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程粮给付
天圣《赋役令》宋10规定：
诸丁匠上役，除程[44]外，各准役日，给公粮赴作。
李锦绣将之复原为唐《赋役令》32：
诸丁匠上役，除程粮外，各准役日赍私粮。[45]
对于此条复原唐令的解读，学者们基本达成共识，即在唐代，丁匠服役时，赴役途中所需程粮官给，而服役日所食口粮自备；[46]至于宋令含义，仅戴建国略有涉及：“在唐，服正役的丁匠除路程所耗口粮官给外，正式服役期间，粮食役丁自备。宋令则对此条规定作了修改。服役期间的粮食，官府也负责供给。”[47]自其表达推测：戴氏认为在宋代，不论赴役途中，还是服役期间，役丁所需粮食皆由官给。此论的依据是《宋朝事实类苑》卷二一《漕河》所引《金坡遗事》的记载：“先是，春夫不给口食，古之制也。上（按：即宋太祖）恻其劳苦，特令一夫日给米二升，天下诸处役夫亦如之，迄今遂为永式。”[48]但是，以“不给口食，古之制也”结合上述通论所持“唐代赴役途中粮食官给”之说便可论断，此处“口食”仅指服役期间的口粮，而不包括“程粮”。
其实，涉及“口食”配给的记载并非寡见，如《宋会要辑稿》食货四八之一六载：
（天圣）八年五月六日，上封事者言：“普、遂等州诸般纲运，州县差借人夫般担，至梓州方有递铺兵士转递。伏缘川中时物常贵，差借人夫山路遥远，不支口食，亦甚不易。切（窃）知资、简等州差借人夫般担纲运至益州，自来官给米日二升。欲望应川中不置递铺权差借人夫般担纲运去处，每日官支口食。”诏下益、梓、利、夔四路转运司相度，皆言其便。复诏三司：“今后四路州军差借人夫般运上京，并河东、陕西路州军纲运，即每日人支口食米二升；止转般邻近州军官物，即不支。”[49]
自此可见，“口食”仍是人夫承担差役期间的粮食，并无明确证据表明其包含赴役途中所需消耗的口粮。
又，《四明续志》卷六《作院》有载：宋开庆（1259）年间，“军匠日支钱三百文，米二升，酒一升；民匠一贯五百文；诸军子弟匠五百文，米酒视军匠之数。以民匠劳逸不均，则下定海、奉化、鄞县照籍轮差，每四十日一替，起程钱各五贯，回程十贯”。[50]可见，南宋时，明确区分丁匠服役期间的报酬和往返途中的路费，而不将之合一，此或可为“口食”不含赴役口粮的旁证。至于南宋时，服役往返也由官府给予补偿，这或许是北宋至南宋的制度演变（当然也可能是两宋一贯之制），无法由此反证《赋役令》宋10程粮官给的论点。
因此笔者认为，此条宋令的含义在于：在宋代，赴役途中所需程粮自备，[51]而服役期间的粮食官给。
（二）领送丁匠
天圣《赋役令》宋12规定：
诸科唤丁匠，皆量程远近，刻其（期）于当州界路次更集。及多者，本属以官领送，不须缘历州县。其不满百人者，临事押遣。[52]
这是关于丁匠赴役方式的规定。有关“本属以官领送，不须缘历州县”，刘燕俪据《通典》、《唐六典》有关唐代州司户参军执掌之说，将“以官领送”之官判定为“州的司户参军事”，将“不须缘历州县”解读为“官员不须巡回整个州县”。[53]据《宋史》卷一六七《职官志七》载“户曹参军掌户籍赋税、仓库受纳”，[54]可见其与唐司户参军职能相仿。[55]以下以宋制为据，略陈刘说疑点。
1．领送者为谁？
以宋代刑罚中对编管、移乡之人的押送为例，押送者并非掌诸州刑狱事的各色参军，而是由递铺差人或由军卒负责。[56]如《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〇二哲宗元祐二年己丑载：
权知开封府钱勰言：“请于《元丰令》‘部送罪人’条注文称编管移乡人差递铺下，添入开封府情重人依配军法，庶免纵失之弊。”从之，诸路准此。[57]
又如《庆元条法事类》卷七五《刑狱门五》“移乡”载：
《断狱令》：诸部送罪人，量轻重多寡差兵级或院虞侯。移乡人止差院虞侯部送。
同卷“部送罪人”载：
《吏卒令》：诸应部送罪人，逐州专委职官一员同兵官主管，常切预差禁军二十人，籍定姓名，在营祗备，遇有押到罪人，依次差拨，即时交替，不得越过。如罪人数多部送人不足，别行贴差，其应差公人或添差将校、节级者，依本法。仍令知、通检察。
