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震战线日夜长

1966年3月8日，邢台发生6.8级地震。周总理亲自视察灾区。受地震强力破坏，建筑物成片倒塌，死尸遍野。目睹惨状，总理横下一条心，决定尽快创建一支地震预报队伍。他亲自批准驻扎在天津的国家测绘总局第一大地测量队和驻扎在西安的第七大地测量队这两个作业实力最强的大地队转入地震科研。大地七队由于辖属关系，几经易名，最后定为中国地震局第二监测中心（简称“中心”），并升格为副厅级单位，由此可见中央对地震科研的重视。

1968年，我从苏州回来后，“中心”革命委员会成立。由于我往日群众基础比较好，被选为革委会委员，成为领导班子成员之一。时隔不久，中心技术负责人李烈岩同志在修饰毛主席塑像时，不幸从云梯坠落光荣牺牲。作为一个科研单位，没有技术负责人是不行的，大家公认我技术能力较强，且“四清运动”时期就是技术助理员，于是，又推举我为“中心”的技术负责人。

如果不改行，搞通常的大地测量，作为技术负责人，我是胜任的；搞形变大地测量，我遇到了三大困难：

（1）对测绘仪器制造，自己略知一二，但搞形变大地测量，我还必须知道以下最基本的知识：地震地质、传统地质学、历史地震、古地理学、大地构造、板块学说以及李四光的地质力学等。而我对于上述知识，是擀面杖吹火——一窍不通。但我觉得这个困难在日后的学习和实践中，可以逐步解决。

（2）形变大地测量，实际上是常规大地测量的延伸。为了测定地壳运动的变化，必须提高测量精度至少一个数量级，即从厘米到毫米。由于当年装备落后，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但我有信心通过科学实践，力争做得更好。

（3）最大的困难来自帮派闹“革命”。“中心”分两大派：一派为“革联委”，其成员知识分子居多，且大多数人家庭成分不好、社会关系复杂；另一派叫“5·1战团”，家庭成分好得多，工人多。革委会都成立了，势力大的“5·1战团”还无休止地批斗其实一点问题也没有的“中心”党委书记周汉卿，“牛棚”里还关了十几个人，连我那生死与共的战友武海宽也被押进去了。“牛鬼蛇神”早请示晚汇报，人心惶惶，何谈科研。

我上任以后，经常飞来飞去地到北京开会，有幸参加了1968年年底至1969年年初的中科院地质力学研究所的学习班，聆听地质部长李四光的教诲，以及参加各种各样的有关地震的研讨会、分析会。白天开会，晚上啃地质知识书本，就这样，我对地震、地质以及相关知识就有了一定程度的积累。有一天，李部长对我说：

“世坤哪，你回去后，赶紧到云南通海去上监测手段，布设大地控制网，那里很危险……”

经常接受这位国际级地质学大家的教育，我又爱发问，人就熟了。所以，这一回我就又没轻没重地接嘴问道：

“李部长，你能不能具体讲一讲我回去究竟在通海什么地方布设？”

李部长又大概地讲了讲，是在昆明山字形构造的南端曲江附近。后来，李部长又补充强调，要在昆明山字形构造所形成的曲江断裂和石屏—建水断裂带地区布设。

这一回我心里亮堂了许多，回来后向有关人士作了汇报。但单位的积极性调动不起来，整天搞大批判，光喊口号不干活。这怎么办？两派天天都喊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誓死将“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我分不清楚两派谁是谁非，但毛主席说要“抓革命，促生产”，那么不生产，肯定是不对的。于是，我找到了昔日与我一同往雪山顶背柱石的可讲心里话的朋友潘子平和刘玉权。潘子平对我说：

“老邵，并不是我不想搞科研，我的思想压力大呀，随时有被5·1战团揪出来的危险。”

刘玉权也有此担忧。

碰软钉子回来后，结合我在“苏一光”遇到的情况，发现这是知识分子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通常表现。于是，我召集了十多个人，尽是家庭出身不好但有一定作业能力的知识分子，开了一个座谈会，传达了李部长的指示，让他们放下包袱搞科研，说出了问题我兜底。“促生产”绝对没有错！这一下，他们的情绪来了：老邵，你领着我们干，我们不怕……

会后，我又找到了集5·1战团头目与革委会副主任于一身的赵家林，又一次向他汇报了李部长的指示，述说了促生产的重要性，以及“革联委”那一派知识分子的思想顾虑。我与赵家林也曾是外业风里来雨里去生死与共的战友，他还是尊重我的。他说：

