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不见，摸不着

汽巴公司在新泽西的松林里留下的煤焦油化工遗迹完全不同于它遗留在巴塞尔、辛辛那提或其他地方的。在当初的开拓者眼里，1949年6月购买的这片土地相当广阔。这块边界不规则的土地（类似三角形）有差不多两平方英里，东边的边界有一部分是绵延近一英里的汤姆斯河。除了河边那个卢克农场，几乎全是茂密的松树橡树林。1864年，亚历山大·克拉维尔在巴塞尔郊区建了汽巴的第一座工厂，在汤姆斯河这片一千三百五十英亩的土地上，这样的厂子可以盖三百多个。

通常工厂应该尽量靠近现有道路以减少基建成本。但与邻里斗争了将近一个世纪之后，瑞士人在新泽西反其道而行了。他们在大片土地的正当中清出了三十五英亩，周围则以至少半英里的森林来与世隔绝。无论工厂如何增长——上世纪70年代那里就有了二十二栋建筑、五个排污池和几十个垃圾场——过路人只能看到林中的厂门与高墙。细心的人也许能注意到视野不远处绿色掩蔽下的水塔尖和厂房屋顶。但从驶过的汽车车窗里，它们几乎看不到。除了在那里工作的人，对所有的人来说，这个工厂眼不见，所以心不烦。

最初的三栋建筑又大又矮，总体积四百万立方英尺（比泰坦尼克号邮轮小一点）。瑞士人预计会进行扩张。建筑成本一千八百万美元（相当于现在的一亿五千万美元），汽巴公司相信未来的收益值得这样的投资。所有的建筑都只为一个目标：日产量上千吨的还原染料，全天候生产，尽量降低成本。^[1]从1907年开始，汽巴就在巴塞尔生产还原染料，在辛辛那提也生产过同样长的时间，但规模都比不上在汤姆斯河的设计。

还原染料是革新产品，同样以煤焦油为原料。这类染料都有一个基本结构：蒽醌——由蒽、萘和苯三种煤焦油组分合成的黄棕色粉末。还是老一套。从1856年威廉·亨利·珀金在父母家的阁楼上第一次生产出染料开始，化学家们一直在用到处都有的焦油合成染料。蒽醌还原染料的不同之处在于它的持久性。之所以叫还原染料（Vat dyes）并不是因为它们是在桶（vat）里生产的（它们确实不在桶里生产），而是因为它们特殊的化学性质。这些染料不溶于水，但在催化条件下会发生奇妙的化学反应，生成溶于水的盐，给织物着色则是在桶里。着色后的织物干燥后染料会重新变回不溶状态。还原染料非常好用，它只要一步浸染就可以牢固地附着在织物上，而且不怕水和阳光。几乎所有材料都能着色，包括棉布——1793年轧棉机问世，这种织物就开始流行。^[2]

二战期间还原染料主要用于军装，各种卡其色、棕色、橄榄绿、蓝色都含有蒽醌基，现在战争结束了，汽巴公司认为民用市场将会大涨。公司管理人员决定挑战杜邦和联合化学公司这两个更强大的对手，将汤姆斯河变成美国的还原染料生产中心。1952年工厂开工时，可生产三十五种染料，年产量四百万磅，占美国还原染料总产量的百分之十。这足以为汽巴公司带来每年六百万美元的销售额，相当于现在的五千万美元。公司还详细地设计了道路网络和厂房基础设施，这样如果市场需求增长到他们预期的水平，产量将可以翻番甚至增至三倍。这家公司的前身由亚历山大·克拉维尔创办，它进入染料行业的时间比所有对手都早，但汽巴公司无论在创新上还是生产上始终落后于别人，在欧洲比不上巴斯夫，在美国比不上杜邦。还原染料是一个缩小差距的契机，这要在汤姆斯河实现。

