报馆代表人民呼吁抗日，便坚决辞去中国公学、暨南大学的教职，于1932年1月离沪北上。

罗隆基后来回忆说:“我和刘豁轩素昧平生，经过天津南开大学教务长黄子坚从中通讯联系，我接受了聘约。刘豁轩代表天津《益世报》在聘约里主动提出以下两个条件:(一)在不危及报纸的生命和不反对天主教教义的前提下(《益世报》是比利时天主教传教士雷鸣远创办的)，社论主撰有完全的言论自由;(二)每月薪金五百元。”

《益世报》和《大公报》、《申报》、《民国日报》被誉为民国四大名报。因其立论公正、颇能反映民间疾苦的办报宗旨，成为民国乱世的激越清流。《益世报》创办人比利时神父若·文森特·雷伯(Rev Vincent Lebbe)，中文名雷鸣远。1877年出身于比利时冈城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家庭，是家中长子。1895年，雷鸣远在法国巴黎入遣使会。1901年，雷鸣远跟随就任北京教区主教的樊国梁神父，乘船来到中国。随后，被派往天津武清等地传教。他能说一口标准的国语，还能用毛笔写出一手工整的行书。

1910年他被调至天津担任望海楼教堂神甫。雷鸣远在恪尽职守的同时，热衷于教育、慈善等公益事业。初到天津，他就在望海楼教堂内创办诚正小学、贞淑女学，招收教内外的子弟入校读书。辛亥革命后，关心中国时政的雷鸣远又创办共和法政研究所，延请专职教师和社会名流，向教民和各界人士讲授现代政治学、社会学和法学，一时报名者踊跃。

1915年，雷鸣远联合几位天主教教友，广泛募款，创办天津《益世报》。雷鸣远出任董事长，聘请华人刘浚卿和杨绍清、杜竹萱分任正副总经理。1916年9月，法国领事以保护老西开天主教堂名义，强行派兵把派驻此地的中国警察全部缴械，企图强行扩张法国租界，即历史上著名的“老西开事件”。此举激起了天津各界的反抗。虽身为外籍传教士，雷鸣远却站在中国民众一边，他在《益世报》发表公开信，支持天津市民反对法国人扩展天津法租界的行动。《益世报》对天津各界的反抗运动，也给予连篇报道和大力声援。为此，雷鸣远赢得了天津各界的赞誉。

五四运动期间，《益世报》对京津等地的学生反帝爱国运动也都有正面的报道。1921年至1922年，远赴法国勤工俭学的周恩来，受《益世报》的邀请，曾在《益世报》发表五六篇海外通讯。“九一八事变”后，《益世报》成为反抗日本侵华的舆论先锋，报馆经常顶住重重压力，发表痛快淋漓的社论或文章，抨击日本政府和军方的侵略行径。

罗隆基到天津后，发表的第一篇社论《一国三公得奖政局》，便是抨击国民党内蒋介石、汪精卫、胡汉民三人派系之争的。1932年1月26日，即淞沪抗战爆发的前两天，罗隆基又连续发表了《可以战矣》和《再论对日方针》两篇社论，倡言武力抗日。以后还发表了《剿共胜利不算光荣》、《攘外即可安内》等社论，对蒋介石的法西斯独裁和不抵抗政策进行了激烈的批评，呼吁停止内战，联共抗日。

为了贯彻武力抗日的主张，《益世报》在新闻报道方面，除了尽量披露全国各地的抗日新闻外，还不断揭露日寇侵略中国的阴谋诡计和残暴罪行。如每日连载《满蒙忧患史》、《万鲜惨案实录》，全文刊载《田中奏折》、《满蒙权益拥护秘密会议记录》等。同时报纸以半版的篇幅特辟“抗日舆论栏”、“语林栏”，逐日刊登读者的抗日爱国言论。

雷鸣远第一次见到罗隆基时就说:“罗先生，你肯到我们报馆来写社论，我高兴极了。我特别喜欢你那篇《可以战矣》的社论，我要我的兄弟们都读你的社论。我们中国人非把日本鬼子打出去不可。”罗隆基对雷鸣远说:“我的社论可能会给《益世报》带来麻烦。”雷鸣远马上说:“你放心，你放心。请你大胆写文章。你这样代表中国人民说话，就是我们报馆关门了，我们也不怪你。只要我还是天津《益世报》的董事长，我是不会让你离开我们报馆的。”

当罗隆基问雷鸣远那些联共抗日的言论是否违背了《益世报》的天主教立场时。雷鸣远说:“不，不，你没有违背我的立场，你不要怕，我们教中还有人说我是共产党呢!除了我相信上帝，我是有神论者外，我的确是个共产主义者。我们的耶稣就是要消灭阶级消灭剥削的。”

到天津不久，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邀请罗隆基出任南开政治系教授，罗隆基欣然接受。从此，他一边为《益世报》撰写社评，一边到南开讲授西方政治史等课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