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懵懂选择

钱国英

四十年过去了，回想起当年落在我这个十五岁应届生头上的，是怎样一件改变命运的幸事，而当年竟是如此的麻木、迷茫，甚至于无知。

77届的同学经历了太多太多。我们踩着“文化大革命”的号角进入了小学。那个时候的小学教学还基本正常，只是学习压力不大。我自认为长着数学脑袋，当别人在学分步立式时，我张口便可报出综合列式，弄得算术老师见我头大。六年的算术，不费吹灰之力全是满分。初中开始，教学已是不正常了。我们喊着“批林批孔”的口号进入了宁波第五中学，四年的初高中只上了初一第一学期正常的课程。“张铁生的白卷”“黄帅自杀”催生了“马尾巴的功能”式的教学改革，冲击着正常的教学秩序。有一半时间在开批判会、写大字报，“批林批孔”成了我们的主要学习内容。工农兵讲师团进教室了，数学只上了一点点因式分解，化学只认识了几个元素符号，物理教学改革有了“重大成果”，教材改成“三机一泵”，考试是开拖拉机。

当时的文学作品奇缺，同学中有《青春之歌》这样的“禁书”，大家抢着看。有时因为借期紧，为躲避母亲“查岗”，我通宵打着手电看“禁书”，眼睛也在这期间成了四只。假期实在无聊，把母亲单位图书室翻了个遍，《海岛女民兵》等新时代的作品和难得借到的《西游记》等四大名著都囫囵吞枣阅读了一遍。实在无事，就把《红楼梦》中荣、宁两府的家谱排了个遍，标上每个人物的特征。这种奇特的历史条件，却训练了我的文字能力。时间如流水，一晃便到了毕业季。在等待招工消息的焦虑中，又挨过了炎热的夏天。其间，关于高校招生改革的消息已开始流传，我并不怎么关心，只惦记着工作的事。

1977年10月的某一天，同学通知我到学校开会，班主任传达了教育部《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并让所有的同学参加学校的高考复习班。我们班的同学几乎全回来了，那些已经去支农的和在家待业的，也都来了。那时，我还真不知高考是什么玩意儿，大学究竟是什么样。我可以去上班了，是否还需要去参加考试？不知深浅，未知祸福。怀揣着宁波面粉厂报到通知书，我随大流也来到了学校的高考复习班。

高考分为文史和理工两类，各为四场。文科考试科目为政治、语文、数学、史地（历史+地理），理科科目是政治、语文、数学、理化（物理+化学），满分为400分。经过初、高中的消耗，我估摸自己的优势只能是文科了。但老妈坚决不同意，理由是远离政治！没得选，就补习数理化吧。可进入教室，我傻眼了：化学配平衡方程都不会，物理F=ma都是头回听说；曾经引以为豪的数学，却连个log符号都不知是啥东西。两个月的时间，要把两年初中、两年高中所有的数理化都补齐，谈何容易！学校配备了最强的教师阵营：冯仲杰、尉丽英、李宗校等名师亲自执教，简洁精练，有滋有味。我们开始了有生以来最正常、最规则、最用功的学生生活。早上5点起床，复习2小时，洗漱吃饭去学校。上午4小时、下午4小时补习，回家复习和完成作业，10点就寝。生活简单而有序，紧张但又有吸引力。时间实在是太短了，两个月囫囵吞咽了四年的内容，大大地消化不良。由于有基本的文字功底和尚可的记忆力，语文和政治对我来说似乎感觉好些。而且李宗校老师擅长形象化比喻，把社会主义的“一化三改造”比喻成一只雄鹰，简易生动地刻在了我的脑海中，还居然是那次高考考的内容。数理化可要了我的小命。老师的讲课是那么精彩，那么多的新内容，凭着小聪明，老师讲解的时候我居然能听懂，第一次感觉数学这个东西还那样有嚼头。但实在没时间好好消化了，更没有办法去悟出其中规律性的东西——那种以不变应万变的制胜宝典！天天疲于解题，被题目牵着走，未知所以然，换种题型又蒙了。但这种训练竟开启了我对学习数学的兴趣：在大学学习期间，高手如林的高等数学考试中，我也能名列前茅；用48学时归纳初、高中所有几何内容，培训企业职工通过数学考试；进入大学当老师以后，独立开设当时是新兴学科的数理与生物统计学课程。其实我对数学学习的体会便是综合定理找规律，跳出题目看目标。此是后话。我相信，如果再给我两个月时间，我会理出高中数学的规律性东西，不会再被题目牵着走（也许是吹牛，可能每个人都会如此说）。

