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渠令》

在《庆元条法事类》中，《河渠令》现存5条，大致可以分为三类，其条文来源则各有不同：

第一，造渠灌溉类：

^[64]诸以水溉田，皆从下始，仍先稻后陆。若渠堰应修者，先役用水之家，其碾硙之类壅水于公私有害者，除之。

^[65]诸大渠灌溉，皆置斗门，不得当渠造堰。如地高水下，听于上流为斗门引取，申所属检视置之。其傍支俱地高水下，须暂堰而灌溉者，听。

③诸小渠灌溉，上有碾硙，即为弃水者，九月一日至十二月终方许用水。八月以前，其水有余，不妨灌溉者，不用此令。^[66]

这三条基本与敦煌P．2507《开元水部式》残卷^[67]的相关规定保持一致：

1　泾、渭白渠及诸大渠用水溉灌之处，皆安斗门，并

2　须累石及安木傍壁，仰使牢固。不得当渠造堰。

3　诸溉灌大渠有水下地高者，不得当渠（造）堰，听

4　于上流势高之处为斗门引取。其斗门皆须州县官

5　司检行安置，不得私造。其傍支渠有地高水下，须临

6　时堰溉灌者，听之。凡浇田，皆仰预知顷亩，依次

7　取用，水遍即令闭塞，务使均普，不得偏并。

……

36　河西诸州用水溉田，其州县府镇官人公廨田及职

37　田，计营顷亩，共百姓均出人功，同修渠堰。若田多水

38　少，亦准百姓量减少营。

……

46　诸水碾硙，若擁水质泥塞渠，不自疎导，致令水

47　溢渠坏，于公私有妨者，碾硙即令毁破。

……

81　诸溉灌小渠上先有碾硙，其水以下即弃者，每年

82　八月卅日以后，正月一日以前，听动用。自余之月，仰所

83　管官司于用硙斗门下着锁封印，仍去却硙石，

84　先尽百姓溉灌。若天雨水足，不须浇田，任听动用。

（后略）

仁井田陞将《开元水部式》残卷的内容分为农田水利、舟筏水利、碾硙水利、水流及渠堰斗门管理、桥梁管理、应供给诸司的河鱼、庸调专用的漕运与运船等项。^[68]上引庆元《河渠令》第①条“其碾硙之类壅水于公私有害者，除之”一句，对应《开元水部式》第46—47行，属于碾硙水利类，除表述稍有变化之外，并无实质性改动；庆元《河渠令》第②条来源于《开元水部式》第1—6行，属于渠堰斗门管理类，基本属于摘录性质，并未修改条文内容；庆元《河渠令》第③条则承自《开元水部式》第81—84行，除了删去所管官府在硙斗门下加锁、封印、搬走硙石等规定外，亦无变化。

其中，需要注意的是，庆元《河渠令》第①条的其余内容，则取自唐《杂令》复原19：

诸取水溉田，皆从下始，依次而用。其欲缘渠造碾磑，经州县申牒，公私无妨者，听之。即须修理渠堰者，先役用水之家。^[69]

按照仁井田陞对《开元水部式》内容的总结，此条《杂令》的内容属于《水部式》中农田水利类，如上引残卷第6—7、36—38行即与之类似，皆是关于用水灌溉田地及修筑渠堰的规定。唐代令、式之别并非十分明显，《唐六典》所总结的“令以设范立制”、“式以轨物程事”^[70]无法体现其规范性质的差异，从此处所及《杂令》与《开元水部式》的条文内容亦可窥见唐代立法技术上“令、式同源”或“式出于令”^[71]的特点。而庆元《河渠令》第①条虽未改变唐令谱系《杂令》“取水溉田”条以及《开元水部式》碾硙水利类的有关规定，但将《开元水部式》关于农田水利、碾硙水利两类规定熔于一炉，且杂糅唐令谱系之《杂令》与唐式，形成宋代新出令篇之一条，其立法技术之推进可见一斑：元丰以后，宋式的性质发生改变，不再具备与令相同的规范属性，将《开元水部式》的内容融入宋令之中，自然是水到渠成之举。

第二，栽种、保护林木类：

④诸缘道路、渠堰官林木，随近官司检校，枯死者，以时栽补，不得斫伐及纵人畜毁损。^[72]

与此条完全一致的法律条文并未检得，唯据天圣《营缮令》宋28^[73]复原的唐《营缮令》复原32与其略为相近：在宋代，种植榆柳的功用大约有如下几项：

诸傍水隄内，不得造小隄及人居。其隄内外各五步并隄上，多种榆柳杂树。若隄内窄狭，随地量种，拟充隄堰之用。^[74]

1．巩固堤防，如建隆三年（962）“三年十月，诏：沿黄、汴河州县，长吏每岁首令地分兵种榆柳以壮隄防”；^[75]熙宁九年（1076）“七月四日，知太原府韩绛言：‘府西汾河夏秋霖雨，水势涨溢，与黄河无异。……及令堤上种植林木，以充梢桩……’”；^[76]“政和五年（1115）闰正月，诏：于恩州北增修御河东堤，为治水隄防，令京西路差借来年分沟河夫千人赴役。于是都水使者孟揆移拨十八埽官兵，分地步修筑，又取枣强上埽水口下旧堤所管榆柳为桩木”，^[77]“旧制，岁虞河决，有司常以孟秋预调塞治之物，梢芟、薪柴、楗橛、竹石、茭索、竹索凡千余万，谓之‘春料’。……伐山木榆柳枝叶谓之‘梢’”，^[78]即榆柳可用作护堤之材，如梢、桩木等。

