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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战果洛山南北

时间:2022-12-29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我们组主要在果洛山南北,即四川省甘孜、色达县与青海省班玛、达日、久治等县一带工作。我当即向各司光站发了信号,测站标石被破坏,4天后中午12点准时联系。这位中队领导仍然坚持小病不下火线。中队领导这一次再也没吭气。次日早饭后,各司光员奔向自己的岗位。贾子友把秦支书安全送到甘孜后,往返仅用了6天,也大大节约了时间,出差质量顶呱呱。后来我以红军长征精神激励自己,还是想通了,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

一般作业组每年从3月中下旬出测至10月底收测,可完成10~13个一等三角点的观测任务,个别组最少的记录是8个点。1962年这一年,唯我们观测组继续冬季作业,克服种种困难,完成了19个点,除1个点被其他小组拿下外,就完成《神山》篇“中华人民共和国一等三角测量局部锁(网)布设示意图”中的“甘孜基线网—白衣(玉)寺基线网”这一条整锁,创下了全国高海拔、高寒地区测量纪录!

我们组主要在果洛山(巴颜喀拉山)南北,即四川省甘孜、色达县与青海省班玛、达日、久治等县一带工作。这一带人烟稀少,如班玛县城人口不足千人。作业区处在黄河支流与雅砻江支流的分水岭地段,最困难的地区位于巴颜喀拉山脉以北,观测点三分之二以上在海拔5 000米以上,突显了大地七队特属青藏高原分局管辖,专啃硬骨头的工作性质。

工作一开始从甘孜北上,向着青海班玛县方向观测,即一等三角锁甘孜—白衣(玉)寺这条锁境内。其中有一个三角点把同志们折腾得够呛。该点海拔高度约为5 200米,山势陡峭,无法把帐篷运到靠近点位的地方,只好搭在山下有水源之处。点位与驻地的比高不会超过1 000米,但大家爬了约5个小时。当爬到中间时,在我们观测组蹲点的三中队支部书记秦瑜(继纪书章之后为大地七队三中队支部书记)突然脸色苍白呼吸困难,说胃痛得厉害。我赶紧让贾子友护送秦支书下山。我与祝良佐、张涤华继续攀登。都快要到点位了,张涤华又不行了,瘫在地上,大口大口地喘气,脑门汗直流。我上前询问,他说主要是头痛如裂,心跳得厉害。我觉得这是因为吃不饱,体质欠佳,脑子缺氧造成的,就赶紧让祝良佐护送他下山。只剩下我一个光杆司令了,当爬到点位时,我一看傻了眼,上柱石(标石的组成部分)被破坏了,并取走了铜标志。我当即向各司光站发了信号,测站标石被破坏,4天后中午12点准时联系。

下山的路上,我一直思忖着怎么办。向远在巴塘的队部求援是不可能的,看来还是自己解决,能争取时间。吃过晚饭,我召开了小组会,我在会上讲,我们遇到的困难是暂时的,主要原因是吃不饱肚子所造成的。我说,我们与红军长征相比,现在遇到的困难不算什么。我们一定要想方设法,完成任务。秦支书也给大家讲了鼓劲儿的话。大家的情绪稳定,都表示一定要战胜困难,不辜负党的期望,于是我布置了任务。

“明日贾子友护送秦支书到甘孜,就在甘孜把柱石模型板做好,买好水泥并尽可能买些副食回来。”这时,秦支书插话说他坚决不回去,正说着,可能情绪有些激动,脸又白了,话就此断了。我说:“不回去也得回去,你的身体比张涤华差得远,出了问题谁负责?请你给我点面子,让我少担心。”这位中队领导仍然坚持小病不下火线。我反驳道:“是小病吗?我看这一次不像胃病(后来得知是冠心病发作)。”中队领导这一次再也没吭气。紧接着我对祝良佐说:“你明天到班玛县找县委米书记,你胆子要大一点,把这里的情况如实向他汇报,请他再给我们批一只羊。米书记待人很亲切,上次我找他批给我一只羊,他是很痛快的。”次日,他们借来牦牛夫的马,上路了。