诸部送罪人，量轻重多寡，差兵级或院虞侯，外界及两地供输人送他州者，准此。编管、羁管、移乡人止差院虞侯部送。七人以上，妇人及男子年十五以下者不计。或凶恶人及事干边界者，仍差将校或衙前；强盗配军系配沙门岛、远恶州或死罪贷命者，但及三人，虽非凶恶亦添差节级部送。十人以上，所经由州长吏量度人数分番差人部送。未行者，寄禁。即强盗及凶恶人所至州县，皆寄禁。[58]
再以宋代纲运押纲者为例，充任纲运押纲人者，“一是低级官吏，如三班使臣、三司军将、州府军将、殿侍及地方土著官和待阙官等，二是有资产的民户，主要是从乡村上户中差充的衙前役人”，[59]而不是负责纲运事务的转运使、发运使等官。如《宋会要辑稿》食货一三之五：
诸上京纲运，召得替官员或差使臣殿侍军大将管押。其麤色及畸零之物，差将校或节级管押。
食货四三之一：
（元丰二年）十月二十七日，三司言：“自今押汴河及江南、荆湖纲运，请以七分差三班使臣、三分差军大将、殿侍。”从之。初，诏以三班使臣在班常不下三四百员，有至一二年方得差遣者，而三司军大将不足，库务纲运阙人管押，令三司议以使臣代之，仍定理任岁限赏罚之法。三司乃言：“汴河粮纲，旧法不限分数差遣使臣，其江南、荆湖四路许差使臣五分，并旧不差使臣路分，若悉以使臣代之，禄食视军大将，所贵为多。”故有是诏。[60]
至于唐代的管押之例，则《狱官令》唐5规定：
请（诸）流移人，州断讫，应申请配者，皆令专使送者（省）司。令量配讫，还附专使报州，符至，季别一遣。若符在季未（末）至者，听与后季人同遣。具录所随家口、及被符告若发遣日月，便移配处，递差防护（援）。其援人皆取壮者充，余应防援者，皆准此。〔专使部〕领，送达配所。若配西州、伊州者，并送凉州都督府。江比（北）人配领（岭）以南者，送付桂、广二都督府。其非剑南诸州人而配南宁以南及嶲州界者，皆送付益州大都督府，取领即还。其凉州都督府等，各差〔专〕使，准式送配所。付领讫，速报元〔送〕处，并申省知。其使人，差部内散官充，仍申省以为使劳。若无散官，兼取勋官强干者充。又无勋官，则参军事充。其使并给传乘。若妻、子在远，又无路便，豫为追唤，使得同发。其妻、子未至间，囚身合役者，且于随近公役，仍录已役日月下配所，听折即于限内。[61]
其中规定了部送流移人的“专使”，即“其使人，差部内散官充，仍申省以为使劳。若无散官，兼取勋官强干者充。又无勋官，则参军事充”，其中可充“专使”的“参军事”并非是各司参军，而是并无常职的参军。[62]
而唐代负责部送租调庸的官员，如《赋役令》唐5规定：
诸输租调庸，应送京及外配者，各遣州判司充纲部领。其租仍差县丞以下为副，不得僦句，随便籴输。若之（外）配之后，损阙不充数，及增减废置，入城镇输纳早晚，须别回改者，度支申奏处分。[63]
可见租调庸送京或外配时，各州所遣的是“判司”，即录事参军及六曹参军事。[64]
综上可知，虽然唐、宋有关部送罪犯、押纲的规定不尽一致，但领送之人并非限于州一级统管该事务的参军。因此，即便“司户参军”的执掌与领送丁匠赴役的责任相契合，但亲自领送者未必是司户参军本人。
2．“缘历州县”何谓？
刘氏将“不须缘历州县”释为“官员不须巡回整个州县”，笔者以为不确。《庆元条法事类》卷七五《刑狱门五》“部送罪人”载：
《擅兴敕》：诸部送罪人应逐州差人交替而不差人致越过者，知、通各徒一年，兵职官加一等，仍许以次州奏劾。即部送人不陈乞交替而自越过者，杖一百。
《吏卒令》：诸军及公人部送罪人者，逐州交替，不得减数。仍检察来人，有不至者，报元差官司。[65]
由此可知，部送罪人须逐州交递，如有“越过”，则须受到处罚。
藉此反观本条《赋役令》，便可推断：所谓“不须缘历州县”，乃指不必逐州递送，而由本州领送之官直接将服役人员送至役所。
（三）贯不属县
《赋役令》宋15规定：
诸丁匠在役遭父母丧者，皆本县牒役所放还，残功不追。贯不属县者，皆所由司申牒。[66]
其中“贯不属县”一句，涉及籍贯不属于县的丁匠，其范围为何？
《唐六典》卷七《尚书工部》“工部郎中员外郎”条载：
