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和邻居们

尽管在过去三年里新泽西海岸刚经历过喧闹的抗议，1987年8月的情景对那里来说仍是闻所未闻的。这次，挑事的不再是绿色和平或是“拯救我们的海洋委员会”，而是老天爷。欧申县海滩上的每次涨潮看上去都增加一分恐怖。8月13日，一大片医疗废物——很可能是路过的游艇抛下的——被冲上了岸，沿着海滩散布了七十五英里远，这日子（周四）正好毁了一个周末客流高峰。垃圾里有注射器、针头、血袋，还有绷带。^[1]一个男孩在长滩岛踩到了皮下注射的针头，汤姆斯河以北的波因特普莱森特的一位母亲也是。在旅游季的高峰时间，全县的海滩关闭了三天。第二周，死螃蟹冲上了巴尼加特海岸，而锡赛德海特的海鸥粪便中细菌总数超标，海滩关闭——那里离汽巴嘉基排海管道的终点站不远。各种事故中最麻烦的是有报道发现了一些宽吻海豚的尸体，满身红肿溃烂。整个夏天，新泽西的海岸上一共发现了八十具海豚尸体，显然是不明来源的病毒和有毒藻祸害了它们。

这些灾害在当地并不新鲜——实际上1987年关闭的海滩比往年还要少一些——但它们都集中在一个月就很可怕。目前旅游业是欧申县最大的产业，每年为当地经济贡献在十亿美元以上。对商人们来说1987年的夏天是一场十足的灾难。《纽约时报》描述了孩子们在荒漠般的海滩上游荡，捡卫生棉条的助推器做沙堡的塔楼。^[2]海岸旅游业不仅是新泽西州的第二大收入来源（第一是石化），还是新泽西人引以为豪的标志——当外人将这里说成是工业废弃物毒害了的土地时，它是最好的反驳。污染造成的经济危害已经够糟糕了，这些奚落让人更难忍受。每个人都感同身受，他们很愤怒。正当这个噩梦般的夏季即将结束的时候，1987年劳工节那个周日的两点，几千名海滩游客一同参与了史无前例的抗议，队伍在长滩岛上绵延了几英里。

从汽巴嘉基的角度来看，它的际遇真的很差。为了建造制药车间，也为了留在汤姆斯河，公司4月的时候向州政府申请了六项许可证。而对于公司的反对者们来说，8月的灾难是上天的馈赠。劳工节的周末，当海滩游客们在长滩岛上牵着手坐着的时候，一场由“拯救我们的海洋委员会”的弗兰克·利弗诺组织的千人抗议活动正在奥特利海滩进行。利弗诺拿着手提式扩音器敦促人们抵制汽巴的产品，还试图将公司的污水排放与冲上岸的那些废物联系起来。他问道：“他们从游艇上扔东西和从水下排污管扔东西又有什么区别？”^[3]

实际上汽巴嘉基排放的污染物确实和海豚死亡、海滩关闭还有医疗废弃物上岸没有关系。公司往大西洋里排放污水已经二十几年了，就数1987年排的污水最干净。9月份，新来的经理约翰·西马斯给全镇发了标题为“亲爱的邻居”的邮件，宣传了公司向州环保部资助一百万美元后得到的研究结果。采自拉瓦莱特海滩、奥特利海滩和锡赛德海特海滩的水样中没有发现公司化合物的痕迹。实际上，唯一检出公司化合物的水样采自距排海管道排污口不足三英尺的位置，那里离最近的海滩都有半英里远。

但这些都不重要。在新泽西，只有一家公司获准用自己的排污管道向大西洋倾倒处理过的废物，那就是汽巴嘉基。有那么多的海洋问题，看起来完全无法控制：有毒藻类、致病菌，还有漂浮的医疗废物，它们的行踪飘忽不定。而汽巴嘉基排放的污染是完全可控的。工厂的未来全仰仗公共部门的决定，而这些部门需要给觉醒的选民们有个交代。镇上当时的州议员约翰·保罗·多伊尔回忆说：“经过了那个夏天，人们都受够了。对癌症的恐惧肯定是有的，但引起转变的是海洋里发生的状况。过了那个夏天，汽巴嘉基就江河日下了。”三个月后，州议会收到了三十三条关于限制海洋污染的提案，其中有几条就要求禁止汽巴嘉基这类的排污。