剩下我和张涤华。张涤华做饭,我到离驻地约4公里的小河边筹备沙石,捡一些小鹅卵石。仅用了两天时间,我就轻轻松松把沙石运回帐篷。

第三天,祝良佐就回来了。哎哟,天哪,过年了!马背上居然驮了两只羊,还有一些副食品。米书记还特意托祝良佐,送一盒古巴雪茄烟慰问我。在供应特别紧张的岁月,根本买不到香烟,米书记送测量朋友一盒自己舍不得抽的古巴雪茄,让测量人享受高干待遇。他知道测量人在荒山野岭像野人一样生活,像野人一样涉险犯难,有时又像野人一样孤苦无助,确实很不容易,他更了解测量工作对国家和地方的重要性。我心里暖暖的,还是共产党的干部好呀!米书记是县委书记里少有的高干,和颜悦色,亲民爱民的工作作风令人敬佩。

次日,我爬上点位,发信号让各司光站来取羊肉。第二天,5个司光站的5个司光员就相继来了。两只羊,测站只留了半只。下午这一餐我想搞一次手抓羊肉,转念又一想,这半只羊,约15公斤肉,8个人一顿就抓得差不多了,还得给驮夫一点,不抠紧怎么能行?于是,切了四五斤肉,烧了一锅汤,大家吃得很开心,一扫而光。晚上两个人挤一个被窝,还蛮不错呢。与司光员两三个月也见不了一面,大家都有说不完的话,一直到深夜才入眠。次日早饭后,各司光员奔向自己的岗位。我叮嘱他们,本点由于浇灌标石,不能马上工作,先到下一个点观测,大家都说知道了。

贾子友把秦支书安全送到甘孜后,往返仅用了6天,也大大节约了时间,出差质量顶呱呱。模型板水泥带回来了,还买了几斤腊肉和其他一些副食品。人吃饱了,情绪到底好。第二天我让张涤华在家做饭,我同贾子友、祝良佐背上沙石、水泥、水,还有从西安带来的铜标志以及食物,向点位爬去。天大亮了,我们仨才出发,不到12点就到达了点位。大家一齐动手,很快就把柱石灌注好了,回到营地还不到下午4点钟。

过了20天,当新标石凝固后,测站又来到此点,这个点从前到后究竟爬了几次,我说不清了,但我记得该点观测还是顺利的,露宿山头仅2夜加上3个白天就完成了。天气也不太冷,夜里不太冷;白天天气十分晴朗,远眺,山连山到天边,白绿蓝相间。白是雪白,绿是碧绿,蓝是晶蓝,空气那叫一个鲜,城里上班族哪里有福享受?我爱跑来跑去,深度旅游!

尽管标石被破坏,影响了近1个月,但至10月中旬,已完成14个三角点,还超出1个点,电报告知大队部:我们准备收测了,看还有什么指示。大队党委书记赵鸿端回电,大意如下:再给你组增加4个点,外加协助母玉书组,返工一个叫上扎聋的三角点。该点图形不闭合,可是他们组已回到西安了。新增4个点的目的是想把这一条锁全部完成,明年我们要转移测区,进行巴东二网作业,免得明年再来。看你们有什么困难?

接到这个电报,我很不痛快。替母玉书返工上扎聋点,比增加2个点的任务还要重。该点是6个方向,需组织6个司光站,测前测后还得重新投影,以测定标石中心与司光中心的偏差。何况又是冬季,还需长途迁徙,才能到达上扎聋点;再加上新的4个点,比半年的工作还要多,这不是鞭打快腿牛嘛。后来我以红军长征精神激励自己,还是想通了,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我回电报:

“来电收悉,保证完成任务。”

深秋初冬,食物来源紧张不说,饮水也是头疼事。大雪封山,水源被冻死,河沟小岔都没有水了,只能化雪融冰做饭。于是,我就叫驮夫坤得到牧民区买牛粪。开始1元钱可以买1麻袋,后来5元钱人家都不愿意卖了,怕影响自己过冬取暖。那就省着用呗,只有做饭化雪融冰才动用战略储备,洗脸刷牙等一律禁用做饭水。

再谈与严寒的斗争。究竟冷到什么程度呢?晚上睡一夜,被窝没有丝毫暖意,早晨起来,胡须眉毛挂霜;而1975年,我在珠穆朗玛峰海拔6 000米的营地睡觉,小帐篷内挂霜,胡须眉毛不挂霜。御寒装备对比悬殊。