京、都之制备焉。凡兴建修筑，材木、工匠，则下少府、将作，以供其事。少府监匠一万九千八百五十人，将作监匠一万五千人，散出诸州，皆取材力强壮、伎能工巧者，不得隐巧补拙，避重就轻。其驱役不尽及别有和雇者，征资市轻货，纳于少府、将作监。其巧手供内者，不得纳资，有阙则先补工巧业作之子弟。一入工匠后，不得别入诸色。[67]
刘燕俪据此认为：“籍贯不属于县的丁匠，大概指的是唐代官工业的工匠，他们大多隶属于少府、将作、军器等监。……这些散出各州而隶属于中央少府、将作等诸监的官工业工匠，一旦入为匠籍，则终身不能改换其他的工作与身份。”[68]此说亦可商榷：
首先，自其所引《唐六典》“工部郎中员外郎”条而论，那些在少府监、将作监服役的“散出诸州”的工匠，应是从各州征发来的“短番匠”，[69]而非“贯不属县”之“工”。
其次，《唐律疏议》卷三《名例》“工乐杂户及妇人犯流决杖”条疏议载：
工、乐者，工属少府，乐属太常，并不贯州县。杂户者，散属诸司上下，前已释讫。“太常音声人”，谓在太常作乐者，元与工、乐不殊，俱是配隶之色，不属州县，唯属太常，义宁以来，得于州县附贯，依旧太常上下，别名“太常音声人”。[70]
“不贯州县”、籍属少府的“工”，应是“那些有伎术的刑徒和学习伎术或学艺有成的官户子弟”，[71]而这种“属于杂户一类的贱民行列”的工匠，“从全国工匠总情况而言，这类人为数极少。从比较广泛的意义来看，唐代的织造户与坑冶户与茶户、酒户、盐户等等一样，难以看出工户具有贱民特征。诸色工匠司户并不存在元、明时期所特有的匠户制度”。[72]所以，刘氏藉以为据的“散出诸州”、“一入工匠后，不得别入诸色”等都无法有力证明这些工匠“贯不属县”而隶于少府、将作等中央官司。
（四）畿内诸县
天圣《赋役令》宋16规定：
诸供京贮槀之属（处），每年度支豫于畿内诸县斟量科下。[73]
大津透认为，“畿内”即指畿县。[74]若然，令文为何不径称“畿县”，而取“畿内诸县”？
《旧唐书》卷三七《五行志》载：“（开元五年）六月二十一日夜，暴雨，东都谷、洛溢，入西上阳宫，宫人死者十七八。畿内诸县，田稼庐舍荡尽。”[75]由此可知：此处“畿内诸县”应指东都洛阳下辖诸县。但“畿内”之称，不可能与西京长安无关。因此，唐令所称“畿内诸县”，至少包括西京、东都下辖诸县。又《旧唐书》卷四四《职官志三》载：“京兆、河南、太原所管诸县，谓之畿县”；[76]《唐六典》卷三《尚书户部》“户部郎中员外郎”条载：“京兆、河南、太原为三都……凡三都之县，在城内曰京县，奉先同京城。城外曰畿县”；[77]而《宋史》卷一五八《选举志四》载：“建隆四年（963），……旧制，畿内县赤、次赤。……有司请据诸道所具板图之数，升降天下县”。[78]宋承唐制，若“旧制”所指为唐制，则所谓“畿内县”仅指赤县、次赤县。而据《通典》卷三三《职官一五》所载，唐代赤县“三府共有六县”，[79]此六县应是长安、万年、河南、洛阳、太原、晋阳；[80]至于“次赤县”，唐前期仅华州冯翊郡之奉先一县，唐后期则因皇帝陵寝所在而将京兆府下三原、云阳、富平、奉天、醴泉等五县、河南府下缑氏一县升为次赤，又因设五府而升凤翔府之天兴县，成都府之成都县、华阳县，河中府之河东县、河西县，江陵府之江陵县，兴元府之南郑县为次赤县。[81]当然，从供京稾草的可能性而言，因奉陵、升五府而增设的次赤县应非本条唐令所指的“畿内诸县”。总之，“畿内诸县”与畿县并非同一概念。
此外，《历代名臣奏议》卷二九九载：其中，“畿内”与西京、南京并举；又，《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二四载：宝元二年（1039）秋七月甲寅，“右司谏、直集贤院韩琦为起居舍人、知谏院”，[82]可知韩琦此奏应在宝元二年之前，而仁宗庆历二年（1042年）始建大名府为北京，[83]故“畿内”仅指东京。此或可为唐、宋令文字相同而内容实异的例证。
右司谏韩琦上奏曰：臣近闻西京、南京及畿内诸县，遣使疏决刑狱；金明池等亦设斋醮。此必司历者陈垂象之变以献于上，使陛下圣怀钦翼勤恳如是。虽古先哲王睹之感悟，饬身正事，无以过也。[84]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