为寻求政治力量，汽巴嘉基聘请了当地的一位地产律师，劳伦斯·E·巴斯盖特二世，他迅速走红，已是新泽西州最有权势的人物之一。如果欧申县世俗的信仰是通过地产的增值累积财富，那拉里·巴斯盖特就是它最积极的倡导者。他有一辆劳斯莱斯、一架飞机、一个小型机场、五处房产，其中一处是贝伊黑德的海滨大宅，另一处在布鲁斯·斯普林斯汀的拉姆森。巴斯盖特和州长汤姆·基恩还有即将当选的总统乔治·H·W·布什都是至交，1987年巴斯盖特为老布什在一次晚宴上就筹集到了六十万美元的资金，后者委任他为共和党财政委员会主席。对于一个在家乡莱克伍德——就在汤姆斯河北面——从事法律行业的木匠的儿子，这相当不错了。巴斯盖特靠买进农场分成小块开发房地产起家。现在他四十八岁，是新泽西州优秀的筹款人，也是全美国最重要的政治投资人之一，正处于他权力的巅峰时期。^[4]当某些筹款人许给资助者们的还是可能获得政府合同的时候，巴斯盖特已经玩更高级的了。他擅长与公共部门拉关系，再利用这些关系为他的朋友们——通常也是他的客户和投资伙伴——提供帮助。既然州长基恩在1990年之前都在任，汽巴嘉基要确保得到那些做生意必需的许可证，巴斯盖特是协助完成此事的最佳人选。

但欧申县玩权力游戏的不止拉里·巴斯盖特一个。民主党控制着州参议院，主席是汤姆斯河本地人约翰·F·罗素，他长期以来都是化工厂的朋友，但随着公众反对意见的增多，他对工厂的支持有所动摇。1973年罗素意外当选参议院主席（水门事件使共和党当年损失惨重），虽然已成为民主党在新泽西最有权力的人，他还是觉得职位不稳。罗素回忆说：“我对自己的选区投入了很多关注。欧申县人都保守，但那并不意味着他们愿意自己的社区存在健康风险。一旦人们意识到排海管道有泄漏，排放的污染可能有毒，可能致癌，他们很可能就会说‘我们还是把整件事都停下来吧’。”

和新聘请的巴斯盖特同一阵线的，是当地唯一可能与刚觉醒的选民队伍抗衡的工厂员工，但他们寡不敌众，而且这些意志消沉的工人中很多都已经收到了下岗通知。到1987年，工会工人只剩大约五百了，再过一年总人数还将降到三百五十人。雷·塔尔迪现在在工厂新升级过的污水处理厂工作，他偶尔会抿一口工厂处理过的污水，这水的确像工厂宣称的那么干净，这让他很满意。他回忆说：“东西很干净，就像我们的饮用水一样。”但他的哥哥、工会副主席约翰·塔尔迪知道，污水处理厂的升级来得太晚了，已经无法挽回工厂的声誉，他说：“没过多久我们就意识到，哪怕你的管子里除了蒸馏水或者牛奶其他什么都没有，那也没用，排海管道没戏了。它已经成为一种象征。”

工人们逐渐开始关注他们自身的健康问题。1988年由于汽巴嘉基多年前使用的铅质水管的污染问题，工厂不得不在自己的六十二个水源上标出危险警告。^[5]更重要的是，职工们听说了亚拉巴马大学的菲利普·科尔和伊丽莎白·德尔泽尔对工人中癌症研究的初步结论。乔治·伍利回忆道：“资方将工会的领导们召集到会议室听取科尔博士的研究结果，告诉我们：‘这是好消息——我们没有问题。’然后他们给我们资料袋，里面告诉了大家怎样跟外界的人讲这个研究结果。”汽巴嘉基希望传递给雇员和公众的是，工厂工人比普通人群更加健康。亚拉巴马的研究人员根据两千六百四十二名曾经在任或仍在岗的男性员工的医疗记录得出结论，男性员工的死亡率比同年龄段美国白人男性整体死亡率低将近百分之二十。而因癌症致死的人数只比期望值高一点：一百零六，期望值是九十七。很多癌症患者是辛辛那提工厂的老工人了，他们很可能是在那里接触到的污染物，而不是在汤姆斯河。^[6]

公司没有提到的是，基本上所有的产业工人，甚至包括化工行业，都比普通人群更加健康，这个广为人知的概念叫做“健康工作者效应”。简单地说就是，工人早逝的概率较小，因为只有足够健康的人才可能被聘用并保住他的这份工作。因而工厂长期雇员中的死亡率只有普通人群的百分之六十至百分之九十，因为普通人群中病人和残疾人更多。^[7]尽管有这个人所共知的偏向性，很多工厂流行病学研究仍旧采用这种有问题的比较方式，因为从普通人群中获取死亡率的统计数据远远比从更适合的人群——例如从其他工厂的工人中——获取这些数据容易得多。对于工厂主来说，这条捷径的另一个好处是：与普通人群相比较，工厂会显得比实际情况更加安全。

