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斯的《谏逐客书》与铭文等

李斯(?—前208),秦代政治家。楚国上蔡(今河南上蔡西南)人。初为郡小吏。后师事荀卿学帝王之术。战国末入秦,初为吕不韦舍人。后为秦王政(秦始皇)重用,任为客卿,官至丞相。始皇死后,他追随赵高,合谋伪造遗诏,迫令秦始皇长子扶苏自杀,立始皇少子胡亥为二世皇帝,即秦二世。后为赵高所忌,被杀。他工书,还有书奏和刻石铭文留世。

李斯《谏逐客书》的写作背景是:秦王政执政以来,各诸侯国为了削弱秦国向外扩张的实力,纷纷派出间谍去秦国活动。秦王政十年(前237),韩国派水利专家郑国到秦,游说秦修灌溉渠300余里,欲耗秦的财力、人力,以免秦向外用兵。后来这一计谋暴露,秦王室贵族乘机发难,要求秦王“逐客”,李斯亦在被逐之列。为此,李斯排一己之私,从秦国兴衰的高度写成此文,上书秦王。

这篇文章中,李斯吸取了战国纵横家和荀子、韩非总结的游说经验,善于谏说。荀子深知进说之难,认为善说者应该做到“远举而不缪,近世而不佣,与时迁徙,与世偃仰,缓急嬴绌,府然若渠匽,檃括之于己也,曲得所谓焉,然而不折伤”(《非相》)。荀子指出,劝谏的困难是用最高的道理去劝说见识低下的人,用最好的治世之道劝谏别人改变昏乱的局面。劝谏的时候,不能直截了当来达到目的,必须由远及近,但列举远古的事要确定不误,列举近世的事又要避免平庸,要随时变迁,无论从容、急迫地说,还是多说少说,都要能像堤坝控制水流,像矫正弯木那样控制自己,使各方面都说得恰当,而又不挫伤别人。韩非著《说难》,总结向君主进言的困难“在知说者之心”,才不至触动君主的“逆鳞”。李斯做到了“知说者之心”,善于远举、近举,“曲得所谓”。他劝谏秦王取消错误的逐客令而广纳人才,不直接说出,而是从秦国的历史说到秦国的现实,处处从秦国的利害出发,始终抓住秦王有“成帝业,为天下一统”之心,处处为统一天下的利益着想,从秦国的实际着笔,绝不谈个人的得失,表现出对秦王的赤胆忠心。特别是文章末尾强调的“物不产于秦,可宝者多;士不产于秦,而愿忠者众”,表示士要为秦国竭尽忠诚,可见客不当逐!笔带感情,是很能打动秦始皇之心的。文章随时变化,从容不迫,虽指出吏议逐客的错误,但不“折伤”、不“逆鳞”,完全采用了荀子、韩非《说难》总结的经验,最后为秦王所采纳,取消了逐客令。所以刘勰评论此文说:“范雎之言事,李斯之止逐客,并烦情入机,动言中务,虽批逆鳞,而功成计合,此上书之善说也。”(《文心雕龙·论说》)

本文还继承了荀子《赋》篇的形象比喻和战国纵横策士铺张扬厉、气势奔放的特点,运用多种排比句式和修辞手法,抑扬顿挫,因而富有感人的艺术力量。文章的前段,以准确真实的论据、热烈赞赏的感情,叙述过去秦国“四君”(穆公、孝公、惠王、昭王)得客卿(百里奚、商鞅、张仪、范雎等)而建立功业,客卿得“四君”重用而施展才智,君臣契合,秦国强盛。歌颂“四君”的丰功伟绩,也就是歌颂客卿对秦国的巨大贡献。既然如此,秦始皇所下逐客令“大索,逐客”“过”之所在,不言而喻。这些是以排比句式以增加感情、气势来表现“客不当逐”的。下接中间一段,叙说秦国的现状是要说明秦始皇的重物轻人,“所重者在乎色乐珠玉,而所轻者在于人民也”。文章不是一般地叙述,而是从秦国现有的珠宝器物、服饰美色、音乐乐曲三个方面展开叙述,铺采摛文,夸张渲染,刻意描写,有声有色。突出了“重物”,然后与逐客相比较,“今取人则不然,不问可否,不论曲直,非秦者去,为客者逐”,也就突出了“轻人”。这不是“跨海内、制诸侯之术”,故秦欲一统天下,客不当逐!

《谏逐客书》在散文发展史上是一篇承先启后的作品。它既有战国纵横家铺张扬厉的论辩之风,又有荀子、韩非子排比扬厉、征引故事的特点,而辞藻更加华美,是一篇趋向骈偶化的政论文,被认为汉代辞赋的先声、骈体文的初祖。

李斯的其他书奏有《议烧诗书百家语》、《论督责书》、《狱中上书》。《议烧诗书百家语》中,骈排之句,时时间出,如“入则心非,出则巷议;夸主以为名,异取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等,与上文有类似之处。《论督责书》是李斯畏祸、重爵禄而上书胡亥的阿媚取容的作品,劝二世加强法令诛罚,并引韩非严刑重法之语,文风酷似韩非的严峻峭拔,而句式则比谏书更为整齐。如“是以明君独断,故权不在臣也。然后能灭仁义之途,掩驰说之口,困烈士之行。塞掩聪明,内独视听……”《狱中上书》与前几篇不同的特点,是满含怨愤之情,自称其功有七,而皆反语为“罪”。如说:“……立社稷,修宗庙,以明主之贤,罪四矣。更克画,平斗斛、度量文字,布之天下,以树秦之名,罪五矣。治驰道,兴游观,以见主之得意,罪六矣。缓刑罚,薄赋敛,以遂主得众之心,万民戴主,死而不忘,罪七矣。”书辞辩丽,用语斩截,文风也与韩非文章的深切明快类似。排比对偶,也与前文无异。总之,李斯的文章,数量很少,但对汉赋、骈文的形成,都有重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