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才的世纪

（1601—1700）

在人类历史的进程中，总有些时代中人们的思想和行为可以恰当地冠以“伟大”——基督之前的第四世纪的希腊，英格兰的伊丽莎白女皇时代，科学领域中的17世纪，即我们现在将要讲到的“天才的世纪”的17世纪。

如果我们认为这样一个伟大的时代是偶然来到的，灿若星河的特殊头脑出于碰巧都出现在一个特殊的时代，那我们是非常不明智的。思维能力一般被认为是基于遗传原则传输的，其中机遇率确保代代相传的过程中不会出现突然断裂，因此一个充满伟大的时代应该归功于环境而不是偶然，如果一个时代表现出一种特殊的伟大的形式，外部条件一定促成了它的实现。例如16世纪是伟大探索的时代，因为当时的条件尤其利于探索的进行，哥伦布、达伽马、卡波特、麦哲伦等人的开拓性航程将人们的注意力吸引到尚未开发的领土所蕴藏的财富，而人们的技术已经可以造出征服海洋的船只。

也许17世纪成为伟大时代的原因也与此类似——巨大的等待探索的处女地，尤其是在自然科学领域，直接的实验和观察已经开始取代迅速衰败的对权威的信仰，而且必要的工具也可以应需要而生，因为人们日益发现他们的自然感官已经不足以探索深埋的秘密。应该感谢阿拉伯的科学家、培根等人，正是他们使光学的一般原则已经得到很好的理解。在这个世纪之初，显微镜出现，望远镜即将登台，其他仪器继而也源源不断出现。在数学方面，对数刚刚得以发现，其功能足以用几个小时取代过去一辈子的劳作。

教会几乎完全撤销了多个世纪之久的对科学研究的反对，从阿那克萨戈拉开始，宗教一直对科学冷淡处之，更多的时候是公然敌视，在中世纪时还是其进步的主要阻力。思想受到宗教的统治，其程度今天难以想象。宇宙被刻画成具有很多辐的车轮，但是都从中心即人类和地球向外散射，并且在大多数人的心中，它们都走向上帝和他的天堂或地狱。然后迎来了文艺复兴，将人们的思想从他们习以为常的槽轨中释放开来，给他们更宽的视野，包括一个基督教从来没有存在过的世界。人类看到外部世界值得研究——一些人出于其本身的目的，另一些人出于作为上帝善行的证据的目的。宗教具体而微的先见开始退去，科学开始自由地通过自己的方法找到通往真理之路。

科学取得更加优先的新地位的一个证明是科学学院的建立，其中很多是国家级，并享有皇家资助。在古典学院中，有学问的人可以互相或者与他们的学生讨论问题。中世纪的大学是这些学院的糟糕的替代品，处在教会的过分控制之下，并以此来为科学争取更多的青睐。当16世纪出现了对权威的一般抗争之后，人们感到需要某种会议的场所，使科学能够在宽容的土壤中生长，并且使其裨益得到评估。

首先将这种感觉变成行动的是意大利，1560年自然之秘学院在那不勒斯建立，另外一个类似的学会，山猫学会存在于1603年到1630年间的罗马。而第三个，实验学院在得到美第奇的费迪南大公爵和他的哥哥利奥波德的资助后于1657年在佛罗伦萨建立，但仅仅存在了10年。

在英国，需要这种组织的呼声首先由培根以及费鲁拉姆爵士由其《新工具》（1620年）发出，并且人们认为，正是部分由于这个原因，查理二世在1662年建立了“自然知识进步皇家学会”，为英国的科学界人士提供了会议场所。事实上，其中很多人在1645年以来就已经非官方和非正式地进行会面——首先是在伦敦的以“看不见的学院”为名的格雷沙姆学院，其后内战期间在牛津，然后再一次在伦敦——这样查理国王不过是在已经成就的事实上戳上了皇家的许可印章而已。

在法国，科学院由路易十四在1666年建立。德国直到1700年才有类似举动，普鲁士的选帝侯弗里德里克建立了柏林科学院，尽管类似最早的私人努力可追溯到1619年的罗斯托克学会。

这些学会都有一个中心目标，即通过自由讨论来增加关于自然的知识，但是他们的行动在不同国家出现不同形式。

意大利科学院似乎深深卷入了科学和正统宗教的冲突中，林琴科学院据说曾支持伽利略对教廷权威的对抗，裁决学院恰在利奥波德成为红衣主教时走到终点，很多人认为此两者之间不无关联。利奥波德可能通过解散对教会麻烦不断的学会来获得主教的职位，其中的一个成员安东尼奥·奥利威亚陷入了教廷审讯，并最终自杀以逃避酷刑。

英国和法国的科学院都主要关注实用科学的发展、工业艺术的研究以及技术加工的改进。法国科学院在其抬头中这样表达：“探索自然和技术完善。”尽管皇家科学院没有在抬头中做出明确表达，但同样体现了这个精神，甚至在最初的非正式会议中，如波义耳所写的：“我们新的哲学院不看重知识，但倾向于实用。”学会的皇室资助人和他的顾问们总是将注意力不时地指向国家的实际需要上。我们发现他介绍其官方实验人员罗伯特·虎克研究“船的知识”，国家事务大臣约瑟夫·威廉姆森爵士也告诫他对所有可以使用的知识加以注意。另一方面，我们发现了查理国王“在格雷沙姆学院（皇家学会的雏形）扬声大笑，因为他看到科学家们自坐下后就一直在称量空气的重量，而其他则无所事事”。

这都与时代的精神相符。科学在此之前受到研究是因为其智力价值，或出于科学家们对自己好奇心的满足，现在则被重新确认为具有实用价值。培根曾写过很多“科学为人性服务”的文字，而波义耳则为《实验自然哲学的有用性》（1663—1671）写出了专题，其中梳理了眼镜和钟表制造业的线索，并将之确认为惠更斯和虎克的纯科学研究的成果，甚至天文学也开始通过实用性来进行评价。在这个世纪早期，开普勒曾经评论说，如果傻傻的女儿原始天文学不去找面包的话，它将和母亲天文学一起饿死。现在（1675年）查理二世在格林尼治建立了皇家天文台，“从而可以找到一个地方的经度，令航行和天文学都得到提高”。在重点从知识本身转向知识应用的过程中，科学无疑已经丧失了很多，但由于它向广大普通民众开放，变得更加宽泛和可知，因而也必定从中获得很多。

另外一个更加确实的有益影响是日益增加的印刷，这不仅令旧知识可以使更多人受益，同时也将新知识迅速传入更多人手中，每一个人都直接地站在其前人的肩上，程度前所未有。

这就是17世纪时科学所具有的可以助之前进的环境，我们必须系统地探寻这个过程，我们同样从天文学这个发展最为辉煌的门类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