汽巴的工会首领们对健康工作者效应一无所知，但他们仔细阅读了研究结果，仍旧很困惑。首先，很多刚去世的工人没有包括在内，而工会知道他们是接受过癌症治疗的。研究是关于死亡率的，却不是癌症发病率，所以如果工人的死亡证明中没有标注癌症，他就不会被视为癌症死亡病例。约翰·塔尔迪回忆说：“我们说：‘弗兰克·斯卡普尼呢？还有约翰·杰斯科斯基呢？’我们知道很多人，但他们中不是每一个都列在了癌症死亡的名单中。”另一个让他和伍利沮丧的是，亚拉巴马的研究人员没有——在他们最初给工会的结果中——将死亡率细分到每一栋工厂建筑，因此他们无法评估处理最危险的化合物的那些工人们面对的风险有多大。

最让他们担心的还是脑部和中枢神经系统的癌症。研究确认汽巴嘉基的工人中有五例，比期望值三例要多。但在简报中伍利看到的是因为总的病例数太少，这种明显高出的数值很可能是统计上的波动。这恰恰就是威廉·休珀在二三十年前已经预见到的那种借口：在大规模人群的常见病研究中，病例对照研究可以给出可信的结果，但对一个工厂的罕见病研究——即便是汤姆斯河这样的大型工厂——因为病例数太少，不好的结果几乎都可以用随机波动来解释了事。

直到亚拉巴马大学的研究结果1989年发表在了《职业医学杂志》上之后——当时工厂的命运已经无法改变——更加令人不安的情况才出现了。伊丽莎白·德尔泽尔在文中简单说到她后来发现了至少十一例脑癌病例——其中四例患者仍在世，另有两例汤姆斯河工厂工人搬到欧洲后去世了，所以没包括在最初的研究结果中。她写道：“这个结果证明了，在偶氮染料和‘塑料与树脂’区工作的男性发病率相对较高，另外，在实验室工作的男性中也相对较高。”德尔泽尔还指出，有几类工种患癌症后死亡的人数非常多，例如偶氮生产（期望值八例，实际十六例），和维修（期望值二十五例，实际三十七例）。

日后乔治·伍利和工会的其他人会因为没有在1987年了解到全部事实而愤愤不平。但现在，他们只是在怀疑——而且公司打了包票：没什么可担心的。伍利说：“我们不信任这个研究结果，但我们不知道真相。”对于亚拉巴马大学研究结果的担忧进一步挫伤了工厂的士气，但1988年春天，当他们准备与汽巴嘉基的对手们进行巅峰对决的时候，工会领导依旧公开支持公司。拖延了几个月之后，州政府宣布将针对汽巴嘉基的许可证——它们是建制药车间必需的——申请举行三个公众听证会。成百上千的人想去参加。双方都说会有精彩的表现。工会的“大嘴”詹姆斯·麦克玛纳斯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解释道：“我们不是想挑事，如果需要我们讲理，我们就会讲理。如果需要我们动粗，我们就是粗人。”^[8]

尽管掀起了这样大的风暴，汽巴嘉基的工厂其实不是欧申县水质最大的威胁。上世纪80年代，最大的风险来自赖克农场的地下水污染羽流，那个过去的非法排污点，它一直在那里，却在围绕着巨型化工厂的喧闹声中被遗忘了。“汽巴嘉基的废弃物可能致病，在排水口附近游泳，或是喝到灌溉井中被污染的水可能有危险”，正当人们为这理论上的可能性争得面红耳赤的时候，基本可以确定，数以万计的被蒙在鼓里的居民们正喝着沾染了工业废弃物的自来水，其中一些成分是致癌的。这些废弃物来自1971年尼克·弗尼科拉倒在养鸡场（如今已经荒废）后面两英亩土地上的联合碳化物公司的五千桶废液。那块土地——快乐平原——现在仍归塞缪尔·赖克和贝莎·赖克所有，正被用作碎石场的仓库。

七八十年代，小镇的其他地方都在急速增长，而快乐平原农场在以缓慢的步调给地产开发让道。但在土地的下面，有些活动从未停止。一如既往，汤姆斯河水务公司还在为满足不断增长的供水需求而努力，仍旧很依赖花园路水井，那儿往北一英里就是赖克农场。1987年中期花园路有六口水井在工作，为全镇三分之一的居民供水。水井地基下厚厚的含砂层是地下水的主要来源，那里的水是由自北向南的天然地下潜流补充的。地下水以轻快的步调向南渗滤，每天运动十六英寸左右。然后，当它们进入花园路水井地基这个巨大的“抽吸带”时，水流速度将大幅提升——通过六口井中某一个的滤水器时，速度大于每天九英尺。花园路井基基本上是一个不间断水源，一只无底的杯子——完美契合了汤姆斯河“今朝有酒今朝醉”的精神。早在1974年，花园路井基刚开始工作时，水务公司每天的抽水量是两百万加仑。到1987年，日平均抽水量接近三百万加仑——炎热的夏日则接近四百万。

