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才设计，蠢材运作”的政治体制

西方把民主、自由、人权和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标榜为具有普世价值意义，肆意在全球推广，甚至通过战争的手段把这种体制强加于他国。不同国家有不同国情，不同国情应有不同的政治体制相适应，把一国的具体体制，强加于人，这是绝对行不通的。就拿西方普遍坚持的三权分立体制来说，分权制衡的具体形式、结构和权重在西方也五花八门。有的采取了立法机关至上的体制，叫议会主导制，有的还保留了封建制度里的国王（女王），实行国家元首制，美国则坚持了总统主导制，又称总统制。

在美国《纽约时报》上，著名评论家弗里德曼这样评价美国的政治体制：“美国成功的秘密不在于华尔街和硅谷，不在于空军和海军，不在于言论自由，也不在于自由市场，真正的秘密在于长盛不衰的法治及其背后的制度体系。有人说这是一种由天才们设计，并可由蠢材们运作的体制。正是这些让每一个人可以充分发展而不论是谁在掌权的东西，是美国真正强大的力量。”

权力制衡是通过权力的限制以求得平衡，权力制衡是要造成一种社会力量，可以对认为不正确的决策说“不”，并经过一定程序加以制止。这种有条件的制止功能可以防止权力决策失误，以保护社会公众的权益。

根据美国宪法，美国联邦政府由国会、总统、联邦法院分别管理立法、行政、司法权。在这个政治构架设计中，总统由民选产生，任期四年，为国家行政元首，拥有军事统帅权和外交权；总统执行各项立法，其行政命令具有法律效力，在紧急状态下可采取宪法以外的非常措施；总统有权任命高级官员，但需经国会认可，总统不需对国会负责；各行政部门首长向总统负责，不需向国会负责。

国会由民选议员组成，分参议院和众议院，是最高立法机构。参议院每州席位相同，六年一任，维持国会相对稳定；众议院根据人口多少分配名额，两年一任。所有法律法案都必须经过两院的共同审议才能通过实施；总统对国会通过的法案有权否决，国会又有权在一定条件下推翻总统的否决；国会有权弹劾总统和高级文官。

最高法院有司法权，对宪法和各项法案有最终解释权；有权否决涉及国家和各州之间的重要案例；可对国会通过的法律以违宪为由宣布无效。联邦法官由总统提名经国会认可，为终身职务，只要行为端正不得免职。三大系统组成联邦政府，三大分支相互制约，任一分支的法定权力都要受到另外两个分支的制约，任何一个分支都不可能在权力的比重上大于另外两个分支，从而不可能拥有绝对的权力。此外反映民意的公共监督无处不在，新闻媒体监督当仁不让。

美国作为一个新生的合众国，没有厚重的传统文化，但也没有因袭的历史包袱和精神包袱。一帮亡命天涯的清教徒、流氓无产者以及世界各地络绎而至的冒险家们组成了一个共同的家园。为了另辟蹊径，他们不但在宗教信仰上做选择，而且也选择了政治体制。甫一独立就在松散的联邦共和体基础上，制定了具有历史意义的美利坚合众国宪法（1787年）。从1776年宣布独立到第一部宪法产生的11年间，这部宪法经历了酝酿与借鉴，斗争与妥协最终确立下来。宪法包含了英国的法制精神和欧洲启蒙思想家的精粹思想。