2．充营造修造之需，作遮阴纳凉之用，如大中祥符九年（1016）“六月二十七日，太常博士范应〔辰〕言：‘诸路多阙系官材木，望令马递铺卒夹官道植榆柳，或随土地所宜种杂木。五、七年可致茂盛，供用之外，炎暑之月，亦足荫及路人。’从之”。^[79]

3．作为军事防护屏障，如《宋会要辑稿》载：

嘉泰四年（1204）四月二十二日，知永康军李埴言：“备边之要，莫踰于设险。秦汉植榆为寨，限隔匈奴，本朝作塘淀于河北，实扞戎马侵轶。塘淀所不及处，即禁近边斩伐林箐，使溪隧断绝，无从入寇。祥符末，真宗尝出北面榆柳图以示辅臣，数踰三百万，曰：‘此可以代鹿角也。’韩琦帅定州，又请州界以北去虏境六七十里，一概禁止采斮。盖自昔所以待戎狄者，亦不专恃城池兵甲之胜也。至于西南徼外，蛮夷部族繁伙，故尤严禁止条约。景德四年，有诏戒并边居民不得擅斮木开道，与人交争，盖其地形必与夷种相错，广袤绵延，动数千里，筑城戍兵，岂能尽防？独有养其林木，使之增长蕃茂，幽晦杳冥，隔离天日，毒蛇猛兽，窟宅其间，彼虽非人，讵敢抵冒送死。此诚守边之要策。”^[80]

由此可见，皇帝、百官都充分认识到种植榆柳的益处所在，因此历朝诏令皆反复申说这一义务要求，并进而将之上升到法典层面。除上引唐《营缮令》、天圣《营缮令》、庆元《河渠令》的条文外，还有如下令条将种植榆柳作为法定义务：

天圣《仓库令》宋1：诸仓窖，皆于城内高燥处置之，于仓侧开渠泄水，兼种榆柳，使得成阴。若地下湿，不可为窖者，造屋贮之，皆布砖为地，仓内仍为砖场，以拟输户量覆税物。^[81]

庆元《仓库令》：诸仓植木为阴，不得近屋，仍置砖场以备量覆，其敖内地皆布砖。^[82]

庆元《杂令》：诸军营、坊、监、马递铺内外有空地者，课种榆柳之类，马递铺委巡辖使臣及本辖节级，余本辖将校检校，无将校委节级。岁终具数申所属按亲（视？）。本处应修造者，申请采斫，枝稍卖充修造杂用。以时补足。仍委通判点检催促。非通判所至处，即委季点或因便官准此点检。内马递铺点检讫，仍具数申提举官。^[83]

此外，天圣《田令》宋2规定：

诸每年课种桑枣树木，以五等分户，第一等一百根，第二等八十根，第三等六十根，第四等四十根，第五等二十根。各以桑枣杂木相半。乡土不宜者，任以所宜树充。内有孤老、残疾及女户无男丁者，不在此根（限）。其桑枣滋茂，仍不得非理斫伐。^[84]

其中虽未言及种植榆柳，但因水患所需，在令这一常法之外，早在开宝年间，便已有专门的诏敕予以填补：

（开宝）五年（972）正月，诏曰：“应缘黄、汴、清、御等河州县，除准旧制种蓺桑枣外，委长吏课民别树榆柳及土地所宜之木。仍案户籍高下，定为五等：第一等岁树五十本，第二等以下递减十本。民欲广树蓺者听，其孤、寡、茕、独者免。”^[85]

其中，自“准旧制种蓺桑枣”一句可知，在开宝五年此诏之前，便存在与《田令》一样的种植桑枣的规定，而此诏则明定沿河诸州县依五等分户种植榆柳等树，这一行为模式则为上引天圣《田令》所吸收。

总之，本条有关栽树的庆元《河渠令》既不限于《开元水部式》有关渠堰的规定，而拓宽至“缘道路”，也有别于天圣《营缮令》堤防修筑的表述，应是参酌上述宋代历年诏令而逐渐形成的新令文。只是庆元《营缮令》中是否还有与天圣《营缮令》宋28相应之条？虽然《庆元条法事类》所存5条（若含重复条文则6条）《营缮令》中并未见其相应之文，且《庆元条法事类》卷四九《农桑门》“种植林木”类中仅列上开所引庆元《杂令》和庆元《河渠令》两条令文，但决不能排除相关规定仍保留于《营缮令》内的可能性。因为一则庆元《营缮令》残缺甚夥，二则上引庆元《仓库令》之条也未被收入“种植林木”之内，且同卷同门之“劝农桑”类亦有类似于天圣《田令》课桑枣条的庆元《田令》：“诸监司劝率知州、通判，责委令、佐，分定乡村，劝诱人户，毎岁约地亩人力以时添植桑柘，不得追扰科校。”^[86]可见《农桑门》之“种植林木”类并未涵盖《庆元令》中所有与种植林木相关的条文。