与此同时，在一英里外的赖克农场，地下也不平静。尼克·弗尼科拉1971年倒在那里的化合物正在移动。这个污染位点曾有过三次清理活动——1972年两次，1974年一次——移除了五千桶废弃物，一千一百立方码的土壤。但这种修复是远远不够的。联合碳化物公司的承包商没有检测土壤中是否还含有那些化合物，只是将看起来或闻上去被污染了的泥土运走。如果这块泥土看着还行——谁知道怎么个还行法——它就被留在那里。但这些土壤根本不是“还行”。从弗尼科拉卸下渗漏着的废料桶的一刻开始，苯、三氯乙烯、苯乙烯和其他废弃物的液滴就开始沿着十英尺厚的砂质土壤向下流动，进入地下含水层，在那里与向南渗流的地下水汇合。不出一年，化合物的羽流就已移出了赖克农场的边界。它一路南下污染了几十口私家水井，如一只油腻而舒张开的手指——直指花园路井基和上面的六口巨大、饥渴的公用水井。

谁也无法知道毒物羽流的指尖是在何时抵达花园路水井的滤水器的。这个决定性的时刻后来成了汤姆斯河辩论的重要问题。从那一刻起——无论它是早于1978年或是晚于1986年——汤姆斯河水务公司成千上万的用户喝的水里就有了来自赖克农场的微量有毒化合物。早在1974年就出现了井水可能被污染的迹象，但水务公司拒绝在花园路水井安装过滤器或进行进一步的检测。反之，80年代水务公司对这几口井用得比从前更狠。联邦超级基金法案通过后，这个疏于管理的怪圈终于被打破了。赖克农场和汽巴嘉基工厂一同位列1983年的第一版“全国优先处理名单”之中，1986年，美国环保局的承包商们已经忙于对这两个位点进行“修复调查”，以确定地下水污染的范围以及潜在的健康风险了。

1986年5月，美国环保局的一个承包商开始检测花园路水井，很快发现了不该存在的成分：三氯乙烯（TCE）。TCE过去是，现在仍是化工行业的万金油：去污、溶解，还是几百种产品的重要原料，比如汽巴嘉基的树脂和联合碳化物公司的塑料。三口受影响的水井中TCE的浓度相对较低——在3 ppb到14 ppb之间。在80年代中期TCE风险性的证据逐渐增多。不同于苯和甲苯，水中的TCE除非浓度很高，靠嗅觉或味觉是发现不了的，但低浓度的TCE蒸气就可造成肝、肾、肺以及心脏损伤——并且至少对小鼠有致癌性。因此，美国环保局将水中TCE的限值定为5 ppb，而新泽西州则计划在1988年开始执行的规定中将其限制在1 ppb。^[9]汤姆斯河水务公司显然还做不到。

影响花园路水井的污染物是来自赖克农场吗？仍旧无法确定。农场里倒的是有TCE，但它也可能来自机修厂、车库，或是其他非法倾倒点。甚至还可能来自汽巴嘉基——尽管这种可能性很小，虽然在水井西面的工厂离那里只有一英里，但有河流做天然屏障，而且地下水的流向是向南而非向东。另一方面，很多因素都将污染源指向了弗尼科拉的非法倾倒，美国环保局的承包商不只发现了TCE，还在快乐平原下方的地下水中发现了十几种其他的工业化合物，其中一些用于塑料生产。

汤姆斯河水务公司对所有这些消息的反应是它特有的冷漠和讳莫如深。环保局的承包商在三口井中发现TCE六个月之后，水务公司终于关闭了浓度最高的那口水井。但这口井一停泵，另外两口井里的TCE浓度立刻上升。（这就好像游乐场的打地鼠游戏，在上世纪90年代始终困扰着水务公司。）不愿意关闭所有三口水井，水务公司——在州政府的允许下——决定重新启用污染最严重的那口水井，将抽上来的水与花园路另外五口井混在一起之后再向全镇分配。这种稀释作用将TCE的整体浓度降低了，花园路水井混合水的浓度降到了2 ppb，仍比州政府1988年开始执行的新限值1 ppb高一点。