白天观测要好得多,一般不会超过零下10摄氏度,但也需牛粪火取暖,否则记簿、观测都难以坚持较长时间。夏天观测1个单角只需要3分钟,现在观测1个单角得6分钟,原因是T3仪器的望远镜横轴和竖轴都被冻得很不顺畅了。观测时,必须屏息才能照准读数,否则,望远镜目镜和读数窗目镜就挂霜,且顷刻凝为冰。还是1975年我在珠峰,观测时仪器旋转灵活,之后并没有此现象,现在又遇到了。6分钟后带着毛线手套的手就冻僵了,观测员必须烤3分钟的火,才能缓过劲来,记簿员也是如此。要完成1个点,同志们必须比夏天付出成倍的劳动。好在这返工的1个点加上新增的4个点都没有蹲山头露宿,山高雪厚不愁水,帐篷可以搭得靠近观测点,同志们因此少受不少罪。

“若问苦不苦?想想长征两万五;想到长征两万五,再苦也不苦。”

就这样观测组克服种种困难,于12月31日完成上述5个点的一等三角观测任务。

收测了,大家都很高兴。可是临行前一夜大雪,清晨骤然把帐篷杆压断,帐篷闷声倒塌,门推不开,把大家整得够呛。好容易摆脱窘境,准备烧点雪水,暖暖肚子再走,但炊具在外一夜未收,眼下在约一尺深的雪中找不见了,大家情绪极低。大雪依然下得繁密,四周皆白,一片沉寂。我一声令下:

“不吃饭了!赶紧收拾帐篷,绑驮子,向甘孜进发!”

到了甘孜,卸了行李,辞别了牦牛夫,住在旅社等候汽车来接,1963年元月12日才离开甘孜。14日到达成都,住在成都人民饭店。人到成都,就像庄稼娃第一次进城一样,五彩缤纷的花花世界,两眼都不够用了,心情特别愉悦。顾不上去理长发,也没洗澡换衣,我就对张涤华说:“走,到饭馆喝酒去!”找了一个比较高档的饭馆,我要了一盘芙蓉肉片,外加两个拼盘,就与张涤华开怀畅饮。酒过三巡有点晕乎。这时,来了两位警察,像审犯人似的问我俩是干什么的。我顺口答道:“要饭的。”

警察说:“要饭的,还吃得这样好?”

我接着答道:“有谁规定,要饭的不准吃好的?”双方对话有点冲,于是张涤华说:“我们是测量队的。”

警察说:“啊,你们是吃粮队的?”

我随即顶了一句:“你才是吃粮队的,连个话都听不懂,还当警察呢。”

警察说:“你这个人怎么这样讲话?”

“我的讲话有错误吗?”

“跟我们到派出所走一趟!”

“我又没犯法,你算老几?我跟你走?”

警察急了,拿出手铐就要拷我。我也急了,一拍饭桌站起来:“你要给我戴手铐,最好把你们的省长大人或成都军区司令员叫来,给我铐上还可以。你还没有资格呢。”说着,我顺手从保密袋里拿出两张测量“通关”公函:一张是四川省府办公厅的,一张是成都军区的,往桌子上霍然一拍,喝道:“你两个睁大眼睛好好看看!”

他俩看了好半天,转怒为笑,“对不起,对不起,实在是误会。”说完转身走了。

我下来一想,警察找上门也有道理。那个时候,蒋介石叫嚣反攻大陆,派了不少特务来大陆。因为我俩穿得破破烂烂,满脸野相,无怪乎告密者警惕高,把我俩当成特务报警了。

火车票拿到手,元月18日才离开成都返西安。

看到这里,年轻读者中或许有人要问我:“老邵,你这么辛苦,这一年挣了多少钱呀?”我的工资在小组最高,算上各种补贴在内,每月收入120元,留家30元,90元留在手边,大部分都补到小组的伙食里了,年底结账,还剩200元。年轻的朋友,今日的艰苦奋斗,正是为了创造未来的幸福,没有艰苦的开端,岂能有幸福的未来。幸福来源于艰苦创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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