蒽醌还原染料生产过程只有一个主要的问题，当时如此，现在也如此。这类染料，用染料生产史专家罗伯特·J·巴普蒂斯塔的话说，“跟其他染料相比，使用更多的危险原料，产生更多危险废弃物。”产品的耐久力是有巨大代价的。生产这种长链而稳定的分子需要多步化学反应，复杂且相当危险。基本上，发生这一系列反应所用的各种化合物，要么易爆，要么有毒，要么既易爆又有毒。必需的原材料包括数量惊人的危险溶剂（硝基苯、萘和苯）、盐酸、硫酸、碱、氨水，还有汞、铬、钒、铜等重金属和看上去怎么也少不了的砷。硝基苯尤其麻烦，它接触或吸入都致毒，却在活性染料生产的多个步骤中都要使用，用途之广以至于公司备忘录中将其称为工序的“血液”。^[3]进行所有这些复杂的反应工序不单需要大量危险原料，还占用大量空间，汽巴公司在辛辛那提的那两个逼仄的厂房里只能小批量地生产还原染料。（尽管产业转移到了汤姆斯河，俄亥俄州的两家工厂在上世纪50年代仍在以小产量继续生产。）在新泽西中部的丛林中，宽敞的建筑有足够的空间，他们大可将生产的全部过程置于一个屋檐下。这就是汽巴公司在汤姆斯河创造的：专为一种产品优化而成的微型城市。

尽管瑞士人挥洒了大量精力让这个工厂设计得更高效，这座松树林中的微型城市仍有一个不和谐的地方：它消耗的比生产的还多。过去的将近一个世纪中，向莱茵河、俄亥俄河和其他水域排放的污染早已证明，染料生产是一个污染密集产业。但即使以染料业的低标准来衡量，还原染料的生产还要更糟。化工行业的一大准则就是，生产过程增加的每一步都会降低效率，增加废物。生产蒽醌活性染料需要的步骤比其他任何染料都多。各种溶剂、酸和金属的组合，在反应釜中沸腾、经过高压釜、挤过过滤器，在水箱中被搅拌、在烤箱和真空室中被烘干。每一步，都有原料挥发出去，使一些化合物不能发生应有的反应，产生出不需要的副产品。有些没发生反应的物质还会被再利用，少数副产品有销路，但大多数都是无用的废物。这个过程效率太低，最典型的例子，在汤姆斯河镇，生产棕色还原染料，要获得一磅的最终产品需要五磅半的原材料，剩下的几乎都要作为废物排放。^[4]换句话说，汤姆斯河镇的工厂1952年开工时的最大年产量不是四百万磅，而应该是四百万磅染料加大约八千万磅危险废弃物。^[5]

弄走染料成品很容易：卡车或者货运火车（新泽西中央铁路的一条支线直通厂区）可以直接把它们送到卡罗来纳和新英格兰的纺织工厂。但数量更加巨大的有毒废弃物呢，汽巴公司不可能也这样弄走。将它们异地填埋成本极高，公司要想追上杜邦和其他竞争者就不能有过多不必要的花费。染料将离开汤姆斯河，而废物将留下。

从染料商离开巴塞尔来到汤姆斯河这一年算起，四百二十年前，一个人也在深夜离开了那座城市，他是一位牢骚满腹自学成才的医生，对化学的应用和对疾病本质的认识离经叛道。他逃离了自己的生活。虽然为同行不齿，这个游方医生却深信自己的理论终将胜利，尽管他无法预见这个理论在一个海外小镇的污染和迟来的补偿中起到的重要作用。他贫寒，却有一个贵族的名字：德奥弗拉斯特·博姆巴斯茨·冯·霍恩海姆，而他几经修饰选定的笔名显示出极端的自信：帕拉塞尔苏斯，拉丁语，意为“超越塞尔苏斯”。（塞尔苏斯，生活于一世纪，参与编纂了百科全书，撰写了罗马医学的重要纲要。）

早在巴塞尔成为化工摇篮之前，它是学术中心。1527年年初，帕拉塞尔苏斯中断了他在中欧的漫游——这是他终其一生都在做的事——去往巴塞尔治疗一位著名的病人：画家约翰·弗罗本。弗罗本当时借住在更出名的人文主义神学家伊拉斯谟家，伊拉斯谟也病着。帕拉塞尔苏斯将他俩暂时都治好了。出于感激，两位名人为他安排了一个职位，城市医官和巴塞尔大学的老师。帕拉塞尔苏斯很快就透支了这份感激。他总是怒气冲冲，对人恶语相向，尤其是喝多了的时候，他不放过任何机会去诋毁他不认同的人，给他们最大的羞辱。^[6]1527年6月24日圣约翰日的篝火旁，帕拉塞尔苏斯让学生烧掉阿维森纳的书。这位五百年前的波斯医生在文艺复兴时期很受医生们的推崇，在巴塞尔大学也不例外。^[7]不久之后，帕拉塞尔苏斯的资助人弗罗本再度染病并最终去世，而帕拉塞尔苏斯因一位生病的教士不肯付账而身陷官司。1528年年初他失去了教职，在法庭上侮辱法官后被判离开巴塞尔，否则将面临监禁或更严重的后果。他没再回来，1541年去世，死前正在为另一位神职人员治病（尽管他曾赌咒发誓再不干这个了），这次是在萨尔茨堡。