水务公司的用户对此一无所知——就像60年代中期霍利街水井的污染一样。早在1974年，用户们是因为《阿斯伯里帕克新闻》上一篇迟来的报道才得知花园路井基的问题的。这次的情形又是这样，到1987年年底，县卫生委员会收到了一份水井检测报告的复件，显然是发错了。^[10]《欧申县观察家报》斥责了整件事情，尤其是水务公司检测了两所学校的水池，它们由花园路水井供水，检出的TCE浓度分别是3 ppb和2 ppb。面对着全镇的怒火——人们本来就对污染问题很焦虑了——水务公司终于关闭了三口影响最大的水井。至此，已是11月，来年夏天之前用水需求不会太大，到夏天将会大量用水。

这是1965年事件的翻版。当时汤姆斯河水务公司就是因为化工厂的排海管道开通才从重重包围中脱身的，排海管道分流了河水和霍利街水井中的化学废弃物。如今，二十四年之后，水务公司花园路水井也需要这样解围——而且需要在来年夏天之前，到时，汤姆斯河的用水量会刷新纪录。这个纪录经常被刷新。

1988年年初，随着那三场激动人心的公众听证会的临近，汽巴嘉基的厄运仍在继续。2月中旬，在欧申县购物中心街对面的一个工地上，一架推土机把工厂的排海管道拉了一道四英寸长的口子。这次喷出了大约二十万加仑的废水，《欧申县观察家报》的标题是：“哎哟！”第二天，就好像为了防止有人忘记汽巴嘉基正在接受审判似的，大陪审团公布了一系列新的起诉书，针对的正是公司的密谋、非法倾倒、错报瞒报和处理失当等。（原有的诉状被驳回了，现在正等待上诉。）新的起诉只针对两名经理——威廉·鲍勃森和詹姆斯·麦克弗森——以及公司。有一个不祥之兆，之前被起诉，这次不再被起诉的两名经理——大卫·埃利斯和罗伯特·费森——现在与检方合作了。^[11]汽巴嘉基努力地想向前看，一件件事却都要起底它难堪的过去。

期待已久的公众听证会果然如大家所期望的成了一场马戏表演。听证会安排在汤姆斯河北部高中，一千八百名学生中午就被放回了家，当时校外已有几百个人在乱闯了。敌对阵营能分辨得开：工会工人戴着白色棒球帽，环保人士举着标语牌，还有十几名警察在州政府官员核实发言名单的时候试图维持秩序。下午一点，听证会在礼堂开始，一千两百个座位几乎全满。态度很分明——可以看到几百个白色棒球帽混杂在人群中——但环保人士更吵闹些。工厂经理约翰·西马斯和拉里·巴斯盖特发言时遭到了他们的起哄和责问，而当一位他们几乎从没见过的女士靠近话筒开始说话的时候他们则安静了下来。

她就是琳达·吉利克，她认真地编排了分配给自己的五分钟时间，让效果最大化。首先她提到了走到房间前面的一群孩子，他们每人手里拿着一枝茎上绑了黑丝带的红玫瑰。她开始说道：“我代表欧申县那些家中有孩子患上癌症的家庭。他们中有些人今天和我一起来到了这里。”她说，汽巴嘉基不是镇上唯一的污染源，但在它继续产生废物之前必须先把它的废物清理干净。随着她的演讲，她的话越来越引人注目，她的声音越发高亢而坚定：“汽巴嘉基在卖花——确切地说是水仙花——为美国癌症学会的研究筹集资金。看好你们的水仙花，我们的孩子正在——或将要——把它们从坟墓中拉出来。^[12]你可能以为我没有事实或图表来支持欧申县癌症发病率高的说法。我有的。”^[13]

接着吉利克告诉屏息静气的听众们，她将详述自1983年以来欧申县确诊的四十一例儿童癌症，他们的年龄、住地、癌症类型——除了姓名——其中十人已经去世。在她读这些的时候，房间前面的孩子们把手中的玫瑰送了出去。当孩子们将系着黑丝带的玫瑰交给台上的官员和台下的观众时——还给了几名很不自在的汽巴嘉基的员工，她说：“看看你们手中的玫瑰，她的美丽正在消失，慢慢地、静静地、没有停息。因为你们眼看着我的和你周围其他人的孩子慢慢地死去，他们的死亡却不是这样安静而毫无痛苦。我把他们的命运，在座的每个孩子的命运，还有那些将要出生的孩子们的命运交到了你们的手上。”

接下去，琳达·吉利克正准备宣读名单的时候，她身旁的一个男孩——九岁了，但看上去就像五岁——要求发言。他之前没有申请发言，但这没关系。没人敢阻止迈克尔·吉利克发言。他开始讲话的时候摄像机清晰地抓拍到了孩子的脸，那是饱受癌症折磨的象征。他说：“如果你有孩子，想象一下他因为这些水患上了癌症。想象一下它会把他变成什么样。他随时随地可能死去，请不要这样！”在他讲话的时候，偌大的礼堂鸦雀无声，只有摄像机的嘀嗒声。迈克尔的声音劈了，他开始哭起来：“汽巴嘉基的行为大错特错，而你们却不停地不停地做着愚蠢的事，还给人们带来疾病，求你们停下来！”说到这，孩子跑过走道，离开了礼堂。他母亲追了上去，然后她想起来，将手中患病儿童的名单交给另一位家长，让她去读完。