“邵师，我支持你工作，谁要是捣蛋，你来找我，一定要把科研搞上去！抓革命的目的就是促生产。”

这一下子我的腰杆硬起来了。接着，我又找到同班同学张杰（健在），老同学在“中心”也是有影响的人物。张杰比我大两岁，有点老大哥保护弟弟的味道。我说明了来意，同窗说：“你啥也不要讲了，你叫我们干什么，我们就干什么。”刘振中（健在）也是我的同班同学，在“中心”也有影响力。我一鼓作气找上门，刘振中也支持我。于是，科研工作就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通过一段时间的工作，我发现包括“臭老九”在内的群众都愿意搞科研，不愿意搞大批判上街游行之类的活动，有人找他们搞批判上街游行，他们就用“老邵叫我干啥干啥去”搪塞，也总能搪塞过去。就这样“老邵”成了他们的保护伞。

群众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成立了由我、王征琪、余新白（健在）3人组成的设计组，十几位技术员帮助搜集资料、标图、绘图……于是，我就着眼于如何提高三角测量的精度，解决跨断层水平移动的大课题。为此，我在云南东川地区设计了一个小三角网，作为实验田。

前往云南作业的总人数为90人，通海定员60人。但通海地区为“禁区”，作业人员必须经过政审。全队200多技术员，通过政审的仅30人。我就带着这30人，于1969年4月初南下通海。

通海位于玉溪市南边，东与华宁县毗邻，离峨山县也不远。到达通海，我首先做调研，问当地的老百姓，你们这里发生过地震没有？老百姓不懂地震是什么意思。我就问地动过没有？老人都说这里没有地动过。接着，我察看地貌，杞麓湖贝壳的沉积与湖面的高差至少有50多米，杞麓湖的面积缩小了80％，再加上围湖造田，面积就更小了，目测不超过3平方公里。排除围湖造田这一显著的地貌变化，至少需千年以上时间才能形成。这就证明了该地区地质结构的复杂和变化的剧烈。我又登上了秀山（今天的著名旅游景点）放眼察看，通海县尽收眼底。在秀山顶看通海，比登上昆明的西山看滇池还过瘾。十几条小舟在偌大的湖面撒网捕鱼，波光天色，飞鸟掠过，渔歌互答，清风入怀，目之所及，一片祥和、宁静的世外桃源风光，人们哪里知道大难即将来临？

李部长所强调的“昆明山字形构造所形成的曲江断裂和石屏—建水断裂”布设地区是云南主要地震带之一的通海—石屏地震带。于是我实地去考察通海—石屏地震带，但由于我缺乏地震、地质知识，识别不了断裂带，找不到应力最集中、易发生地震的确切所在，从而无从布设水准点。我既着急，又无可奈何，只得按预案，依据国家级标准，在通海县境内外，进行了一等水准测量实地选点和埋石。在曲江附近，我布设了两条水准线，横穿曲江断裂带，我想只要能跨过曲江断裂带，就能起到监测作用。于是，我和同志们同吃同住同劳动进行埋石。随后，我又带领大家到东川建造了小三角网试验田。待埋石稍为稳定后，对两处都进行了观测。在这期间，我又到大理（下关）建立了几处水准控制网。由于劳动力不足，时间紧迫，这个任务是连日加班完成的。同志们都听我指挥，不怕苦累，干劲十足，使我深受感动。

以上任务10月初就完成了，我在昆明过了国庆节。

我从云南回来，对资料进行了整理和验收。1970年元旦刚过，就接到北京发来的参加全国首届地震工作会议的通知，我和革委会主任王春先（健在）一同前往。与会代表到北京都住在友谊宾馆。

根据周总理的指示，在全国范围内，凡是高发地震的各省区，都要建立地震机构，加强地震科研队伍的建设。要求各单位一把手参加，一把手抽不开身的，主管科研的领导必须参加，与地震有关的主要科研单位，以及外业物探及地质队的人也要参加，共商地震预报的办法和规划。参加会议的有200多人。主要科研单位有中科院地质力学研究所、武汉测地所、兰州冰川研究所、中南大地构造研究室等。