让仅在巴塞尔待了一年的帕拉塞尔苏斯饱受鄙视的——除了他本人的暴躁性格和自视甚高之外——是他显露出的对传统医学的蔑视态度。他不能容忍那些包含着文艺复兴时期医学教条的希腊、罗马、伊斯兰教材。他写道：“告诉你，我脸上的胡茬知道的都比你和你的抄书员多，我的鞋扣都比你的盖伦、阿维森纳博学，我的胡子都比你们那些高等学府经验丰富。”^[8]他反对最激烈的是“体液学说”，传统上认为疾病是四种体液间的失衡造成的，四种体液是指血液、黄胆汁、黑胆汁和黏液，分别对应世上的四种元素气、火、土和水。1527年夏天，帕拉塞尔苏斯在巴塞尔发表了一个简要的声明，声称他的使命就是通过改进他设计的新疗法来纠正同行们的错误认识。“这些并非出自希波克拉底或者盖伦的只言片语，而是我在经验——这个最高导师——的基础上经过长期的不懈努力重新创造的。如果我要证明什么，不会去引用权威，而是去实验和推理。”^[9]

这几句被印在一张传单上，于1527年6月5日在巴塞尔街头派发出去的话中，帕拉塞尔苏斯明确宣告了一种新的科学，不是基于教条，而是出自观察与实验。实际上他并不总是践行自己的话。他的循证医学也包括了大量的神秘主义和炼金术，他的一些重要主张——包括有体液说风格的概念：万物皆由水银、盐和硫磺构成（这些词在这里指的不是它们现在的字面意思）——错得和他想取代的传统概念一样离谱。但无疑，拒绝教条、密切观察病人、详细记录病例、实验各种疗法并记录结果，这些使得帕拉塞尔苏斯成为欧洲最著名的医生，被同行排斥，事迹却被传颂。他的理念的传播——尤其是在他死后——是文艺复兴晚期科学革命的刺激因素之一。他在巴塞尔的尝试失败三百年后，这些理念仍对主流医学的改革起着作用。

帕拉塞尔苏斯对前人所谓智慧的质疑也帮助推动了知识分子们长达一个世纪的讨论，这些讨论催生了化学工业和医学的新分支——毒理学和流行病学——这两个分支日后将被用来应对工业产生的致命后果，比如发生在汤姆斯河的情况。所有这些帕拉塞尔苏斯的“遗产”都源于他的一个理念：疾病的本质是化学作用，因而它的治疗也是化学过程。在手稿中他说的是“炼金术”而不是“化学”，但他指的不是中世纪那种试图炼铅成金的法术，他的疗法也不同于放血和草药配伍。对帕拉塞尔苏斯来说，化学反应过程，将纯物质从杂质中分离出来的过程，既是神圣的，也是现实的，神在创世（混沌初开）时用，帕拉塞尔苏斯在拿玻璃容器蒸馏时也用。威廉·亨利·珀金1856年从煤焦油里分离各种组分并意外催生化学合成工业的时候，遵循的正是帕拉塞尔苏斯的传统。而珀金的对立面，七年后第一个去调查并报告这个行业的可怕后果的巴塞尔化学家弗雷德里克·高贝尔斯莱德，遵循的也是帕拉塞尔苏斯的传统。

帕拉塞尔苏斯关于污染与疾病的观念因他写的书而得以传播，这本书被认为是第一部详细论述职业卫生的教材，名叫《斯尼伯格矿山病及其他矿工疾病》。^[10]帕拉塞尔苏斯小时候曾做过冶炼工的学徒，听着矿工们讲的故事长大，故事里山上的地精用有毒的蒸汽守护它们的矿藏。后来，当他再返回矿井的时候，他已经是一位医生，迫切想要了解冶金的秘密，医治吸入采矿和加工中的有毒烟气的工人。和他所有的书一样，大段的“斯尼伯格矿山病”对现代读者来说晦涩难懂，他对疾病的解释也驴唇不对马嘴，他信誓旦旦地说汞中毒的症状——发抖和牙齿打战——受星星和月亮的位置影响。尽管有这些错误，他在书中成功地描绘了砷汞中毒的症状，第一个观察到了污染物可以进入肺部引起慢性疾病。几乎可以肯定，帕拉塞尔苏斯所描述的“萎缩病”就是肺癌，他甚至注意到，不单单是这个行业的工人，旁人如果在矿井或熔炉附近待的时间太长也存在风险。^[11]

