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时代“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是可以的

在毛泽东下属将领中，彭德怀元帅向以性格耿介、直言敢谏著称。他因此赢得忠诚坦荡之士的心仪，也往往被误解为冒犯领导。

20世纪50年代末期，在指导经济建设上，党内不顾实际的冒进、浮夸、蛮干等“左”的东西一时盛行，给经济建设和群众生活带来了灾难性后果。1959年党中央在庐山召开工作会议，会议前半期主题是反“左”，清理“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中的“左”倾错误。7月中旬，彭德怀在一封信中提出了自己的批“左”意见，这最终被误解为向党进攻，会议议题也转向反“右”，即反对和批判彭德怀的“右倾机会主义”。这次会议史称“庐山会议”。

“庐山会议”期间，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集体与彭德怀谈话，毛泽东在清算彭德怀的所谓“历史问题”时说：

“你（指彭德怀——引者注）不那么严格，党性、组织观念、纪律观念差。你有个理论：为了革命。多次听你进过，井冈山时期，一、二、三次反‘围剿’都听见过：有利于革命，专之（专擅）可也。如打朱怀冰，不可能请示，没有办法，专之可也。各根据地除重要问题外，次要问题不必事事请示。不然，应当统一。”

毛泽东又说：

“你多次讲过，为了革命，专之可也；决策不请示。各人都用此理论，那怎么办？现在有无线电、电话、汽车，还可以步行、骑马嘛。封建时代，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因相隔太远，遇紧急措施，专之可也。马援打常德五蛮、水苗，年老了，一定要打，害了病，毫无办法，少数民族厉害得很。汉兵无纪律，内部矛盾，将领之间，硬无办法，只好妥协。用皇帝诏书宣抚，讲和，赦免。洛阳太远，假传圣旨。这种事可作，所谓矫诏。对此历史家有各种评论，可以，不可以。没有可能请示时，可以矫诏，用上级命令名义。”（李锐：《庐山会议实录》，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11月版，第188至190页）

毛泽东批评彭德怀“纪律观念差”，行事“专擅”，提到两个战例，一个是八路军打国民党顽固派朱怀冰；另一个是东汉马援打常德五蛮和水苗。古今这两个战例，都是“将在军，君命有所不受”的事例。

“打朱怀冰”。朱怀冰（1892—1968），抗战时期任国民党军第九十七军军长、第六战区长官部参谋长等职。1940年二三月间，蒋介石指令其纠合庞炳勋、张荫梧、侯如墉等部，分三路进攻太行区域八路军和共产党机关，参与发动了抗战时期的第一次反共高潮，是臭名昭著的反共“摩擦”专家。朱怀冰所部突然袭击，紧急情况下，八路军副总指挥彭德怀采取边打边报告的方式，指挥八路军自卫反击，击败了顽军的进攻。

3月16日，毛泽东在致彭德怀的电报中说：

朱怀冰事件，蒋亦将借题发挥。何应钦已在参政会常驻会议报告了一次。下月参政会开五次大会，彼现派在洛阳等处之视察团回川，必将大做文章，我们现在就应准备在政治上迎接蒋之新进攻。因此军事上必须立即刹住，转为守势，彼军进迫，我军后退，一枪不打，服从命令，才能造成政治上有理有利地位。（《在华北军事上转为守势，造成政治上有理有利地位》，《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二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523至524页）

“马援打常德五蛮、水苗”。马援，（公元前14—公元49年）东汉初名将。东汉光武帝建武二十四年（公元48年），与中郎将马武等率军四万余人镇压武陵“五溪蛮”，翌年病死军中。西汉时，汉高帝置武陵郡，治所在义陵（今湖南溆浦南），东汉时移治所临沅（今湖南常德市西）。境内少数民族汉代称“五蛮”“五溪蛮”或“武陵蛮”，与汉族错居。东汉时“武陵蛮”曾不断起义。马援从黄河流域的洛阳进军到长江流域的常德，在古代是较为少见的远征，前后方路途遥远，联络极不方便。在“五蛮”强盛、汉军混乱战局前途凶险的境况下，马援用“矫诏”（假传圣旨）的办法“招抚”起义的原住少数民族，不失为剿抚并用中的上策。

据许多史料记载和文章介绍，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批判彭德怀，动情动怒“上纲”很高。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他的举例论理并没有仅凭感情冲动走极端，也还注意到事物的辩证性。他一方面认为彭老总在井冈山和中央苏区时说“为了革命，专之（专擅）可也”是“无纪律性”，另一方面他还是承认“将在军，君命有所不受”有一定的合理性，他举彭德怀打朱怀冰、马援打常德五蛮的古今战例，意在说明“不可能请示，没有办法，专之可也”（指彭德怀），“相隔太远，遇紧急措施，专之可也”（指马援）的道理。

从军事学术角度来探讨毛泽东这次谈话的内容，较之以前，他对孙子“君命有所不受”的思想，又有三点新的解释：（一）“封建时代，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因相隔太远，遇紧急措施，专之可也。”专之可也的前提是路途远、情况急。（二）那么现当代呢？“现在有无线电、电话、汽车，还可以步行、骑马嘛。”路途再远，情况再紧，现时的通信和交通工具都可以迎刃而解排除万难，言外之意是现在“君命有所不受”的客观条件已经不那么充分，与“封建时代”大不相同了。（三）“各人都用此理论，那怎么办？”此理论指“为了革命，专之可也”。都强调“君命有所不受”，还会有统一的步调、统一的纪律吗？

当然，毛泽东此次谈话的侧重点不在于讨论军事学术，而在于批彭，在于批判彭德怀的“党性、组织观念、纪律观念差”。历史已经证明并且还将继续证明，这个批判是错误的。“为了革命，专之可也”不失为忠诚战士的心声。只要将其与服从上级服从命令辩证把握，只要不是一种各行其是的借口，只要其“专”不是独断专行，只要分寸把握得当，它不失为获取战争胜利的军事指挥原则之一。

即使在今天，“君命有所不受”和“为了革命，专之可也”的精神也还有发挥作用的空间。1982年，在阿根廷与英国之间，爆发了争夺马尔维那斯群岛的战争。马岛距英国一万多海里。英国特遣舰队司令武德沃德少将、登陆突击队队长穆尔将军，都曾经向他们的上司要“真正的指挥权力”，而他们的上司都毫不含糊地答应给他们不受任何干扰的指挥权。国际军界将这称之为“委托指挥”。马岛之战，英军胜出，更使军事评论家们和军事理论家们大谈特谈“委托指挥”的高妙。如果我们对东、西方的军事哲学不抱任何成见和偏见，你会感触到孙子的“将能而君不御者胜”，毛泽东的“临机处置，不用请示”，英军的“委托指挥”，它们之间尽管时代有别，内容差异，但有相通精神，反映共性的是规律！这也是英雄所见略同吧！

附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