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儒道崩坏与南唐崇儒
五代十国不仅是战争频仍、国家崩裂、生灵涂炭的乱世，更是儒道式微、权霸横行、缺乏信仰的混世。忠信孝悌、仁义廉耻等传统儒家伦理观念在战乱中被击得粉碎，背信弃义、卖主求荣、鲜廉寡耻甚至弑君自立变得司空见惯。儒道崩坏所引起的思想混乱，也慢慢反映到文学思想上来。罗宗强先生对五代文学思想的大势有精辟的阐述，他说：
社会思想的这种不知不觉的变化影响到文学思想上来，便是重功利的文学观如诗教说和明道说的失去现实意义。……文学思想的主要倾向，是缘情说。缘情说从两个方面发展，一是走向娱乐消遣，因此追求轻艳；一是虽亦用消遣，而着重于追求真情抒发，追求内心感情的细腻表达和意境的细美深广。[31]
尽管如此，南唐统治者也很重视儒士的培养，烈祖李昪设太学、兴书院、延儒臣、复科举使崇儒之风在乱世之中得以延续，这已详于前。身在儒学氛围甚浓的南唐，从小又深受儒学家风的熏陶，使得徐铉“以儒术名一时”，为学者所宗，他的文学观念具有浓郁的儒家诗教明道的成分。
（二）崇道重教的诗用说
徐铉认为文学要言“志”，所言之“志”即是传统的儒家之道。文学的功用就是要明儒家之教，只有这样才能“泽及四海，化成天下”。他在《御制春雪诗序》中说：“臣闻尧尚文思，《书》有咏言之目，汉崇儒学，史称好道之名，所以泽及四海，化成天下。”[32]徐铉对汉代及以前的诗作十分推崇，原因就是他们是儒家言志之作。
文学的功用就是要有利于教化，他在《送武进龚明府之官序》中说：“才不才在我，用不用在时。道之所存，其人乃贵；功名宠禄，何足算哉！苟泽及于民，教被于物，则百里之广，千室之富，斯可矣。与夫扬、孟之徒，坎坷闾巷，垂空言于后世者，不犹愈乎！”[33]徐铉将“道”置于功名宠禄之上，批评扬雄、班固的文章是“空言”，不能“泽及于民，教被于物”，可以说这是“不关风化体，纵好也徒然”的先河，也与白居易的儒家诗用说基本一致。徐铉还认为词臣的职责就在于“将顺致美，铺陈耿光，布尧言于万邦，称汉德于殊俗”。[34]徐铉这一文学思想是一贯的，他作于宋太宗端拱二年（989）六月的《故兵部侍郎王公集序》，仍然要求文章发挥其道德教化的功能，其文为：
君子之道，发于身而被于物，由于中而极于外。其所以行之者言也，行之所以远者文也，然则文之贵于世也尚矣。虽复古今异体，南北殊风，其要在乎敷王泽、达下情，不悖圣人之道，以成天下之务，如斯而已矣。至于格高气逸，词约义丰，音韵调畅，华采繁缛，皆其余力也。[35]
相类似的表述还有：“诗之旨远矣，诗之用大矣，先王所以通政教、察风俗，故有采诗之官、陈诗之职，物情上达，王泽下流。”[36]徐铉崇道明教的理论不只是停留在口头阐述之中，其诗文创作也实践这一主张。他在诗文中说：“时危道丧无才术，空手徘徊不忍归”“羁游白社身虽屈，高步辞场道不卑”等等，看出其对儒家之道的向往与追求。
徐铉崇道明教的文学思想虽然有脱离当时现实政治的成分，并随着偏安一隅的南唐王朝走向没落和自己因董道直行而屡遭打击，崇道明教思想的空泛性日益突出。但这一思想反映了作为传统文人对儒道精神的执着追求和对晚唐五代以来绮靡文风的不满，也对宋代文论的儒学重振有一定的积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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