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谏逐客书》有很大的说服力

李斯对强秦完成一统天下大业，最突出的贡献之一是他劝阻“逐客”获得成功。

秦王政十年（公元前237年），与秦国东邻的韩国派了一个名叫郑国的间谍，是位水利专家，入秦后竭力建议在关中修一条长达三百里的灌溉渠。这件事看似为秦国着想，而本意是想让秦国把人力、物力投入到这一大型水利工程上，拖住秦国，使其无力出兵东伐，根本上是替韩国着想。这条渠称为“郑国渠”，也叫“郑渠”。修成后，事情的内幕被秦人察觉，秦国的宗室大臣们借此上言秦王。说凡入秦做事的外国人，都是为他本国的利益打算，不会真心为秦国效力，要求把他们驱逐出境。秦王接受了这个建议，下令逐客。李斯也在被逐之列。于是上《谏逐客书》加以劝阻：

臣闻吏议逐客，窃以为过矣。

昔缪公求士，西取由余于戎，东得百里奚于宛，迎蹇叔于宋，求丕豹、公孙支于晋，此五子者，不产于秦，而缪公用之，并国二十，遂霸西戎。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风易俗，民以殷盛，国以富强，百姓乐用，诸侯亲服，获楚魏之师，举地千里，至今治强。惠王用张仪之计，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汉中，包九夷，制鄢郢，东据成皋之险，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国之从，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昭王得范雎，废穰侯，逐华阳，强公室，杜私门，蚕食诸侯，使秦成帝业。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由此观之，客何负于秦哉？向使四君却客而不内，疏士而不用，是使国无富利之实，而秦无强大之名也。……今逐客以资敌国，损民以益仇，内自虚而外树怨于诸侯，求国无危，不可得也。

《谏逐客书》（译文见后面）首先历叙秦自穆公（春秋五霸之一）以来，四代国君都是大量招揽和使用客卿所取得的成就。他列举了百里奚、商鞅、张仪、范雎等外来的人物担任丞相等要职，这些人真心实意为秦国建功立业，为秦国的富强做出了重大的贡献。足见用人唯才，不必限于本土。如果对外来者一概排斥不用，必将被其他国家收用，其结果必然不利于秦。文中还列举种种器物玩好，虽不产于秦，而秦用之，以其与异国人才相比；晓之以理，说之以利害，指出下令逐客无异于“以资敌国，损民以益仇”，这种做法是不可取的。秦王看后马上撤销了“逐客令”，并恢复了李斯的职务。

对李斯这篇文章，毛泽东给予了较高的评价。1959年年底至1960年年初，当时毛泽东正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他谈到了这篇文章，说：

李斯的《谏逐客书》，有很大的说服力。那时候各国的关系，看起来是领主和农奴的关系，每个家庭都有自己的战车、武士，一个国家不统一。（陈晋：《毛泽东之魂（修订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285页；《党的文献》1994年第5期）

《谏逐客书》是李斯上给秦王的奏章，实际是一篇说理极强的文字。这篇奏章，最大的特点是揭露秦王使物用人这两者之间的矛盾，从而暴露出“逐客”之非，揭示出“用客”之是。“逐客”是一种短视、浅视和近视，是顾小利而忘大局的蠢事。“逐客”主张是秦国上层贵族集团为了狭隘的一己之私，而李斯“用客”的出发点却是为秦国大局大业考虑的。

此书文采富丽，议论风生；就事论理，理直气壮；排比铺陈，环环相扣，如“风回三峡，河出潼关”。以无可争辩的事实，以不容置疑的道理，说服了秦王，使其收回成命，废掉了“逐客令”。

所以，毛泽东赞扬这篇文章“有很大的说服力”，并指出那时各诸侯国各自为政，关系复杂，各家都有武士战车，统一的程度很低。显然，这是提出反证明，从而肯定李斯加强封建专制的中央集权统治的主张。

李斯《谏逐客书》留客、信客和用客主张的价值，在于为秦国统一大业准备了领导骨干、人才队伍和“智囊团”，也就是招揽天下英才，削弱诸侯各国实力，奠定秦国统一天下的组织基础。

据学者薛泽石研究：毛泽东对李斯《谏逐客书》深深领会，并发扬光大，将其应用于中国革命实践。在解放战争中，我军吸收改造一百七十万国民党军队，对傅作义、程潜等一大批起义、投诚的国民党高级将领予以重用，吸纳了一大批爱国民主人士和文化精英。平津战役后，毛泽东还特意把解放军俘虏的国民党士兵送到绥远去，目的是让这些人参加绥远起义，使他们以后一律按起义人员待遇，由此可见毛泽东的宽广胸怀和用人雅量。（薛泽石：《跟毛泽东学史》，红旗出版社2000年版，第219—22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