在进入分组讨论前的大会上，中共政治局委员、中国地震领导小组一把手——刘西尧讲了把大家请来的重大意义和组织对与会者的殷切希望。

分组讨论时，我被分到了西北组。之所以参加西北区的讨论，是由于我会前找到了刘西尧，说明了自己的基地在西安，日后在西北作业的种种优势。经中央地震领导小组同意，才来到西北组。

西北组阵容很大。因为李部长在1968年12月就说过：“要把力量撒到西北、西南这两个山字形构造上去。”

参加西北组讨论的有：中国地震局预报分析组、中科院物理所、地质力学所、陕西地质局、兰州冰川研究所、天水物探大队、酒泉地质队等十几个单位的近30人，其中还有中科院陕西分院的许士越同志。在讨论划分以某地区为重点保卫区和一般监测区时，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我并不苟同与会权威。多数权威认为，关中地区在短期内或较长的时期里，不可能发生强震，但也说不出一个使人信服的理由。这说明，当年有关关中地震方面的学问没有人深入研究。而我经过一年多的实践和“如饥似渴”的学习，知道关中地处鄂尔多斯地台（东始太原西至银川，北始包头南至西安）的周边地区。就鄂尔多斯地台而言，它是相对稳定的，但周边活动是不稳定的。自公元1000年以来，8级以上的地震发生过5次，其中发生在1556年的关中华县的特大地震重伤明王朝元气，之所以发生如此强震，那是因为华县正处在李四光所言的祁—吕—贺山字形构造的东反射弧附近，而鄂尔多斯地台周边地区许多断裂明显，形成了强震活动频发区，如历史上的大荔县，就发生过7级以上地震，关中地区5级上下的地震更是持续不断。于是，我就以华县强震为抓手，有理有据地与权威们论辩。我还强调西安地区的国防工厂多，如果遭到强震，那还了得。我说，只有保护好这些工厂，敌人再用长枪大炮打我们，我们才有长枪大炮甚至坦克把他们轰出去。经过激烈的辩论、研讨，终于将西安地区由一般监测区调整到重点保卫区内。现在想来，我当年的坚持之所以会取得胜利，除了与会者多数也相信李四光的祁—吕—贺山字形构造理论是正确的以外，再就是与会的陕西省政府的干部和科技人员的声援；我想，自己朴实的感情很可能也引起了权威们的共鸣、理解。否则，仅凭自己那点“现蒸现卖”的知识，怎么可能得到与会者的普遍理解和赞同呢？中央对重点保卫区的扶持力度比一般监测区大得多，但要求划入重点保卫区的地方必须尽快成立应对地震的机构。会议结束后，陕西省政府很快就筹建了陕西省地震局，积极展开工作，继地震台网建成后，基本摸清了陕西地区的地质构造和地震易发区，对西安及其周边近几年的地裂缝如雁塔路北段8号院至小寨的地裂缝更是做出了较科学的解释。广大地震科技工作者已达成共识，强震周期在1 000～1 500年，更深入的研究正在积极进行中，对此，我感到欣慰。我坚信李四光的祁—吕—贺山字形构造理论是正确的。

会议开了20多天，像这样长的会议，在中央是很少见的。可见中央对地震科研，突破地震预报大关，为人民谋福祉的决心；可见周总理之爱民！

会议形成了《会议纪要》，下来后，各省都须分头执行。

2月初会议结束，敬爱的周总理、国家副主席郭沫若、中科院院长竺可桢、地质部部长李四光等中央领导同志在人民大会堂亲切接见了大家。参加接见的人除会议参加者外，还有中央各部委的一把手或副部长。总理让他们参加接见的目的，就是告诉他们要重视地震科研和预报，如果需要他们支持，要一律开绿灯放行。周总理为人民操尽了心！

总理和李部长先后都讲了话。总理很尊敬李部长，让李部长先讲；李部长更尊敬总理，坚持总理先讲；推来推去的，还是总理先讲了话。总理尊重知识分子的风度使在场的不少“臭老九”深受感动。总理在讲话前，向与会者提了几个问题，如地球最高峰海拔高度是多少？地球最深的海底是多少米？提了四五个通俗有趣易答的地理问题，把会场气氛调动得一片活泼、热烈，就开始讲话了。讲话的主要内容是要重视地震科研，回去按《会议纪要》精神积极地去落实，争取早日突破这个世界难题，造福于人民。李部长主要讲了他个人关于如何实现地震预报的思考。他说要群策群力地搞预报。接下来李部长说，地震是现今地壳运动的一种表现。地震地质是地震工作的基础，而地球物理是实现地震预报的重要手段。只有通过实践，逐步扩大观测的范围，把握构造体系的客观存在和它的主要特点，才能建立起解决问题的牢固基础。两个人的讲话在我的印象中都没超过20分钟；两人在讲话中都提到了不久前发生的通海大地震。郭沫若在会上朗诵了一首他自己创作的与大会内容相关的诗，只可惜四川乐山乡音太重，加上抑扬顿挫、疾徐有别之颠簸，我一字都未听清楚，白白糟蹋了今生绝无仅有的一次聆听大文豪吟诵自己杰作的机会。

