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颐指气使，煽风点火

82.江青颐指气使，煽风点火

江上有奇峰，锁在云雾中。
寻常看不见，偶尔露峥嵘。

这是江青的一首自况诗，一张自画像。

江青是个野心勃勃、不甘寂寞的女人。自从四届人大“组阁”阴谋失败后，她一直在寻找机会，企图东山再起，显露一下自己的“峥嵘”，与邓小平“决一死战”。

这一天终于来临了。

1975年11月，发生了“刘冰上书”事件，为江青出动“提供了一个绝好的时机”。

原来，在“文化大革命”特别是“批林批孔”运动中，江青手下的一男一女两个得力干将，男的叫迟群，山东乳山人，原为八三四一部队宣传科副科长;女的叫谢静宜，河南商丘人，原为中央办公厅机要员。他们都是1968年7月带领工宣队进驻清华大学的，时任清华大学党委书记、副书记，迟群时年43岁，谢静宜38岁。他们小人得志，猖狂得很，紧跟江青一伙干了不少坏事，尤其是操纵“梁效”写作班子，炮制了许多毒汁四溅的反动文章，恶毒攻击周恩来、邓小平等人。四届人大前夕，江青曾向他们二人许愿，保荐他们高升，而且真的给毛泽东写信(托王海容、唐闻生转交)，建议让迟群当教育部长，让谢静宜当人大副委员长，并让他们二人同毛远新、金祖敏一起，列席政治局会议，作为“接班人”后备梯队培养。江青的这一图谋遭到毛泽东的拒绝，毛泽东明确批示“不要由你组阁(当后台老板)”，江青气急败坏，此后沉寂了一段时期。迟群、谢静宜因没捞到“高升”的职务，于是牢骚满腹，消极怠工，酗酒胡闹，作风败坏。清华大学广大教师对此极为不满，议论纷纷。

刘冰是当时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一位参加革命多年的老干部，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与党委副书记惠宪钧、柳一安和常委吕方正四人一起于1975年8月13日、10月13日两次给毛泽东“上书”，反映迟群、谢静宜的严重问题。

未料，毛泽东看了刘冰等人的“上书”后作出了错误的判断。他在10月下旬的一次谈话中说:“清华大学刘冰等人来信告迟群和小谢。我看信的动机不纯，想打倒迟群和小谢。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的。我在北京，写信为什么不直接写给我，还要经小平转。小平偏袒刘冰。”“清华所涉及的问题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

这些话很尖锐，很厉害。一说刘冰等人的信“动机不纯”，“矛头是对着我的”;二说“小平偏袒刘冰”;三说清华的事情“是当前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其实，刘冰等人上书是出于对党的事业、对学校的前景的忧虑，不存在“动机不纯”的问题，更谈不上矛头对着毛泽东的问题，这完全是毛泽东的误会和猜疑。刘冰等人上书给中央，也是共产党员的正当权利，通过主持中央工作的邓小平转递，也是很正常的，根本不存在“小平偏袒”的问题，把刘冰等人的上书说成是“当前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也是上纲上线的“左”的思维模式，难道迟群、小谢的问题就不能揭发，揭发了就是错误路线?究竟是邓小平“偏袒刘冰”，还是毛泽东偏袒迟、谢呢?

毛泽东的指示传达后，人们都百思不得其解，清华大学的教师也陷入迷茫之中。

可是，江青等人得知毛泽东的这个批示后，欣喜若狂。迟群、谢静宜是江青的亲信“嫡系”。江青看到毛泽东的批示保护了迟群、小谢，批评了邓小平、刘冰，就立即抓住这把“尚方宝剑”，召见迟群、谢静宜等人，策划于密室，煽风点火，组织对邓小平的“反击”。

迟、谢在清华大学的一个同伙、政治部某副主任，得知后立即在清华大学校园里贴出了一张《论走资派还在走》的大字报，矛头直指邓小平。迟群见了后，欣喜地对这位副主任说:“你的大字报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走资派还在走。这将在今后有很大影响，你应该继续写下去，不要放弃这个题目。”这位副主任心领神会，后来竟一口气写了十篇《论走资派还在走》的文章，其中有三篇发表在《人民日报》《北京日报》上。

11月3日，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吴德来到清华大学，在校党委扩大会议上正式传达了毛泽东对刘冰等人两封来信的批示。

清华大学校园内一时舆论大哗。有人兴高采烈，手舞足蹈;有人忧虑重重，顿生疑云。

11月12日，在迟群等人的操纵下，清华大学的党委扩大会竟扩大到1700多人!江青一伙还不满足于此，又指令北京和一些省市组织干部、群众到清华、北大看大字报，翻印转抄。“四人帮”在上海的爪牙、市革委会副主任徐景贤等人，甚至还假借复旦大学的名义，翻印清华大学的大字报，寄送全国各地。在“四人帮”控制下的报刊、广播等新闻媒体也抛出了大量的批判文章。

一时间，一股黑风刮遍全国!

15年后，即1980年8月，邓小平在复出后会见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时，谈到江青，说:

江青本人是打着毛主席的旗帜干坏事的。

“江青坏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