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概念小史

▶一、国学即“二帝三王之心法，周公孔子之学术”

国学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本来是国立学校的意思。《礼记·学记》说:“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1]汉太学、隋以来的国子监都可称国学。现代意义的国学含义是20世纪初才出现的。具体地说，经过四个阶段的演变，所指内容及价值倾向也很不一样。

19世纪中叶，中国开始大规模接纳西方现代文化，源自西方的科技、工商文明、制度文明及价值观念已经极大地改变了中国的社会与文化。在由仿制利器的国防现代化带动的建立现代物质文明的阶段，由于它与中国固有文明的互补性，所以没有出现“国学”的概念，相反，“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2]，几乎是当时对于中外形势有点了解的士大夫的共同见解。甲午一役惊醒了中国人四千年的迷梦(梁启超语)，改制运动风起云涌，与制度创新相伴的是西方启蒙运动时代以来的政治经济学说的大量引进，极大地挑战了儒学作为中国社会基本组织原则的传统地位。同时，戊戌维新的失败、庚子事变与日俄战争的相继发生，导致以革命方式来改变体制成为新选择。这正反两面的因素催生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国学运动。

京师大学堂设立《章程》中说:“考东西各国，无论何等学校，断未有尽舍本国之学而能讲他国之学者，亦未有绝不通本国之学而能通他国之学者。中国学人之大弊，治中学者则绝口不言西学，治西学者亦绝口不言中学，此两学所以终不能合，徒互相诟病，若水火不相入也。夫中学，体也;西学，用也，二者相需，缺一不可，体用不备，安能成才?且既不讲义理，绝无根底，则浮慕西学，必无心得，只增习气。”[3]“中华之所以立教、我朝之所以立国者，不过二帝三王之心法、周公孔子之学术。”[4]这里的“本国之学”，即其所说的中学，也即是二帝三王之心法、周公孔子之学术，事实上就是邓实所指出的，这些人所谓的国学其实是以功令利禄为特色的君学。

▶二、国学即国粹而非“君学”

同这种继续强化专制统治的意识形态的做法不同，1905年在上海成立的国学保存会以“研究国学，保存国粹”为宗旨，邓实和黄节等人创办《国粹学报》，“刊发旧章，用存国学”。这里的国学，由章太炎解释，即是国粹学，是“字字征实，不蹈空言”的实事求是之学[5]。《国粹学报》有“政篇”“史篇”“学篇”“文篇”等，研究范围大大超出了“周公孔子之学术”。主编邓实还郑重声明，提倡国学必须注意分辨“国学”与“君学”，邓实称:“近人于政治之界说，既知国家与朝廷之分矣，而言学术，则不知有‘国学’‘君学’之辨，以致混‘国学’于‘君学’之内，以事君即爱国，以功令利禄之学即为‘国学’。”表明这些“反清革命拥护者，从日本借用‘国粹’‘国学’等术语，旨在对付满清政府极力维护的君主专制体制”[6]。申斥清政府提倡的所谓本国之学实际上是以功令利禄为特色的伪国学。

作为南国的这批革命知识分子的精神领袖，章太炎则希望“用国粹激动种姓，增进爱国的热肠”。章氏说:“为甚提倡国粹? 不是要人尊信孔教，只是要人爱惜我们汉种的历史。这个历史，是就广义说的，其中可以分为三项: 一是语言文字，二是典章制度，三是人物事迹。近来有一种欧化主义的人，总说中国人比西洋人所差甚远，所以自甘暴弃，说中国必定灭亡，黄种必定剿绝。因为他不晓得中国的长处，见得别无所爱，就把爱国爱种的心，一日衰薄一日;若他晓得，我想就是全无心肝的人，那爱国爱种的心，必定风发泉涌不可遏抑的。兄弟这话，并不像做‘格致古微’的人，将中国同欧洲的事牵强附会起来;又不像公羊学派的人，说什么三世就是进化，九旨就是进夷狄为中国，去仰攀欧洲最浅最陋的学说。只是就我中国特别的长处，略提一二。”[7]其东京国学讲习会所授有语言文字、典章制度、诸子等。“章太炎在民国时期，对于传统文化，包括对于孔子和经学的历史，见解趋于保守。不过直到晚年，他认为的‘国学’，始终涵盖战国时代争鸣的诸子，包括道儒墨法名诸家;同时也坚持汉唐以来输入中国的佛学与传统的庄子荀子的学说，理念多有相通，应该互补。而且，他至死都认定提倡国学，保存国故，必须揭露批判伪三民主义，特别是蒋介石的个人独裁。这一点，倒是后起的什么‘国学’论的试金石，而章太炎也可称名副其实的‘国学大师’。”[8]

同一时期，章氏弟子钱玄同主持的《教育今语杂志》“以保存国故，振兴学艺，提倡平民普及教育为宗旨”，内容有中国文字学、群经学、诸子学、中国历史学、中国地理学等八大类。1910年出版的《国故论衡》上篇小学，中篇文学，下篇诸子学。1922年章太炎又一次讲演国学，分史学、哲学、文学诸派别，根据研究对象加以分类。