那段时间也是我最独立的时期。爸妈都去农业学大寨工作组了，我每天下午放学后去母亲单位搭伙吃饭，捎上馒头和开水，回家复习做作业，三点一线，日复一日。那段时间，所有同学都似乎一下子成长了，碰在一起，亦无往日的嬉闹玩耍。偶尔有几位要好的同学会聚在一起，谈论的都是如何解题做作业。一班的范盈盈和四班的王亚珍她们几个天天晚上在一起复习，我们家离得很近，有一天我也一起去凑热闹。可到了10点钟，她们没有一点回家的意思。我可受不了，脑袋发涨，什么也看不进，什么也做不了。不行，我还是过我朝五晚九的日子吧。

紧张中日子过得飞快，一晃两个月快过去了，时间到了11月底。我们被要求参加预考。这是一次市里组织的选拔性考试，考试后还开始了政审，淘汰了一批同学。我从未经历过这样的考试，如此严肃与严格。没有手表，也没有交通工具，为不迟到，我只能提早2小时从家里出发步行去考试地点，早早候着。考试前半小时才被允许进试场，因为当时还没有身份证制度，门口有老师检查贴着照片的准考证；所有书包都放在教室外面，只允许带笔、橡皮和尺等工具。进入试场后，一人一个座位，无人出声，安静地等待着铃声，能感觉到心动过速。幸亏很快试卷便发下来了，来不及细想便开始答题。题目很多，时间很紧，刚答完，来不及检查铃声便响了。监考老师要求把试卷反过来放在桌上，我离开了试场。预考考的什么已没有记忆，但很幸运能继续留在复习班中，准备最后的正式考试。

12月的正式考试是在宁波一中。是两天四场，仍是一个人独自应对。记不清考试内容了，感觉好像还顺利，政治、语文、数学还有时间检查，特别是数学早早就做完了，只是理化难了些。半个月后，成绩出来了，才知道数学有一面漏了做。难怪时间有余！

高考以后，学校就要求我们填报志愿。没有估分，不知道自己考了几分；没有招生宣传资料可以参考，不知道专业与学校之间的差异；没有人指导，不知道志愿对今后的人生有多大影响。我想报杭大的新闻专业，老妈让我远离；她让我学医，报浙江医科大学，我偏不。尽管15岁时有过邻居家的伯伯被游街批斗、几家小孩挤在一张床上抖抖索索等待父母从党校学习回家的经历，但对这个社会我还是一无所知。浙江水产学院的团委书记来五中做招生宣传了，作了只要上线便录取的承诺。教导处的张老师说了，你们报吧，机会大些，有好些同学便报了。我们这届有三个志愿可以填报，当时杭州也只有浙大、杭大、浙医大和农大可以选择。我对自己的考分没信心，浙大认为是不可能的，医大不愿去，只能是杭大了。杭大新闻和中文专业不让进，数理化又是弱项，只能选择历史和地理了。听了老师的建议，我就把水产学院改为了第一志愿。没想到，这一改，改变了一生的命运。

考完以后的那段时间突然又无所事事，原来的工作算是放弃了，便去找了份打小工的临活。听说当时浙江省的录取率只有151:1，五中77届上线的只有9个同学，有4个报了水产学院。很多高校都没招满，唯独水产学院的三个专业四个班完成指标。入学通知书很快寄到了，我好像没有感到丝毫的兴奋和激动。那时的消息真的很闭塞，我还真不知道五中一共有三个同学进入了水产学院，依然打着工。

报到是在翌年3月8日。我茫然地坐上了去舟山的轮船。16岁的我，开始了大学生活。到了学校才遇到了五中的同学。班里同学的年龄相差很大，最大的年长我一倍。有曾经的工人、农民、老师，应该说高考确实改变了许多人的命运！这些有社会阅历的同学，深知机会来之不易，学习如饥似渴，他们像师长，领着我们学习，步入社会，步入人生。一个月以后，听说很多高校第二批降分到180分录取了，浙大、医大、杭大都有，水产学院也扩招了一个水产加工班。当时我们很不服气，降分录取的竟然是好专业。

1977年我的懵懂选择，造就了我的人生，尽管不辉煌，但恢复高考制度，成就了国家的辉煌！这是我国教育史上的重大转折，从5月24日邓小平的《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讲话，到12月完成高考，短短的6个月，改变了中国！我亲历了，我见证了！

钱国英　浙江万里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