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评法批儒”的高潮是1974年。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四人帮”借“评法批儒”攻击周恩来等一批老干部，以利于他们争权夺利。
7月17日，毛泽东在中南海紫光阁主持政治局会议。一开会，江青又是带头含沙射影地攻击周恩来是妨碍运动的“大儒”，王、张、姚也一齐上阵。
有些政治局委员坐不住了，他们不愿意听江青这种阴阳怪气的发言，责问道：“谁是大儒，何必旁敲侧击，摆在桌面上来不是更好吗？ 该检讨就检讨，党的会议嘛，何必这样!”
江青当然不服：“谁是大儒谁心里明白，应该有自知之明，这还要别人说吗!”其他几个帮手又是一阵攻击。
毛泽东开始只是听，听到后来，几次拿眼瞪江青，江青不理会。毛泽东脸色变了，动怒了：
“江青同志你要注意呢!别人对你有意见，又不好当面对你讲，你也不知道。”
毛泽东一说话，江青不敢顶撞，气氛便缓和下来。
毛泽东继续批评，但口气已经软些：“不要设两个工厂，一个叫钢铁工厂，一个叫帽子工厂，动不动就给人戴大帽子，不好呢!你那个工厂不要了吧。”
“不要了，钢铁工厂送给小平同志吧!”江青答道。她知道毛泽东说过邓小平“内部是钢铁公司”，这个人硬得很，从来不买她的账，她也借这句话发泄一下心中的愤懑。
“当众说的！”毛泽东挺认真。
“说了算!”江青不嘴软。
“孔老二说的，言必信，行必果。”毛泽东说到这里，把脸转向在座的其他政治局委员：“听到没有，她并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己。对她要一分为二，一部分是好的，一部分不大好呢。”
“不大好就改。”
“你也是难改呢。” （尹家民:《共和国风云中的毛泽东与周恩来》，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9年版，第431—432页）
自“批林批孔”以来，运动进行到1974年夏天，毛泽东一方面对江、姚、张、王等人继续信任，另一方面似乎也意识到江青一伙在党内外积怨甚多，在利用“批林批孔”以营私，他对江青的批评多了起来，有些还很严厉。比如这次，夫妇二人在政治局会议上当众展开了对话。
其他人都没吭声。周恩来把话接过来，说有些事他也是有责任的。他讲了“一·二五”大会的情况。
“此人一触即跳。”毛泽东指的是江青。
“我没有跳。我本来不想去，后来总理说大家都要去，我没有办法，才去的。”“一·二五”大会明明是江青对周恩来的一次突然袭击。江青在这里完全是颠倒黑白。
“我讲你的脾气。”毛泽东对江青说，然后面向大家，“总而言之，她代表她自己。”大家仍不吭声。最后，毛泽东对大家说：
“她算上海帮呢!你们要注意呢，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呢!”
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都来自上海，毛泽东说的“上海帮”即由此而来。
“现在登奎也搬进来了。”江青说。她是在说他们的人不仅都是上海来的，而且人并不少，不是一个小宗派。
“你那里要当心，不要变成五人了。”毛泽东说。这是毛泽东第一次给这几个人使用了这样一个概念——“上海帮”。
所谓“一·二五”大会，是1974年1月25日，江青以中央的名义擅自在首都体育馆广场召集的“批林批孔”大会。江青、谢静宜分别讲了话。她们指桑骂槐、含沙射影攻击周恩来总理。
当天晚上，周恩来指示参加大会的秘书，连夜把大会的发言整理出来，于第二天上午，送到毛泽东处。
果然，毛泽东看完记录后，非常生气，叫人打电话找周恩来，让他通知政治局各委员，要开一个会，讨论江青私自召集的“一·二五”大会的问题。政治局委员们来到毛泽东的住处，毛泽东直逼江青一伙儿：“这么大的一件事，你们和政治局商量了吗？和我商量了吗？”
对于毛泽东的发问，江青不敢作答，更不敢争辩。但她最后还是表了一个态：“这次的事件，我是有责任。”
“要作检查！”毛泽东定了调。
江青本想大闹一场，揪出周恩来这个“大儒”，结果是适得其反。
毛泽东知道江青口是心非，说话从不算数。在政治局会议上当众批评江青，并借用孔夫子“言必信，行必果”一语，警告江青不要“一触即跳”，要言行一致。江青当时是政治局委员，毛泽东在“批林批孔”运动中，竟然使用孔子的名言要求一位党的高级干部“言信行果”、说到做到，这种情况，并不多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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