▶三、国学即国故

1915年9月，《新青年》创刊，标志着中国知识分子意识到要真正实现共和政体必须彻底放弃以儒学作为社会组织原则，孔家店必须关门。随后出现的国学研究基本上有两种倾向。一是科学主义的倾向，一是人文主义的倾向。

1919年，刘师培等创《国故月刊》欲“昌明中国固有之学”，新潮社的毛子水在《国故和科学的精神》一文中说:“国故就是中国古代的学术思想和中国民族过去的历史。”[9]胡适肯定了毛子水的这个意见，也批评他的狭隘功利观念，提倡一种“为真理而求真理”的精神，把“整理国故”当成是“再造文明”的一个必要步骤[10]。1923年，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编辑《国学季刊》，胡适撰写的《发刊宣言》其实是一篇整理国故的方法总论，他说:“国学在我们的心眼里，便是国故学的缩写，中国的一切过去的历史文化，都是我们的国故，研究这一切过去的历史文化的学问，就是国故学，省称为‘国学’。”[11]胡适认为国学研究的目的是要做成中国文化史，并规划了一个含民族、语言文字、经济、政治、国际交通、思想学术、宗教、文学、风俗、制度等十个门类的系统。

兹后出现的多部《国学概论》著作，由于对“国学”的目的、研究对象的理解不一，结构体系、具体内容也不一样，钱穆是在“国学”名义下宣讲学术文化略史，钱基博、谭正璧等则沿用章太炎的主张。王重民1929年编成的《国学论文索引》立类涉及语言文字学、图书目录学、经学、史学、诸子学、文学、科学等十七个门类。这些做法都是把国学与“科学”(分科之学)对接，按照现代学科分类对中国传统文化加以分析地整理。

而五四后兴起的现代新儒学则认为“心性之学”才是国学的中心，研究国学绝对不是要把中国传统看成是已经逝去的东西，清理后放进博物馆让人凭吊了事，而是要发掘出我们民族文化活的生命，让她得以重现光明，照亮后人前进的路。

▶四、国学即中国传统文化

20世纪末出现又一次的“国学热”。国学概念的重新提起，首先是出于一些功利性的理由，主要是: (1) 政界人士希望通过提倡国学来弱化西方自由主义思潮的影响。这得到一些召唤孔孟幽灵的“吾儒”的支持，他们提倡的国学很难摆脱实际上是功令利禄之学的疑虑[12];(2) 商界人士希望通过国学研究整理出一套不同西方的“东方式管理”模式。学者“试图整理和总结出对于管理活动影响较大的中国特有的社会文化和中国人的行为逻辑，并基于这些中国传统文化的假设，来构建中国传统文化假设模型和中国情境下的管理方式……在此基础上发展中国情境下的企业管理理论与方法”[13];(3) 同民间的养生健康、算命卜卦、堪舆风水等相关联;(4)试图通过国学来补救精神信仰缺失的问题，也就是国学的“心灵鸡汤”化。除此之外，我们要看到比这些远为重要的因素，那就是: 它表征着在长期接受外来文化的巨大影响后出现的重新确立本土文化的主体性的自觉要求，但是这种自觉要求能否出现像8到12世纪回应佛学挑战而出现宋明新儒学那样类似的成果，尚有待于中华民族的继续努力。因为依照目前学者们讨论的“国学”的理解，依然把国学看成是中国传统学术或中国传统文化，国学研究的最终旨趣并没有得到充分彰显。

[1] (汉) 郑玄注，(唐) 孔颖达疏: 《礼记正义》卷三十六，《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2009年影印阮刻本，第3297页。

[2] 冯桂芬: 《校邠庐抗议》，文海出版社《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62辑影印光绪二十三年刊本，卷下，页六十九。

[3] 张之洞: 《变通政治人才为先遵旨筹议折》，《张文襄公奏议》卷五十二，民国刻《张文襄公全集》本。

[4] 毛佩之: 《变法自强奏议汇编》卷十，《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48辑，文海出版社，第270—271页。

[5] 章太炎: 《章太炎全集》第四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版，第353—355页。

[6] 朱维铮: 《音调未定的传统》(增订本)，第414页。

[7] 章太炎: 《演说录》，《民报》第六号，第9—10页。

[8] 朱维铮: 《又说“国学大师”》，《音调未定的传统》(增订本)，第416页。

[9] 陈崧等: 《五四前后东西文化问题论文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27—141页。

[10] 胡适: 《新思潮的意义》，《胡适全集》第1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691—700页。

[11] 胡适: 《国学季刊》发刊宣言，《胡适全集》第2卷，第1—17页。

[12] 朱维铮: 《音调未定的传统》(增订本)，第414页。

[13] 吴照云、罗俊: 《基于中国传统文化假设的情境化管理》，《当代财经》2009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