周总理就穿着著名照片——“侧身坐沙发”上的那件衣服，脸瘦得紧，但眉宇间凝聚着精气神；口音是淡薄的乡音底子上的普通话，全场的人都字字句句听得清清楚楚。

1970年元月5日大会初期，发生了一件大事，补叙如下。

我在友谊宾馆与武汉测量与地球研究所的曹书记住一间房。那一天深夜，中国地震局的党组书记兼局长刘英勇把我从梦中叫醒，说通海发生地震了。我一骨碌爬起身赶到会议室。到会人员七八个，都是中国地震局分析预报组的成员。大家纷纷向我提问题，我详细回答了自己在通海布设水准监测网的情况。

北京至昆明有6条地下电缆，拨出1条专供分析预报组做防余震监测指挥用。

我与西安也通了电话，让不久前进军通海县的战友立即组织力量赴震区进行监测。中心连夜就成立了以中心革委会委员孙世昌为组长、姚维刚为副组长的监测组，打起背包坐飞机就出发了。到达昆明机场，云南省一把手——革委会主任周兴亲自迎接。

一路火速，元月7日就到达现场进行监测。通海7.8级大地震，是云南省100年来发生的震级最大、裂度最高、损失最为严重的一次地震。在俞家河坎村，大规模的砂石液化，在地下水漫溢的推波助澜下，使全村16户人家的住宅向东南方向冲出100米～150米，房屋几乎全部倒塌。水塘村西埂水平错位达3.25米，三家村—小白邑垂直错位达0.55米。地震波及8 880平方千米，重灾区约1 777平方千米，造成15 621人死亡，受伤26 783人，房屋倒塌838 554间的重大损失。面对惨状，大家心情沉痛之余，深切感受到李四光不愧为国际大地质学家，预测准如神明。

从上监测手段，就形变布设大地控制网，到预测发挥功效，中间还有许多工作要做，周期得两年以上。显然，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的干扰，如果周总理的忧心、李四光的考虑早早引起举国上下重视，并转化为实际行动，则通海大地震所造成的损失就会小许多。

然而，大不幸中也有小幸。由于我荣幸地聆听了李四光的教诲，回到西安，又得到中心领导和广大群众的支持，所以最终瞎猫逮了个死老鼠——我引领的人马所布设的两条水准路线，恰在震中附近，这就直接取得了震前与震后的可对比成果，非常可贵，且在水准测量的不断监测中，为云南地震办公室和昆明地球物理研究所提供了地壳升降量的变化科学依据，从而共同会商成功地预报了两次6级以上余震，为震后减灾作出了重大贡献。

通海大地震是一个典型的构造地震，形成了长约50公里的破碎带，加之两次6级以上余震的预报，引起了国际地震工作者的广泛关注，伊朗、美国、日本、瑞典、法国等10多个国家的地质、地震专家，先后抵达通海考察。考察团在现场既了解到灾情严重，也看到赈灾物资源源不断地送来，感受到在我国政府强有力的领导下，灾区人民自力更生、发展生产、重建家园的巨大热情和能量。国际舆论都认为，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永远在一起，战胜困难的力量很强大。

从北京回来后，我在中心食堂召开了全体职工大会，传达了周总理和李四光部长对地震科研的指示，以及《会议纪要》的精神，也介绍了通海地震给人民造成的重大损失，更强调了利用水准测量的手段，成功地预报了震后的两次6级以上的余震，为震后减灾作出了重大贡献。继之，说明了调离测区，今后在西北五省（区）承担地形变大地测量任务，可以发挥“地利、人和”优势，更好地完成任务。最后，我说：“大家一定不要辜负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敬爱的周总理对我们的殷切希望。”群众就这样发动起来了。