帕拉塞尔苏斯不幸的一生于1541年结束之后，一代代不循常规的科学家们——他们当中很多还联合外行——完善着他的理念，为环境医学这门新学科做出贡献。其中影响最大的是意大利医生伯纳迪诺·拉马齐尼。不同于他那些认为出行有失体面的同行，拉马齐尼坚持亲自检查工作环境，收集病人详细的工作史。他在1700年出版的《工人的疾病》对五十二种与行业相关的疾病做出了极其精确的描述，包括制陶工的铅中毒，制镜工的汞中毒，还有伏案苦读者的脊柱弯曲和精神负担。拉马齐尼敏锐的观察堪为后世工业卫生学者的表率。他提出的预防措施包括：沐浴、锻炼、通风、手套、面具、隔离危险材料等，这些最终成为公共健康管理的基础，这门学问令汽巴、嘉基和山德士公司在巴塞尔、在辛辛那提、最终在汤姆斯河烦恼不已。

从帕拉塞尔苏斯和拉马齐尼第一次确定疾病与化学污染之间的关系起，他们就建立了一种新的医学，拒绝承袭教条，而是专注于每一个病人的具体经历：他们呼吸了什么，接触过什么，吃过什么。没有传统的牵绊，他们得以洞悉他人所忽视的，比如矿工的肺部损伤，制镜工的记忆损伤。他们只能猜测造成这些疾病的具体原因，这些猜测很多都是错的。但重要的是，疾病不再被敷衍成各种不可控因素的产物，什么变化莫测的上天、山里嫉妒的地精，或是不平衡的体液……现代社会也有类似的借口——“就是运气不好”，或者“一定是你的基因有问题”（汤姆斯河镇的人们两种理由都听到过）——但同样站不住脚，至少绝大多数病例根本不遗传。在帕拉塞尔苏斯和拉马齐尼之后，已可以确定很多疾病是人类行为导致的。风险可以通过预防减少，也可能因无所顾忌地追逐财富而增加。煤焦油化工的兴起使得这两个选项变得更加对立，但在前工业化的时代，在采矿场和小作坊中，这一对矛盾早已存在。帕拉塞尔苏斯明白这个道理，他写到：“我们也需要金、银和其他金属，铜、铁、锡、铅、汞。要想得到这些，我们必须冒着生命与健康的风险与很多敌人斗争。”^[12]

当1952年汤姆斯河镇巨大的新工厂开张营业的时候，帕拉塞尔苏斯的两个传统——大胆的化学实验，和对实验健康后果的密切观察——在工业化时代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但两者中只有一个可以带来持续的收益。

没有任何记录显示1952年的时候汤姆斯河镇的人们对化学工业的到来有担忧。在这片松林里，没有帕拉塞尔苏斯去华盛顿大街散发愤怒的传单，或是去海滩边的篝火中焚烧汽巴公司的宣传手册。相反，据还记得起来的人回忆，整体的态度是欢欣鼓舞的。罗登·莱特博迪，后来的镇长说：“汽巴来到汤姆斯河在当时是个大事件，在欧申县有了可工作的地方。”他兄弟在工厂工作。二战刚结束的几年欧申县不景气，唯一的大变化是涌入的胳膊上文着集中营编号的犹太难民。他们是自由主义者，很多还是社会主义者，和镇上当权的保守派关系紧张。（1953年，朱利叶斯·罗森伯格和埃塞尔·罗森伯格以苏联间谍的罪名被处决时，他们的两个儿子与家里的朋友住在汤姆斯河，一个十岁一个六岁，学校校长采纳其他家长的意见，以他俩不是新泽西州合法居民的名义将他们开除出校，六个月后他们只好回到纽约。^[13]）新来的人不富裕。很多人卖鸡蛋为生，因为土地便宜，离纽约和费城的市场近。最近的大报纸《阿斯伯里帕克新闻》开始每周日登载两版“家禽信息”，并为犹太人的服务组织“犹太兄弟会”登载会议通知。过去的驿道，现在的9号公路旁是连片的养鸡场，大路上看上去永远像是落着雪，实际上是落着一层鸡毛。

