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旗同志继写作、出版了革命回忆录《五十年革命生涯》之后，又根据同志们的建议，从1950年至1991年间撰写的各类文稿中选辑了七十几篇付梓，并且约我作序。尽管我自知并非理想的人选，但是因为作者是我十分敬重的一位老同志，又是我的老领导，“却之却之为不恭”，我还是援笔以应。
拜读了全部文稿，我觉得这两本著作实际上可以看作姊妹篇，一是纪事，事件展述中涵蕴着逻辑分析；一为纪言，纵谈挥洒中隐现出历史足迹。两书合参互考，就可以从一些重要侧面，对新中国成立四十几年来我们党领导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实践，特别是我们党在各个时期所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我们党所倡导的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关心群众生活、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有一个切实的了解。“这对研究今天的路线政策，加强党内教育，推进各方面的工作，都是必要的。我们要研究哪些是过去的成功和胜利，哪些是失败，前车之覆，后车之鉴。”（毛主席语）从这个意义上说，本书的问世，其教化作用、认识作用都是至为鲜明，不言而喻的。
由于本书涉及的事情，许多都是我们所熟悉的，因此读来倍感亲切。读着读着，往往不自觉地被带回到新中国成立初期那个充满了胜利也不无曲折的令人永生难忘的年代。展读这些文稿，可以看到，当时各级党委十分重视以点带面的工作方法。无论是张旗同志在湖北省大冶地委工作，还是在辽宁省盖县工作期间，他所在的地区都是上级党委抓的点。从清匪反霸、减租减息、土地改革、互助合作到农村各项建设事业的开展，每项工作都在重点地区先行一步，突破一点，取得经验，然后再由点到面展开。这有利于防止主观主义，实施正确的领导。此其一也。
其二，那时各级党委十分重视调查研究，从主要领导到工作人员，经常深入基层蹲点，做到身入心入，力除“蜻蜓点水”之弊。所以当时的调查材料非常充实，“言之成理，持之有故”。
其三，从中可以看出，那时的干群关系非常密切，根据毛主席提出的“放下臭架子，甘当小学生”的要求，干部下去虚心向群众请教，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群众把干部当成“自己人”，无事不讲，无话不谈，彼此非常融洽。
其四，那时各级领导干部都是亲自动手向上级写报告。听张旗同志说，中共大冶地委根据中央关于“各中央局和分局，由书记负责（自己动手，不要秘书代劳），每两个月，向中央和中央主席作一次综合报告”的指示，对所属各县（包括重点区）的县委书记提出了定期向地委作书面报告的要求。因此，他除了每个星期向地委口头汇报一次工作外，每个月还要向地委写一次书面报告。这样，不仅促使自己动脑子想问题，而且也有利于克服官僚主义。
其五，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那些文稿中，鲜明地感到，文风至为朴实，开门见山，言之有物，没有套话空话。随手翻开1952年的一份材料，是反映各阶层群众对发土地证的认识的。开头就讲：贫农喜笑颜开，三五成群地交谈着这个千年不遇的大事。举了两个例子。接着又分说中农、富农、地主的态度。这一部分总共不过三百字，通通说明白了。没有作者的滔滔不绝的分析议论，只是用事实说话，把上级要了解的情况反映上去。至于如何认识这些情况，相信上级领导会通过综合分析各地的材料，做出正确的判断，得出一定的结论的。
上述这些特点，集中体现了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是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和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多次告诫全党，要发扬这些优良的传统作风。1979年11月12日，邓小平同志在中央党、政、军机关副部长以上的干部会上，作了《高级干部要带头发扬党的优良传统》的重要报告。1981年5月7日，党中央发出了关于各级领导干部要亲自动手起草文件，不要一切由秘书代劳的指示。党的十三届六中全会做出了《关于加强党同人民群众联系的决定》，要求“领导要坚持一般号召与个别指导相结合的工作方法。每年要拿出一定时间，蹲点调查，解剖‘麻雀’，从群众中汲取智慧和营养，推动面上的工作”。江泽民同志近年来多次强调，各级领导干部要多学习，少应酬；多做些调查研究，少些主观主义；多干实事，少说空话。贯彻这些指示精神，继承、发扬党的优良传统作风，对于落实好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各项任务，胜利实现“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奋斗目标，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古人有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的说法。张旗同志十六岁便投身革命，五十年来，他忠诚于党的事业，兢兢业业，在各级领导岗位上，为党为人民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享有很高的威信。立德、立功，自不待言。难能可贵的是，卸任离休后，他仍然勤耕不辍，立言传世。省委书记郭峰同志称许他“充分体现了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可贵的奉献精神。其情可嘉，其事可鉴”，是非常确切的。钦仰之余，我们热切地期待着张旗同志的新作；也希望有更多的老同志拿起笔来，通过各种形式，撰写一些珍贵的历史教材，为广大干部群众特别是青年一代提供更多更好的精神食粮。
王充闾
1996年1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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