第三，溺水救人给赏类：此条也是新出条文，在《天圣令》中并无任何体现。早在天圣之前，北宋真宗朝便已有类似诏令颁布，即天禧元年（1017）九月“诏：‘汴渠湍悍，覆溺者多。其令缘河巡检召习水者即时拯救，许受赏物，或溺者贫乏，以官钱给之’”。^[87]在这条诏令中，救人者所受之赏，在常态下应由被救之人支给，若是被救之人贫乏，则从官钱内支出。这与《庆元令》的规定有异，后者所定之常态为官钱出赏，也允许被救之家以私财相酬谢。至于天禧元年的诏令于何时进入海行令典，进而成为庆元《河渠令》之一条，恐不可详考。然而可以明确者，最迟至《元祐令》，与此条庆元《河渠令》相类的规定便已存于令典之中：元祐六年（1091）十二月，“（吕）大防写《元祐令》中溺水给钱掩瘗等三事”。^[88]

⑤诸溺水人及船、河筏遇风水危急，地分官司、厢耆、桥子、水手速为救应，应赏者，以官钱给之。其被救之家愿与财物者，听受。^[89]

若是此一条文并非自始便被列入《河渠令》内，则有可能归属于《杂令》。理由如下：天圣《杂令》宋14—18皆与“河渠”内容相关，其中宋14、宋18涉及暴水成灾时，漂流竹木、舡木的接收、送还，以及若是私财则给赏等规定，而宋16则是官方置船、差夫运渡行人的条文，与这条救助溺水者的庆元《河渠令》有相似之处：

宋14　诸竹木为暴水漂失有能接得者，并积于岸上，明立标牓，于随近官司申牒。有主识认者，江、河五分赏二，余水五分赏一。非官物，限三十日外，无主认者，入所得人。官失者不在赏限。

宋15　诸取水溉田，皆从下始，先稻后陆，依次而用。其欲缘渠造碾磑，经州县申牒，检水还流入渠及公私无妨者，听之。即须修理渠堰者，先役用水之家。

宋16　诸要路津济不堪涉渡之处，皆置船运渡，依至律（津）先后为次。州县所由检校，及差人夫充〔其渡子〕。其沿河津济所给船艘、渡子，从别敕。

宋17　诸官舡筏行及停住之处，不得约止私船筏。

宋18　诸州县及关津所有浮桥及贮船之处，并大堰斗门须开闭者，若遭水泛涨并凌澌欲至，所掌官司急（司急）备人功救助。量力不足者，申牒。所属州县随给军人并船，共相救助，勿使停壅。其桥漂破，所失舡木即仰当所官司，先牒水过之处两岸州县，量差人收接，递送本所。^[90]

在这五条令文中，除宋15被上引庆元《河渠令》第①条继受、宋14被拆分入庆元《杂令》和庆元《赏格》外，^[91]其余三条皆未见于《庆元条法事类》，故而其归属存疑。若其并未因与时制不相吻合而遭删除者，则可能与宋15及这条救助溺水者的令文一样，被划归《河渠令》。而之所以天圣《杂令》并未收入此条救助溺水者的令条，是由《天圣令》修订的方式所决定：“凡唐《开元二十五年令》没有的内容，不再据宋代新制另立新的条款，即使是宋代当时正在实施的新制，也不再修入新令中。”^[92]

此外，在《庆元条法事类》中，尚有一条《杂敕》与这条救助溺水者的令文相涉：“诸救溺水人而杀伤救人者，不坐。”^[93]梅原郁认为，《庆元令》较之唐令谱系而言的一个性质变化是：“由于在唐代截然分开的‘律’和‘令’的门类名称开始合一，即‘敕’和‘令’出现了同名门类”，将敕与令的篇目“赋予相同的名称，在现实中既容易理解，也便于利用”。^[94]川村康由此诘问道：若是律、令的篇名重合，则不能忽视《开皇令》中已经出现与《杂律》篇名相同的《杂令》，而相比于梅原氏所言对应于“宋代新的行政法规的核心项目”的《职制令》（自唐《职员令》改名而成，对应于《职制律》、《职制敕》）和《断狱令》（自唐《狱官令》改名而成，对应于《断狱律》、《断狱敕》），对应于“汇集了经济管理相关规定的《卫禁敕》，也应该制定《卫禁令》吧？”^[95]虽然川村氏并不认同梅原氏这一宋令性质变迁的观点，但他在分析原属唐、天圣《捕亡令》的阑遗物条被置于庆元《杂令》的原因时，却又赞同梅原氏有关敕、令篇目重合“在现实中既容易理解，也便于利用”的观点，并认为这是国家事业便利性的体现。^[96]但是，从本文所举的这条庆元《河渠令》与相关的庆元《杂敕》可见，《庆元令》在立法技术上是否达到了如梅原氏、川村氏所推测的敕令同篇以利于理解、利用的自觉，恐怕无法断然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