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果庵与路培华

人生活在世上，有自己的生活，同时也出现在别人的生活中，就像在一部剧中演着主角，又在别的剧中出演配角甚至龙套。这种演出，虽然只是一鳞半爪偶露真容，却有意无意影响着别的戏剧的走向和发展，成为别人生活的一个因果。

纪果庵先生在刊于《风雨谈》第5期的散文《缘法》中，提到他以前的一个女学生路培华，一度信息杳然，十年过后居然又意外地联系上了。这样，女学生路培华就在某个十年的首尾出现于纪果庵的生活中，也许不过瞬间，却永远定格在《缘法》这篇散文里。

说起来还有一段故事。有一天，纪果庵在看报的时候，偶然发现报上刊登的《天下》月刊目录中，有一篇名为《日本妇女生活》的文章，其作者竟然是“路培华”，他“瞿然一动，这不是我十年以来消息沉隔的学生吗？”想想名字不差，又完全说的是日本的事，而路培华后来就是去的日本，认为应该不会错。

于是马上给“夙不识面的《天下》主编人蒋槐青先生”写信，并转去致路君一函，果然和自己以前的学生路培华联系上了。

纪果庵先生随即用了很大的篇幅回忆起十年前路培华与他的交往。那时还是1934年，纪果庵尚是北京师范大学二年级的学生。他一边上学，一边在外面兼课，其中北京西城Y女校也是纪果庵兼课的一个学校，这一年转学进来一个女生。纪果庵回忆说：

路君就在此时入学的，她本在上海中西女中，因为家眷北移，在上海看了Y女校的ANNUAL（校刊）很漂亮，便决定投考。我记得她坐在前排，很沉静，但当我讲高尔基的《大仇人》和鲁迅的《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时，她却很受感动，在作文时，颇受了影响似的发挥着。和她要好的一位同学，名叫杨凤文，文章写得尤其好，她们几乎整天在一起。

这期间，Y女校发生了欠薪的事，年轻气盛的纪果庵与学校弄僵，愤而离开了。路培华因为同情老师的遭遇，和纪果庵夫妇亲近起来，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我在保定时，她还给我的小孩子织了帽子寄去，称小孩为贝贝，她去日本那年夏天，我到塞外某地去教读，她和杨君都送我到西直门车站，记得是从安定门走的，路极泥泞，有很长的一段，我们只可下来慢慢步行，以免倾覆，贝贝已一生日，大家轮流抱着，抵车站时，竟睡在母亲怀中，火车一声吼，他才睁开小眼。听妻说，她们又陪着回家，很热忱的安慰这个初次有离情的人。接着路君也就东去，杨君则转到南满医大去。

就这样一晃十年，接到由《天下》主编蒋槐青转来的信，路培华即刻回复道：

今由蒋槐青先生转来您的信，拆读之后，使我非常惊喜。想不到那篇不通的文章，竟变成我们久别重逢的恩物，不是您说“贝贝已在小学六年级了”，我真也不敢更不愿计算过去的岁月，这十年真像作了一场糊涂的空梦。记得我是在二十七年回国的，在香港澳门住有半年才回上海，而我的父母已在我归国前迁往内地去了，从那时起，我就住在亲戚家里，直到如今，尚未离过上海的圈子；这几年来除心境较前不同外，其他依然故我，对于学问方面，更愧不敢言！从前不了解的东西，如今更不了解，以往看不惯的种种，现在反而都看惯了。……我希望在最近的将来我能到南京去，或者你们能来上海，让我们好好的谈几天；贝贝的小脸儿我已经记不清楚了。不过我还记得她（恽按：应为他）的名字叫“小难”……

路培华十年的经历，是日本—香港—澳门—上海，人也从中学生变成了青年女性，而纪果庵先生当年的孩子，路培华口中的贝贝，当时也已经是小学六年级。顺便说一句，这里的贝贝或小难，就是纪果庵先生的长子纪英楠先生。

《天下》月刊上果然有路培华的《日本妇女生活》一文，在读秀网上便可查得。路培华就这样重新出现在纪果庵先生的生活中，而同时又出现在我的关注范围内。

之所以不厌其烦地引用纪果庵先生《缘法》中的内容，是因为我在重读这篇文章的时候，忽然灵光一闪，发现这里所谈到的路培华，我竟然在别处看到过。几年之后，她出现在另一个人的身边，而她的经历，正如纪果庵先生感慨的：“悲欢离合，便是人生全部，也即是历史的大部。”

大家不会想到，路培华后来成了司马璐（马义）先生的女友。而司马璐这个璐字，正是来自这位在他生活中倏忽而过的女友路培华。

据署名青梅的《司马璐与戈扬》一文谈到，1949年5月，在上海的司马璐想逃往香港，本期望带着女友路培华一起走，“但是路要照顾母亲，不能同行”。路培华变卖了一些首饰，安排司马璐“以经商的身份”到香港，而自己随后跟着去。然而，路培华最终没有走成，他们的朋友英国记者史密斯告诉司马璐，路培华不幸死了，死因不明。青梅的文章说：“伤心和痛恨夹杂在一起的司马璐于是起了今天这个名字，以司马来尊敬司马迁，以璐来纪念这个对他有恩有情的路培华。”

20世纪50年代初，路培华大概不会超过三十岁，就在不明原因，或因为不能说的原因中死去了，我们可以从《缘法》中多少知道路培华的善良品性和生活经历，再从青梅的文章中获悉一个风华正茂的年轻女子的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