迈克尔·吉利克的发言只有三十秒，却足以在几百名听众心头烙上深深的印记。神奇的是，八年之后，在同一间礼堂中，一个更加激动人心的集会上，这一幕还将重演。对于亲耳听过的人，迈克尔·吉利克1988年的演讲变成了“罗生门”，有着各种演绎。迈克尔的记忆有着儿童的质朴：“我给了他们玫瑰，讲了话，然后就跑走了。”汽巴嘉基的对手们则记得它感人而力量无穷——对于他们正处于关键时刻的讨伐活动，那是最终极的表达方式。希拉·麦克维恩，现在仍住在卡迪纳尔大道则说：“很棒，我还记得那情景。房子里挤满了人，汽巴的人不说话了。结束后每个人都在为这些孩子们叫好。那真的让人着迷，也很伤感。”很多工人的解读就不一样。他们无法否认迈克尔·吉利克的真诚，也不能无视他的痛苦。但他们认为母亲用的手段很不公平。约翰·塔尔迪就被送了一枝系着黑丝带的玫瑰，他意识到，在这场战斗中他们已经输了。“琳达·吉利克的儿子递给我那枝玫瑰的时候，我抬起头跟旁边的人说：‘这你可怎么反击？’”

将原本就所剩无几的社区的支持输得精光之后，汽巴嘉基就只剩了最后一线希望：拉里·巴斯盖特能够说服他的好友州长汤姆·基恩，让他能不顾欧申县人民的意愿颁发公司所需的许可证。有那么一阵子巴斯盖特看起来就要成功了，特别是在克里斯托弗·达盖特来过镇上之后。达盖特是美国环保局的区域主管，曾任基恩的高级助手，现在还时常和州长打网球。6月份他来到汤姆斯河，宣称美国环保局不希望汽巴嘉基的排海管道关闭。相反，局里希望排海管道能用来协助该地计划已久的清理工作。工厂土地下有几十亿加仑污染过的地下水，美国环保局希望公司把它们全泵出来（可能要花三十年时间），用工厂新升级过的污水处理系统对它们进行处理，然后用排海管道将其排出。达盖特补充说，除此之外唯一可行的是将处理过的地下水排入河道。这两种选择，他说对公众健康的“风险都很低”，而且完全可以与计划修建的制药车间匹配。最后这一点很关键，因为很快他就会得到授权，来决定制药车间能否开建；州长基恩已经宣布，达盖特将离开美国环保局来主管新泽西州的环保部。

达盖特的计划对汽巴嘉基来说是极大的支持。不但为建制药车间铺平了道路，还给公司带来了一笔横财。相比于新建管道系统将处理后的地下水排往河道，或是按当地环保人士的想法将其注入深层地下水，使用排海管道外排能节省约九千万美元。^[14]但对汽巴嘉基的姑息只是暂时的。几周之后，镇议会投票决定——他们在几十年对汽巴嘉基奴隶般的顺从之后终于有了转变——对工厂厂址（以及赖克农场）重新进行土地规划，禁止进行新的建设项目，尽管巴斯盖特威胁说要对此付诸法律。

汽巴嘉基的最后一根稻草是搬石头砸了自己的脚。1988年7 月22日，共和党总统候选人乔治·H·W·布什，拉里·巴斯盖特最著名的朋友来到欧申县巴斯盖特位于湾头海滩的大宅筹集资金。巴斯盖特给了克里斯·达盖特和他妻子两张门票，达盖特要是买的话得花五千美元。事后再看，那是一个大错。消息传出后泽西海岸上上下下的民主党党员都将达盖特抨击为汽巴嘉基的爪牙。弗兰克·利弗诺和“拯救我们的海洋委员会”要求美国环保局的监察长进行职业道德调查，获得了批准。调查最终撇清了达盖特的问题，但这个乱局使得他就任州环保部主管的事拖延了几个月。这期间他的排海管道计划流产了。