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认为，“人是生而自由的，但无处不在枷锁之中。原始社会里弱肉强食，没有秩序，没有安全，一片混乱，不能认为那是自由世界”。“一个人的自由要以不侵犯他人自由为前提”，“不能约束自己的人不能称他为自由人”。“人类世界并不存在天然的政治权威”，“社会秩序不应建立在暴力基础之上”。社会需要契约，在这个契约中“每个人都放弃天然自由而获得契约自由，人类就由自然状态进入社会状态，从本能状态进入道德和公义状态”，“只有在参与政治的过程中每个人同等地放弃天然自由转让给整个集体，人类才能得到平等的契约自由”。正是基于这些思想，美国宪法的起草者们，他们为了限制权力过大的中央政府，防止独裁统治的出现，防止在政府控制下个人自由的丧失，甚至要防止民主制度沦为多数民众压迫少数人的暴政，所以在美国宪法的序言里开宗明义有这样一段话：“合众国人民，为了组成一个更完美的联邦，树立公义，保障内部安宁，提供共同防务，促进公共福利，以及保卫我们和子孙后代天赋的自由，特为美利坚合众国制定本宪法。”美国成功地建立了依法治国体制，人民通过投票委托第三者来主持权利与权利之间的冲突的公正裁决，这个第三者被赋予庞大的权力，这个第三者就是政府。立法的目的不是为便于治人，而是保障社会成员公平的自由权利。政府必须依法行政，而不得任意妄为。法治的要义是把权力作为管制对象。

三权的平衡地位和独立理性，使任何一方成员在批判或否决另一决策时，不必担心对方打击报复影响自己的前途命运。三权体制的设计者为贯彻“以雄心制雄心”的制衡原则，防止政府犯错误，吸收了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的精粹思想。孟德斯鸠在对历史上各种政体进行详细考察之后认为，“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一条万古不变的定律”。“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直到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他强调只有权力相互约束，通过特定的力量平衡才能达到权力控制权力的目标。19世纪英国著名学者艾克顿讲了一句尽人皆知的名言：“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美国宪法把重头笔墨都花在如何分散、平衡、约束、限制政府的权力，以及保障公众自由意志、有效控制和选举政府的权力上。

有人认为美国的政治体制是世界上最为进步的共和体制，具有自我纠错的功能。其实这种体制也并不是万能的，也不能自我纠错。美国宪法颁布40年后，第七任总统杰克逊上台前，美国腐败丛生，权钱交易，民众叫苦连天，被称为美国历史上的黑暗时代。由于选举权向少数有权有钱的人群倾斜，实际上成为有产阶级的民主，不健全的民主制衡手段有章难循。统治阶层以权谋私，追求权力，官场寡廉鲜耻，徇私舞弊。许多国会议员，以手中神圣的立法权做交易，以制定偏袒性法律或其他方式换取受益人的金钱报酬，导致社会乱象丛生。杰克逊上台后，尊重工人、农民以及中小企业主的利益，通过一场势如破竹、励精图治的改革，整顿和清算官僚主义，废除任职的终身制，实行官位定期轮换，为占人口半数的妇女、土著人、有色人种和以劳动者为主的穷人争得了选举权；通过改革，体现了人民拥有最大和最后的制衡权，恢复了民主政治的强劲势头。杰克逊时代是一个大变革时代，标志着权贵时代的结束，普通人在美国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活中有了一席之地，成为美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杰克逊也因此成为美国历史上的著名总统之一。

这种体制是前工业化时代设计产生的，与那个农业社会时代是相适应的，经过工业革命社会剧烈分化，社会矛盾日益突出，暴露出三权分立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资本主义国家金钱权力凌驾于社会大众之上的基本矛盾；决策效率不高，往往分权有余而协调不足，低效扯皮，责任推诿层出不穷，处理特别棘手的前瞻性重大战略问题尤其难上加难。时至21世纪后工业化、信息化时代，传统的代议制以及与之相联系的分权制衡功能有时竟变成旷日持久，反复无常，决策难产以至决策错失的代名词，其负面影响日益引起人们关注。

近三十年来，美国社会财富向少数富人集中，贫富悬殊问题日益凸显，屡屡出现金融资本支配政府、左右社会，金融力量不仅可以购买政府的决策，还可以麻痹扭曲社会思潮，造成决策天平长期倾斜。一方面因全球化、信息化、金融化的推动，资本主义市场高速发展，创造了大量的社会财富；另一方面过度金融化导致虚拟经济泡沫化和实体经济空洞化。1%的人掌握了40%的财富，广大中产阶级的实际收入下降，次贷危机导致金融泡沫，泡沫爆破后，引发全球金融海啸。美国政府错误决策的不可持续性全面暴露，三权分立的权力制衡体制应对乏力，备受赞美的自我纠错机制陷入了失灵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