速度就是预报地震、挽救生命的最佳手段，同志们心里都清楚“时间就是生命”。

大家热情投入，做到了白手起家，搜集资料——设计——出测，不到两个月，全体职工就迅速投入野外作业。

李部长说过：“地震是现今地壳运动的一种表现，地震地质是地震工作的基础。”要解决地壳垂直与水平运动，采用大地测量的手段，解决量的问题，是当时的唯一方法，于是派生出地形变大地测量新事物。

就一等水准测量而言，其精度可达到1毫米，基本能满足地球升降运动的测定，但爬山有困难，因断裂带多在山区。

大地测量水平测量的精度，就一等锁设定为200公里，它的最弱点经过传算，即200公里／2锁部中间点的精度有时达0.5米之大；为某种需要，在小范围内，采取积极措施，也可达到厘米级。但由于测量装备落后，当时想达到毫米级精度，压根无法实现，其难度如老虎吃天，无法下口。因此，想解决断层的水平位移问题，必须提高三角测量的精度。于是，我继云南东川建造的试验田——一等小三角网后，1970年在宁夏的石嘴山与兰支荫（健在）日夜忙碌，参加选造工作，当年完成了观测任务；同年，还在西安地区的口镇，又带领队伍建立了两块实验田，以满足测区转移到西北的工作需要。实验前，我必须解决一个历来比较难解决的问题，即照准、仪器、柱石三心一致的问题。否则，这个误差就会被带到试验田里去。过去的三心一致精度在1毫米～5毫米。经过苦苦的探索实践，我解决了这个问题，使三心一致的偏差为零，把精度提升到了新高度。在此基础上，进入实验田“撒种育苗”，“秋后”获得大丰收。

验收计算结果表明，在短边（0.1公里～3.5公里）三角测量小区域内，其测角中误差有0.3毫米左右（一等三角测量要求小于±0.7毫米）边长相对中误差达到30万分之一。如果仅用于跨断层水平位移测量，三角形个数少于3～4个，传递误差就会明显减弱，只要边长（基线）测定准确，按照我设计的方法去执行操作，这个精度可以达到小于1毫米的项目要求。

李部长告诉我：一般的构造大地震的发生，多在山字形构造的反射弧，大的断裂带的两端（1975年辽宁海城大地震就发生在海城—郯城大断裂带、海城的顶端）以及大断裂带的交汇处，因为这是应力集中的地方。

如前所述，小三角网精度的提高基本证明两点：

（1）在地形极其复杂，如昆明山字形构造带，扣上一个小三角网，对于监测中长期地震预报有帮助，能够发现它们水平位移的情况，以实现中长期预报的准确度，那是肯定的。

（2）在局部地段，布设跨断层水平位移测量，按上述方法去做，也基本上能收到良好的效果。

与此同时，实验结果表明，由于边长精度的提高，同志们把经纬仪高程测量的精度，在局部地区，不考虑垂线偏差对垂直角的影响，如在平原丘陵地区，提高到了一、二等直接水准测量的水平，改写了行业人士对经纬仪高程测量不可能达到一、二等直接水准测量精度的认知。这个精度与国内同行80年代末与全站经纬仪问世后所达到的精度相比，几乎早了20年。

如此一来，地形变大地测量用于地震预报的难题基本上全解决了，只是尚需通过实践不断地予以完善。

以上成绩的取得，是我和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努力的关键就是技术创新。

上述技术创新再加上重力异常的监测，使地形变大地测量可以更好地服务于地震预报，造福于人民。

自出测以来，重力测量、短边小三角试验田、大规模的区域一等水准测量的布设和观测，尤其是跨断层的选点，都搞得有声有色。在西北地质研究所及其地质专家张之洮、李述清的大力协助下，同志们以跨断层选点为中心，积极普查活断层，全面开展了西北五省（区）的地形变监测网的布设和施测。

在此基础上，我根据《会议纪要》的要求，代表单位制定了“十年地震科研规划”。

绝大部分职工，都是3月中旬出测，10月底前就回来了。任务完成之快，质量之高，是前所未有的。我为“中心”地形变测量，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承担了该承担的责任，尽了应尽的力。