免费票事件崩盘之后，最后的多米诺骨牌倒得很快。达盖特在美国环保局的继任者迅速放弃了利用汽巴嘉基的排海管道排放处理后的地下水的计划。然后，1988年10月，州环保部否决了汽巴嘉基申请的建造制药车间的许可证，那片土地上“有太多未解决的麻烦，不应再考虑增加新的工业设施”。^[15]两周后，尽管仍有最后的宣传闪电战——比如工厂经理约翰·西马斯给“亲爱的邻居”的邮件——欧申县十一个镇的投票压倒性地要求关闭排海管道，其中甚至包括工厂最亲爱的邻居汤姆斯河镇。1952年，汤姆斯河镇以铜管乐队和溢美的致辞欢迎瑞士人，而现在投票的人实际上是让他们走，投票差额二比一。投票并没有约束力，但公司终于准备投降。12月，西马斯宣布汽巴嘉基将于1991年年底关闭排海管道，转而致力于清理近四十年的化工生产所遗留下的乱局。

“拯救我们的海洋委员会”在拉瓦莱特海滨栈道举行了更多的集会庆祝胜利，1995年弗兰克·利弗诺去世后那里立了一块牌匾纪念他。他活着看到了汽巴嘉基排海管道入海的部分被切割成小块，拖进深水，沉入海底——位置就在拉里·巴斯盖特的海滨大宅以东六英里处，就在那栋大宅里，巴斯盖特的筹款人——汽巴嘉基——失去了维持排海管道的希望。巴斯盖特本人后来再未达到80年代末他所获得的地位。他的不动产帝国中有一部分由汤姆斯河第一国民银行的无抵押贷款支持，但这家银行——以惊人的速度从主道边的一家扩张出五十五家支行——1991年突然倒闭。这起由三亿多不良贷款引发的银行破产案是新泽西州目前为止最大的一起。联邦监管人员宣布其破产前几天，银行起诉了巴斯盖特，他拖欠了一千六百万美元未偿还。他还会重整旗鼓的，但诉讼案令总统老布什很难堪。巴斯盖特减少了与共和党的瓜葛，并于1992年辞去了共和党财政委员会主席的职务。

不间断地生产了三十六年之后，1988年汤姆斯河化工厂生产了它最后的一批染料，1990年生产了最后一批树脂。此时，偌大的厂区只剩下了不足三百人。其中一部分人负责拆除建筑物或是协助清理工作，剩下的人则在调配或测试其他地方生产的染料。本地的商业领袖多次恳请工厂经理约翰·西马斯再去试着申请制药厂的许可证，每次都被他断然拒绝。1991年时他对记者说：“我们的失望太多了。我们在这儿，还会继续待在这。我们不得不进行补救。但我觉得在这样一个不受欢迎的地方，我们是不会开工的。”^[16]

1988年的春天，一个圆柱形的塔出现在花园路井基旁，在花园州大道上开车经过的司机几乎可以透过树林看到那闪亮的白色亚光漆桶。塔的直径大约十二英尺，有三层楼高，里面装载的全是塑料填料。它同时还承载着汤姆斯河水务公司热切的期望，他们指望着这个新奇的东西能帮他们度过夏季，不要再出现水污染危机了。它被称作气提填充塔，耗资三十五万美元。

这个技术简单而有效，因而在全美的几百个有污染的地区被广泛使用。有污染物的水被泵到塔顶，喷淋到塑料填料上。当水滴从塑料填料的缝隙和夹角间流下的时候，塔底的一个风扇向上吹出加热的空气。向上的热空气遇到向下的水滴时水中的易挥发性化合物挥发出来，通过塔顶的一个排气孔排放到大气中。较清洁的水则从塔底泵出，输送给用户。

汤姆斯河水务公司可以用更综合的方法来解决它的污染问题，而不是单纯依赖一个气提装置，不过那样的话成本就高得多了。它可以放弃花园路水井，到别的地方另开井，也可以给井加上活性炭过滤器，这是州县卫生部门从70年代中期就推荐的方法——但他们从未强制要求过。但水务公司亟需花园路这几口井，而增添活性炭过滤系统要增加总额几十万美元的成本。再说，这个装置真有效果。5月份，旅游高峰和灌溉草坪的季节刚刚开始，水务公司就重启了那三口受污染的水井，将井中的水泵入新设的气提塔，然后再输送给全镇用户。这个过程可以把TCE的浓度从14 ppb降到只有1 ppb，这正是新泽西州新的饮用水安全限值。水务公司的经理松了一口气，开始继续对受害的水井疯狂抽水，那个夏天每天的采水量都不止一百万加仑。

