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出土高丽青瓷与浙江青瓷的关系

韩国陶瓷专家郑良谟先生说：“通过张保皋等人从中国浙江地区引进瓷器（以青瓷为主，也有一些黑瓷和白瓷）及其技术，最晚也在9世纪后期左右新罗开始生产了瓷器……”据韩国的考古发掘资料显示，在此之前，这个地区以烧制陶器为主。由此可见，高丽青瓷的烧造技术是从浙江带过去的。高丽青瓷的出现，与浙江青瓷有着密切的关系。所以，它的器形、色彩与装饰风格，与中国浙江的青瓷很相似。这个唐代才开始烧造瓷器的国家，到宋代已经形成相当的规模。此时胎泥的炼制和拉坯技术已经相当成熟。在装饰工艺上刀工娴熟，纹饰构图合理，装饰题材丰富。高丽青瓷，仿佛在一夜之间就成为了一个大姑娘。这与宋代浙江制瓷技术的输入是分不开的。说明公元9世纪，有高丽人来到浙江。同样不排除有浙江窑工前往高丽传授技术的可能。

宋太平老人在《袖中锦》一书中提到：“高丽秘色，……皆天下第一。”高丽秘色应该就是高丽青瓷；而秘色瓷的名称源自越窑。高丽烧造的青瓷，谓之高丽秘色。证明了高丽青瓷烧造源自中国越窑的秘色瓷。唐代晚期，越窑进入鼎盛期。公元9世纪，高丽开始引进越窑的烧造技术，开始烧造青瓷。但其产品与同时期越窑的胎体、釉面、造型等都相去甚远。这是高丽青瓷的初级阶段。器形粗陋，釉面呈不稳定。此时的高丽青瓷受到越窑的影响，同样烧制出了玉璧底碗（图13—图16），与同时期越窑碗非常相似。只是胎体化学成分的不同，而出现的支烧痕有些不同。浙江越窑有明显的泥条痕和白色晰出痕。高丽出现的是与胎体相近的色泽。11世纪，高丽采用的是裹足支烧，底部留有支钉痕。这是高丽青瓷走向成熟时期的典型特点之一。还有莲花盏托，其造型与覆莲纹的浮雕装饰手法，与越窑五代至北宋时期的器形相似。（图17五代•越窑莲花纹盏托）我们完全可以想见，中国的茶文化就是这样随着瓷器一同传入高丽国的。

图13　唐高丽青瓷玉璧底碗（私人收藏）

图14　唐•高丽青瓷玉璧底碗底部（私人收藏）

图15　唐•越窑玉璧底碗（07839-A-1）

图16　唐•越窑玉璧碗支烧痕

图17　五代•越窑莲花纹盏托高7.3厘米（上虞博物馆藏）

12世纪，高丽青瓷在烧制上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他们在原来的越窑先进工艺的基础上，随着龙泉窑的兴起，又吸取了龙泉窑的制作工艺，逐步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在釉面滋润，色泽青淳，所谓的翡色就是在这个时期。有一些器形与龙泉窑当时的造型和纹饰都很相似（图18南宋•龙泉窑莲瓣纹大碗、图19南宋•高丽青瓷莲瓣碗）。

图18　南宋•龙泉窑莲瓣纹大碗

高丽青瓷的发展，不仅受到越窑和龙泉窑的影响，同时还受到了中国北方地区定窑和耀州窑的影响。1124年，宋臣徐兢出使高丽，撰写了《宣和奉使高丽图经》，书中记载了他在高丽国的风土人情。该书的卷三•十二器皿的章节中有这样的记载：“陶尊，陶器色之青者，丽人谓之翡色，近年以来，制作工巧，色泽尤佳。酒樽之状如瓜，上有小盖，而为荷花伏鸭之形，皆窃仿（倣）定器制度。”“陶炉，狁猊出香，亦翡色也，上为蹲兽，下有仰莲，以承之诸器，惟此物最精绝。其余则越州古秘色、汝州新窑器，大概相类。”该文献记载中“越州古秘色”和“翡色”，直接点出了高丽青瓷与浙江青瓷的渊源关系。而“皆窃仿（倣）定器制度”和“汝州新窑器”则说明了高丽青瓷在模仿越窑和龙泉窑的同时，还吸取了北方窑的先进技术。

图19　南宋•高丽青瓷莲瓣碗（私人收藏）

高丽青瓷，在釉色上首先崇尚的是清一色的青淳单色釉，器物造型有的模仿越窑和龙泉窑。在装饰手法上阴刻纹、刻花纹与五代至北宋越窑的手法一致。莲瓣纹与宋时龙泉窑莲瓣碗和盘口瓶很相似。再则，浙江地区主要是龙窑，而高丽青瓷的烧造采用的也是龙窑。装烧风格上采用的是支钉支烧，这种装烧方法很可能源自北方汝窑。由此，我们认为高丽青瓷首先模仿的是越窑青瓷。因为越窑在制瓷史上拥有很高的声望。它历史悠久，窑业发达，制瓷水平高。拥有“青瓷之母”之称。南宋时期，上林湖越窑的衰落，制瓷中心转向括苍山一带的龙泉山区。随着宋代宫廷的南迁，龙泉窑在南宋官窑的影响下，得到了新的发展，烧制出梅子青和粉青釉，把中国青瓷的制作推向了高峰。此时，也是高丽青瓷的高峰期。聪明的高丽瓷工匠，在吸取越窑、龙泉窑先进工艺技术的同时，还采纳了北方名窑的烧制工艺，最终形成了自己的青瓷艺术风格。

通过以上几个方面分析研究，馆藏高丽青瓷的来源是韩国本土烧造的。这些高丽青瓷来到中国，很可能有以下几个因素：（1）杭州出土的高丽青瓷中有的质地非常精致。这些精致的产品很可能是作为贡品纳贡给南宋王朝的。（2）因为高丽国与南宋贸易往来的关系，所以有些产品很可能是通过贸易进来的。（3）民间文人、商人的友好交往，和客居的高丽国人遗留下来的。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宋代时期，高丽国与中国一衣带水的友好睦邻关系。

因此，馆藏高丽青瓷均为南宋皇城遗址周围一带出土，对于该标本的研究为我们探讨南宋王朝与高丽之间政治、文化、商贸交流提供了宝贵的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