随着“中心”业务深入而又顺利地发展，问题又来了。

早前，由于派性的作祟，把“文化大革命”前当食堂管理员的王同志推上了革委会主任的位置。王人很本分，待人诚实，工作踏实；但其测绘能力、人事管理能力、政策水平等都很有限。显然，这个“老好人”是很难举起“中心”这杆大旗的。加之在“文化大革命”中经常搞大批判，说错一句话，就可能被关进“牛棚”，大家处处小心，不敢放手工作，革委会的成员不能各尽其职，有事相互推诿，严重影响工作。举例说，自“中心”的前身——青藏高原分局大地七队从总参大地二队分出来后，给职工烧开水的锅是汽油桶改装的，从1958年一直使用到1970年，职工意见很大，想买一个立式锅炉，价格大约在8 000元。财务科长范文虎找了王主任和两位副主任，可他们都不敢批，于是就找到了我。我听完他们相互推诿的过程，就问范：“有钱没有？”范答：“有。”我又问范：“批了后会不会犯错误？”范说：“不会的。”于是，我就“大笔一挥”签了字。

锅炉买回来了，全体职工皆大欢喜。

不曾料想，随着我的威信进一步提高，“中心”的行政权也自然而然落入我手中。大事小事我不接手处理都不行，否则，就会影响工作。罗新荣（健在）抓政工，我就成了一把手兼总工程师，形成了以罗和我为核心的工作班子，而将“中心”革委会架空的怪现象。俗话说：“物极必反。”在我的权力达到巅峰时，我萌生了退的思想。我并不担心成为下一场运动的“走资派”，因为我家庭成分也不赖——下中农，关键是我的群众基础好，两派都听我的话。这在当时是件很了不起的事。然而，问题偏偏出在这里。在单位，两口子打架也来找“老邵”当裁判；在西安地区开展群策群力的地震预报工作中，群众把诸如马跳圈、鸡飞窝、金鱼跃出鱼缸等一些怪现象用电话反映到“中心”待处理。前者还好说，后者可是专家才能解答的呀。我既感到太累，有时也觉得出力不落好，退的思想由此萌生。从业务的客观条件方面看，不仅地形变大地测量基础已打好，而且“十年地震科研规划”已制定，下一步仅仅是执行、落实的问题。而执行、落实要发挥大家的积极性，不能老依靠个别人。促使我想走的还有一个因素，那就是我确实还牵挂着国产测量仪器质量提升的问题。说这话，也是由于西安光学测量仪器厂的总工叶世红当时不断“挖”我。于是，我向组织打了三次报告，获准后，依依不舍地调入西安光学测量仪器厂。

调离原单位多年后，中心的元老技术权威庞光前（健在）对他人说：由大地七队到中心，最好的时期是罗新荣、邵世坤掌权的时期，职工心情舒畅，干劲十足，成绩显著。我听后甚感欣慰。我走后几乎每一个老同志包括家属都还时不时念叨我；直到现在，我到老人家去“混饭”，还会受到热情款待。

我还记得《会议纪要》中有这样一句话：“争取地震预报十年放异彩。”1975年2月，辽宁海城发生了7.2级大震，因为提前作了预报，人口的死亡率仅为0.02％。这感动了世界，赞叹中国共产党真了不起。辽宁大震虽在“文化大革命”中，但由于邓小平同志的复出，狠抓生产，提前做好了相关工作，所以避免了损失。就我的经历而言，在“文化大革命”中，一般来说，只有被蒙蔽的群众，没有不在热爱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同时，也热爱人民、热爱祖国的群众；同理，一般来说，只有被蒙蔽的所谓“造反派”头头，没有不在热爱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同时，也热爱人民、热爱祖国的“造反派”头头。

不幸的是，小平同志不久又被打倒了，“抓革命”严重干扰了“促生产”，干扰了唐山上监测手段、布设大地控制网。我至今还记得1969年和1970两年间，我每次进京开会，李部长会上会下总是强调唐山危机，要赶快上手段、布设大地控制网的情景；老科学家还不止一次叮嘱：唐山日后扩建，应向北发展。言犹在耳，言犹在耳啊。堂堂一个大国际地质学家，当年过来过去身边就一个周姓男秘书，年逾古稀的李部长天天伏在地球仪上看来看去，心中似有无限事。1976年7月28日的唐山大地震前兆很多，不知道中央地震分析组为何没有预报出来。后来得知死亡24万多人，24万多人啊，我想到抗美援朝时，我们才牺牲了多少个同胞，想到周总理，想到李部长，我心中闷得慌，于是来到兴庆公园，在一棵大树下痛哭了一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