尽管如此，在美国环保局看来，气提装置不过是权宜之计。如果气提装置维护得好，它对TCE和其他能轻易汽化的挥发性物质的处理效果就很好。但赖克农场检出的几十种化合物中，TCE只是其中之一，有些物质不容易气化。这类化合物被称为半挥发性有机物，气提装置无法将其从地下水中去除掉——只有活性炭过滤装置能办到。这一点后来变得很关键。因此，美国环保局——9月份才完成拖延已久的针对赖克农场的超级基金清理计划——勒令联合碳化物公司去除快乐平原地下水中的挥发性及半挥发性化合物，在污染物的羽流抵达花园路水井前将其截断。美国环保局认为水务公司的气提塔不足以应对这些物质，它只能对抵达水井的污染物进行处理，而且只适用于挥发性污染物。他们估计，对快乐平原的地下水进行适当的清理将需要十一年的时间，大约需要花费联合碳化物公司六百万美元——相比于汽巴嘉基的修复计划，联合碳化物公司的这份已经很不错了，汽巴嘉基预计将花费三倍的时间，花费二十五倍的成本。

在历经了近四十年的无节制排放之后，汤姆斯河终于开始把有毒污染物从地下移出来，而不是放进去了。污染之战结束。化工厂逐渐退出，清理工作开始，针对工厂和小镇的初步的癌症调查工作让人心安。对于汤姆斯河，只要每个人都从过去的四十年中接受了深刻的教训，最坏的时刻似乎已经过去了。

【注释】

[1]Lawrence Schmidt，“Impacts and Implications of the Summer of 1987，New Jersey Floatabel Incidents”，Published in conference proceedings of Oceans’88：A Partnership of Marine Interests，October 31‐November 2，1988，790—793．

[2]Sara Rimer，“After Summer of Sun，A Silent Protest”，New York Times，September 8，1987．

[3]Janet Picknally，“1 000 Protest Ciba Pipeline”，Ocean County Observer，September 6，1987．几个月后，弗兰克·利弗诺带着他的喇叭去了纽约市，在瑞士领事馆外示威。

[4]对于劳伦斯·巴斯盖特的更多描述可见于Ronald Brownstein，“Raising Bucks for Bush”，New York Times Magazine，May 17，1987；Peter Overby，“N．J．Mogul Revs Up the Money Machine，Bathgate Is Buddy to Bush，Kean”，Bergen Record，August 18，1988；and Chris Conway，“Bank Lowers the Boom on GOP’s Top Financier”，Philadelphia Inquirer，June 17，1991。

[5]Richard McDonald，“Lead Readings May Force Dover to Shut Family’s Well”，Ocean County Observer，January 25，1988．

[6]1960年由辛辛那提搬去汤姆斯河的老工人中有十七人因癌症去世——比期望值高一倍。

[7]1975年，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的流行病学家A．J．Mc Michael在一项对橡胶厂工人死亡率的研究中创造了“健康工作者效应”这个词。更多对此的解释可参考A．J．Mc Michael，“Standardized Mortality Ratios and the ‘Healthy Worker Effect’：Scratching Beneath the Surface”，Journal of Occupational Medicine 18：3（March 1976）：165—168；C．Y．Lee and E．C．Sung，“A Review of the Healthy Worker Effect in Occupational Epidemiology”，Occupational Medicine 49：4（1999）：225—229；Timothy Wilcosky and Steve Wing，“The Healthy Worker Effet”，Scandinavian Journal of Work，Environment，and Health 13（1987）：70—72。

[8]Richard McDoanld，“Union Won’t Sit Still for Outbursts”，Ocean County Observer，March 20，1988．

[9]除健康风险之外，TCE还很难去除。通常，清理地下水污染的方法是将污染土壤挖走或将污染了的地下水泵出，但这对于TCE、四氯乙烯和氯乙烯来说效果很差。这些有机溶剂密度大，沉积在水层底部，缓慢地释放到地下水中，就像是没有晃动的色拉汁底部沉积的油。结果是，这些有机溶剂可在地下水中移动数英里而没有太多降解，还很难通过修复井泵出。水文学家称其为重质非水相液体（DNAPLs）。像汤姆斯河这样存在有DNAPLs的地区，修复往往耗时数年花费巨大。

[10]见Anthony A．Gallotto在《欧申县观察家报》上的三篇报道：“Taint Seen in Well of TR Water”，November 11，1987；“Water Co．Followed Procedures”，November 15，1987；“DEP Has Done Little to Find Source of TR Water Taint，”November 17，1987。

[11]Lauren Ascione，“Ciba Indicted Again by Grand Jury”，Ocean County Observer，February 17，1988．

[12]某些地区有用水仙花装饰坟墓的风俗。——译者

[13]Gillick，For the Love of Mike，109—112．

[14]U．S．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EPA Superfund Record of Decision：Ciba‐Geigy Corp．，Operating Unit 1，April 24，1989，31．

[15]Don Bennett，“DEP Rejects Ciba’s Plant Plans”，Ocean County Observer，October 25，1988．

[16]Patricia A．Miller，“Ciba‐Geigy Has No Plans to Expand Its Dover Plant”，Asbury Park Press，April 25，19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