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

——《论语·学而》

孝顺父母，顺从兄长，而喜好触犯上层统治者，这样的人是很少见的。不喜好触犯上层统治者，而喜好造反的人是没有的。孝顺父母、顺从兄长，这就是仁的根本吧!

两千多年前的一天，孔子闲坐著，他的学生曾参(即曾子)在旁边侍奉。孔子问曾参:“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顺天下，民用和睦，上下无怨，汝知之乎?”意思是说，前代帝王有至高无上的德行，极为重要的道理，去教化天下百姓，使人民和睦，尊贵和卑微的人都能相安，没有怨言，你知道这个至德要道是什么吗?曾参听到老师讲这么重要的问题，立刻恭恭敬敬地站起来，离开座位。他到孔子面前说:“弟子不聪敏，哪能知道这种至德要道呢!请夫子详细讲解。”孔子看到曾子如此谦恭的起来答对，就告诉他说:“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复坐，吾语汝。”孔子说，前边所讲的至德要道，就是孝道，这个孝道，就是德行的根本，教化的出发点。你先坐下，我慢慢地告诉你。

于是，师生二人的问与答，成就了华夏之邦独具魅力的治国要典——《孝经》!上面的故事就来自于《孝经》第一章“开宗明义章”的第一句。现在我们会豁然明白，上文有子对“孝”之宗旨的理解是多么的准确。是啊，这其实就是中国道德建设的重要特色，即认为公德的建立，乃至国家的稳定，要依赖于私德的教化。

在儒家看来，治国是以齐家为基础的。“公”“私”之间有着密切的相互依存的联系。父慈子孝人伦之道，有利于稳定社会秩序，和睦人伦关系。虽然在注重亲情之爱的同时，提倡子为父隐，但是我们是不能以两千五百多年后的法治思想去苛求古人，应该站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中，从理解当时社会战乱频繁，亲亲相残的实际入手，去理解儒家孝道学说的平复天下之情怀。他们决不是要人们去沉溺于家庭之私，固守其亲情之爱，而是要人们在理解中建立自我，在五伦中完善人格，在治平中提高修养;为此他们必须将其善端扩而充之，“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孟子·尽心上》)此即所谓“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大学》)之真义。如果完全否认私人生活的合理性和私人情感的合法性，也就容易走到初衷的反面;即摧残人们的正当生活，阉割人们的正常情感，乃至于抹杀人格独立，毁灭人性尊严，造成社会动乱。这样的悲剧在人类历史上曾经上演过无数次。“文革”时期，中国人在一种来自于西方的现代意识形态的感召下，把国家需要和公共利益当作衡量道德的至上准绳，把家庭和亲情当作见不得人的“私”而予以否认，乃至于鼓励父子、夫妇、亲人之间相互揭发，彼此检举，或划清界限。这种做法完全违背了中国文化的基本逻辑，无视中国文化中人成为人的常规方式，使千千万万的人性扭曲。其结果就是:一方面你看到无数人一心一意地追逐着子孙和家庭的利益，另一方面又不得不高喊着要舍亲而爱人、废私而爱公。于是这个社会天天都在上演着“皇帝新装的故事”，人人都在表演着自欺欺人的闹剧，谁也不知道最后结局是什么。人们从这场戏中学到的经验就是要学会蒙骗、惯于作假。久而久之，人心开始冷漠，良知和正义感开始从人心中消失。当人不成其为人时，何谈道德建设!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社会政治经济发生的巨大变化，国民深层伦理价值观念受到了巨大的冲击，家庭结构、家庭功能、家庭关系，以及家庭伦理都受到了相当大的冲击，中国传统的家庭文化正发生着极大的变化。

“子曰: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中庸》)孔子说:“有仁爱之心才是人，人，就是将爱父母亲放在第一位。”孟子曾有言:“人之异于禽兽者几希焉”，现代科学也证明，从生物学角度来说，人和禽兽在生理上的差异性是很小的。在孟子看来人与禽兽的差异，仅仅在于人尚有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人性“四端”。民间流传的《劝孝歌》也说，“慈鸦尚还哺，羔羊尤跪足。人不孝其亲，不如兽与禽”。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庭稳定是社会稳定的体现，也是社会稳定的前提。爱护家庭、孝顺父母、尊重伴侣、关爱子女，是“齐家”这门必修课的重要内容。孔子的孝道学说曾在不同时期几次被当作禁锢人们自由的反动思想遭受诟病和批判，但直至今日，人们越来越发现，孝道的确是人之为人的根本，如果不再提倡孝，不再以孝为本，真不知人是否还能为人了。

面对市场经济下人性的扭曲、异化，如何挖掘和承续我们优秀的齐家文化，建设我们的和谐家庭，已经成为我们目前迫在眉睫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