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不拉毕竟是满子的叔叔，他的生活不能不过问。那天宿舍有广东小贩叫卖塑料制品，桶哪、盆哪，可以用粮票兑换。我用百多斤全国粮票，换一大堆塑料制品。我捧着盆，提着桶，还有塑料痰盂，给冬不拉送去。进屋，蓝烟缭绕，见我来，他摘下眼镜，举起报纸，贴近鼻尖，读给我听：“谷拖地，薯叶枯，青壮炼铁去，收禾妇与姑。来年日子怎么过？我为人民鼓与呼。”问起，是彭德怀的话。
“这才是真正的共产党人！”冬不拉激动。
扯开话匣子，他谈到自己的人生经历，谈到理想，谈到正义，说到自己是过来人，对共产党的信仰是“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
不久，教师会议上廖书记郑重宣布，为在1959年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董老师彻底平反，并且恢复党籍。跟着传出消息，市委宣传部调用冬不拉，做报社社长。那晚，冬不拉提个大西瓜来我家，同来的有路老兄，边吃西瓜边说话。路老兄问冬不拉，什么时候去报社任职。冬不拉回答，不去了，脱离宣传工作二十年，业务生疏。不能以其昏昏，使人昭昭；说对教书有兴趣。转而，他问我写入党申请没有。我无言以对。
当晚，有感触，哼起《国际歌》，想起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的上空徘徊；想起欧仁·鲍狄埃和保尔·狄盖特；又想到列宁在芬兰的湖畔，写作《哲学笔记》，他背后是澄明的湖水和桦皮搭的帐篷；再想到井冈山黄洋界上炮声隆，想到长征路上，想到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我是不是将共产主义事业太诗意化了？斯大林的大肃反呢？解放以来的那么多政治运动呢？文化大革命呢？就没有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但是，真要没有信仰，恐怕心上会少根弦，从文化意义方面说，高品位的文化总是同信仰唇齿相依，若没有，如何作审美判断？我不能没有信仰，没有追求。
我的入党申请交上去，新学期被确定为建党对象，受宠若惊。
郑老师见到我，笑眯眯：“你早应该向组织靠拢。”
路老兄说：“你呀，早就是党外坚定的布尔什维克。”
新学期，苏老师仍为扩大组织操劳。她甚至找到海音，鼓励她说：“现在民主党派缺少的是年轻干部，特别是女干部。你努力，可以做民盟的省委委员，说不定升为常委。”海音说：“我只懂得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要加入组织也只入共产党。”后来她递交入党申请。苏老师找馒头，馒头也婉言谢绝。气得苏老师大发牢骚，从冬不拉到馒头，挨个数落，大骂：僵化，僵化！一群遗老遗少！倒是冬不拉找到馒头，从民盟的先躯李公朴、闻一多讲起，讲到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实行“互相监督，长期共存”的方针，说得馒头动心，后来馒头加入民盟。
入盟、入党，学校闹得热火朝天。
那天，郑老师通知海音同我列席支部会议：讨论魏兄入党。郑老师特别嘱咐：会议会开得长，你不要成陀螺的尖屁股——坐不稳。我告诫自己：为了入党，尖屁股也得锉平。
会果真开得长，同时气氛严肃。先是魏兄豪情满怀地诵读——“头可断血可流，入党的志愿不能丢”；后来大谈其对党的信念，谈到每月必向组织上交“思想汇报”；然后读自传，足有半小时，急得我要高呼：“反对党八股！”轮到众党员发表意见，又是长时间的沉默。廖书记再三启发，众党员仍是“静默五分钟，各自想拳经”，足有十几分钟。邢老倌终于开口，说“小魏根正苗红”。话音刚落，路老兄嘀咕：“还搞血统论？”邢老倌马上收声。就冷场，场面一冷再冷，冬不拉推窗抽烟，路老兄闭眼假寐，郑老师只动嘴皮不出声，抱怨。魏兄似乎感受空间的逼仄，先是垂手并膝，后来弯腰低头，头一低再低，低得只差塞进腿裆。会议开得不汤不水，廖书记说，准备工作不充分，宣布散会。散会后如油锅溅水，噼噼啪啪。党内，郑老师重提十年前拉练途中那桩悬案。党外，苏老师反映意见：说魏兄跟“四人帮”最紧，会整人，馒头说他心术不正。后来连邢老倌也改口，说他“每次搞运动总有馊主意”。魏兄入党没下文了。
半个月后，魏兄改换门庭，找到苏老师，加入民盟。审批极为迅速。从此，他将“盟组织”挂在嘴上做歌唱：
“盟组织在湘江宾馆开会，虽说工作餐，也有八菜一汤，吃过晚饭，洗个热水盆浴，痛快。”
“盟组织让去岳阳参观，上岳阳楼，去君山，前后三天。”
“今晚有重要活动，盟组织请去湖南剧院看演出，好多名角登台，有达子红徒弟的演出。”
之后，他馋我，问我是否听说过达子红。
我说：没有。
他正告我：达子红是京剧名角，哪怕徒弟，出台也是满堂彩。
我说：京剧？不懂。
他很惋惜，说我走失一锅汤。并说，这年头，无所谓信仰不信仰，有个组织就行。我很愕然，这些话同他“头可断血可流，入党的志愿不能丢”的发言大相径庭；至于我，还不至于为八个菜和热水盆浴而动心。信仰不是一碗水，说喝就喝，说倒就倒。
我仍在接受组织考验，在高中毕业班辛苦耕耘。同教高三的有海音、冬不拉和路老兄，我们经常忙得连星期天也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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