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

——《论语·学而》

君子专心致力于根本的为人处世品德的修炼，根本建立了，做人和治国的原则也就有了。孝顺父母、顺从兄长，这就是仁的根本吧!

这段话是孔子的学生有子的论述。有子，姓有，名若，比孔子小13岁，另一说小33岁。后一说较为可信。《论语》中记载的孔子学生，一般都称字，只有曾参和有若称“子”。因此，许多人认为《论语》即由曾参和有若及其弟子整理编著。

有若此段有关孝与儒学核心“仁”的关系的阐释，历来被看作是对孔子伦理思想的点睛释义。孝，指子女对待父母的正确态度;弟，读音和意义与“悌”(音tì)相同，即弟弟对待兄长的正确态度。孝悌是孔子和儒家特别提倡的两个基本道德规范，是做人的根本，是“仁”学的根本。

中国文字学的开拓者、东汉经学家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解释:“孝，善事父母者。从老省、从子、子承老也”，“老”，代表着年老的双亲;“子”，代表子女;“老”在上，“子”在下，会合其字即意味着:“做子女的，顺承父母，那就是孝”，从行动上来看，“子”背着“老”，即说父母年老体衰行动不便，须子女背着代步，其中充满感恩、报恩、关怀之意。

孔子是我国第一位全面系统论述孝道内涵及其社会作用的知识分子。孝的观念在我国源远流长。早在公元前11世纪前，华夏先民就已经有了孝的观念，并首次在甲骨文上出现了孝字。六七百年后的《论语》《孝经》等书记载了孔子在这方面的大量言论。《孝经》子曰:“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人之行，莫大于孝”;“教民亲爱，莫善于孝”;“夫孝，德之本也”。《论语》对于孝也有多次论述。综观孔子的论述可以发现，孔子清醒且深切地认识到家庭对于国家的意义，认识到亲情对于社会和谐的意义。而“孝”既是对于农耕国家人际关系需求的满足，亦是对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社会制度的满足。中华民族以“亲亲”“尊尊”人伦思想为特色的伦理学说就是这样建立起来的，并长期成为意识形态领域的支柱思想。

在孔子学说中，“仁”是其最高范畴，“孝悌”则是基石。孔子说:“仁者，人也，亲亲为大。”在孔子看来，对父母兄弟的孝悌是一个人德性培养的第一步，也是治理国家的起点。而施孝的过程，孝敬之心和行为实践两者缺一不可。作为人性为善最自然体现的“孝”，被孔子挖掘出来，并把它用来作为推动整个社会向“仁”逼近的助推器。《阳货》篇记载了孔子和他的弟子宰我之间，围绕丧礼应服几年的问题所展开的争论。孔子最后断言宰我“不仁”，主要依据就是宰我的不“孝”。

《为政》篇记载，有人对孔子说:“你什么不从事政治呢?”孔子回答说:“《尚书》上说，‘孝就是孝敬父母，友爱兄弟。’把孝悌的道理施于政事，也就是从事政治，又怎样才能算是为政呢?”在孔子看来，在社会上推广普及孝悌之道，就是在帮助君主治理国家，就是为政。

“仁”是指建立在“爱有差等”基础上的爱，以亲情之爱为起点，进一步上升到对他人、对万物和整个世界的爱。仁这种爱区别于其他类型爱的另一重要特点在于，它建立在人对别人真实、深切情感的基础上，因而也应当是自然的爱。通过它，同样让一个人的人格获得尊严、灵魂获得升华、生命获得价值。

家庭是中国人常规普遍的人生归宿，亲情是中国人挥之不去的精神寄托;中国文化中最大的现实是人人皆欲亲其亲，人人皆欲建其家;亲情是人间之爱的起点，亲亲是社会秩序的基础;家是社会的最基本单元，也是社会最强固的单元;从亲亲开始，道德教育才能落实，社会秩序方能起步。孔子对于中华文化的一个巨大贡献，就在于在孔子顺应了中华民族强调人伦关系的实际生活状况，并由此确立了家国一体的政治和伦理原则:“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要求亲属要有亲，长幼要有序，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中国人是从亲情出发开始学会尊重人，理解人，并担负起做人的责任。从这一点上说，儒家对于孝道的提倡和大力弘扬，是中华文化极具人文关怀色彩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