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在何时何地的学者，对于青年们有两种恩赐：第一，他运用精利的工具，辟出新境域给人们享受；第二，他站在前面，指引途径，使人们随着在轨道上走。因此可以说：学者是青年们的慈母，慈母是兼任饲育和扶持两种责任的。太炎先生是当代的学者，我们读他所著的《文始》《国故论衡》《齐物论释》《新方言》《小学问答》等书，就可明白他辟出多少灿烂的境地！先生以前在东京、北京，这次在上海，把国学为系统的讲明，更可见他对于青年们扶掖的热忱。我在听了讲演以后，心里自然有无限的感激，所以不计工拙，把先生的话记出。并且看到青年们有求知的热狂，而因时地关系没能亲聆这次讲演的很多，所以又把记录的稿印出，希望传播得比较的普遍些。在下文还申述些浅薄的见解。
学术界近来颇有研究国学的倾向，确是好的现状。但是大部分对于为什么要研究国学这个先决问题，还是持迷离混沌的态度，或者竟是盲从的。在讲演会中，第一次，就听到两种可怪的论调，在他们原以为是妥适的理由哩。
这两种论调是：
一、西洋人研究中国国学的很多，我们对于自己的国学，哪可不研究？
二、当代有太炎先生这么淹博的国学学者，我们哪可不赶快去研究？
持这般论调去研究国学，是很危险的。因为他们根本上没有明白国学是个什么，也没想到要去研究国学的原因，只不过因循的盲从，胡乱提倡些国学，做冒牌的圣人之徒，替青年造成进化的障壁！中国数千年来，不是没有讲论国学的人，却很少真正研究国学的人。所以国学愈讲愈失其真，荆棘蔽途，苦煞后生小子！在现在不研究国学也罢，否则非彻底了解研究国学的主因，便不能得着效果。
那么，我们究竟为什么要研究国学呢？可把他分做四层讲明：
国学在中国有数千年的历史。我们过去的智识，和他发生密切的因果关系，因此我们急要明白：国学的精华何在？他以后还有存在的价值没有？如果国学是腐败的骸骨，不该容他存留着，我们可赶快荡除净尽，如其中尚包藏着精金，也应从速发掘；决不可彷徨歧路，靡所适从。在取舍问题亟待解决当中，非研究国学，别无解决的途径。这是第一层原因。
在我们以前，既没人曾把国学整理一下，到现在还仿佛一大堆乱书，政治，哲学，伦理，宗教，以及其他各种科学都包含着。我们既要明白其中究竟是怎样的，非坐待可以得到。及今用精力把他系统的整理起来，或者能够观察明白，使后人也得着好处。所以谋学术界的共同便利，也非将国学研究一下不可；这是第二层原因。
大部分青年感受着无限的苦痛：因为心里极明白适合人生真义的“新”，要想接受他；但社会上“旧”的势力膨胀到极点，稍一反动，灵肉两方面都得着痛苦。那旧的也不过借国学做护符——军阀和老顽固都把孔老夫子来撑门面。国学经过他们手里，已变成“糟粕形式呆板教条”了。我们如不把国学的真面目抬出，他们决不敛形息声的；要找出国学的真面日，自然须下一番研究功夫。这是第三层原因。
我们对于西方文化固当合理的迎纳，但自己背后还有国学站着，这两种文化究竟如何使他沟通，也是目前要解决的问题。我们对于国学所含的原子不明白分析出来，如何能叫彼和别种化合？所以要先研究国学，才找得出沟通方法。这是第四层原因。
可见我们研究国学，决不是盲目的，原含着以上四种急迫的需求。太炎先生讲国学，的确是使我们满足求知欲望，并且是适应这四种需求的。且细看他讲的话，自然明白了。
但是，我们一方面完全承受先生的讲演，一方面却须用批评的眼光去观察，要记牢“我爱先生，我更爱真理”一语。
最后，我更对邵仲辉先生表示谢忱，因为稿中许多地方都承先生指正。
一九二二年六月一日 聚仁识于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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