汽巴的到来意味着家禽养殖不再是欧申县唯一的增长行业。最初的两百名员工中有一百二十人是从辛辛那提转来的，但随着染料生产的扩大还会增加几百个职位。1954年的工资总支出将是一亿五千万美元。或许同样重要的是，工厂开张意味着自独立战争以后，汤姆斯河第一次对外界有了影响。工厂将以小镇的名字命名（虽然随着事情的变化，这只维持了很短一段时间），它的染料将运往全世界。1953年6月4日，工厂开工六个多月后，进行了题名仪式，那是欧申县多年未见的壮观活动——可能是自1937年兴登堡飞艇爆炸以来最壮观的，爆炸发生在镇以西五英里的莱克赫斯特海军机场。有五百多人参加活动。当小型飞船从莱克赫斯特起飞掠过众人头顶的时候，在铜管乐队的伴奏下，一位“不动产所有权董事会”（即县议会）的成员将一个卷轴交给了汽巴公司总裁罗伯特·卡培里。主发言人是新泽西州长阿尔弗雷德·E·德里斯科尔，他是共和党人，后来开了一家制药厂。德里斯科尔告诉民众汽巴公司冒着风险修建了巨大的厂房，“作为回报”，他们理应免受过度的税负和政府的干预——这个要求无疑在保守的汤姆斯河获得了响应。^[14]

汽巴公司当天发言的是美国分公司的总管哈里·B·马歇尔。（瑞士人卡培里只负责接卷轴。）马歇尔跟大家说工厂能改善水质，而不是污染它。根据当地媒体对讲话的大力宣传，他当时说，“工厂的一个很重要的工作是确保自己对地区有益。^[15]排放到汤姆斯河的污水一定是清澈纯净的，绝不会污染河流和港口，那是为大家提供生计、给居民和游客带来快乐的地方。”人们都说，下面的听众反响热烈。1953年汽巴印的一个小册子里加入了大量新废物处理系统的图片，一个标题写到：“排入汤姆斯河的经过净化的污水，清澈，中性，对鱼类无害。”^[16]

在众人轻易地对工厂开张合唱颂歌的时候，只有一个不和谐音。1953年3月24日，题词庆典十周之前，《布鲁克林鹰报》的狩猎与钓鱼栏里有一段简评：“新泽西再次面临污染危险，另一家化学企业正在汤姆斯河建厂，它将每天从汤姆斯河中抽取一百万加仑的河水，并将被硫酸和制药废物污染后的水再排回河道。这将彻底毁掉河水和巴尼加特湾。”^[17]只是一段登在外地报纸体育版最下一栏中间位置的话，但瑞士人不能冒这个险。作为应对，他们安排了当地记者对工厂的参观活动，收获的是汤姆斯河镇本地报纸《新泽西信使报》头版头条的颂扬：“汽巴废物处理车间之旅驱散污染谣言。”^[18]这对汽巴是最理想的，在汤姆斯河镇，公司可以运转下去，仿佛过去的事从来不曾发生，以后也不会再发生。

新工厂产生的固体废弃物都是未经水或其他友好材料稀释的，因而也更加危险，即便用来描述它们的术语看起来都很友好。比如“滤饼”，由过滤器拦截的颗粒状物质，浸满了溶剂，在染料生产工艺的多个步骤中都会产生。“蒸馏釜底”，高温下在蒸馏釜和其他反应器中形成的黏性固体层。“澄清残留物”（起名的人显然想象力贫乏），漂在液态染料中的大块未反应化合物。车间里的工人们主要的工作就是清除各种废弃物，通常是用手。每过几个小时，最长也要在八小时工作换岗之前，生产线上的工人要刮去蒸馏釜底，滤去澄清残留物，清洗或更换滤膜以去除滤饼。然后清理刚刚收集的这些废弃物。

清理到哪里？汽巴如果没有选择最安全的方法，就是选了最明显也最廉价的。这个公司在汤姆斯河镇清除固体废弃物的方法和他们最开始在巴塞尔的一样，也和它的竞争者们在自己的地盘上的做法一样——只要他们运气好，有足够的地方。汽巴把它们倒在了工厂的场地上——所有的固体废弃物——每年的量都足以装满一千个五十五加仑的大桶。（到上世纪70年代末，年总量已接近上万桶。）废料桶被埋在井里、沟里，或者直接扔在密林中没有标记的空地里。通常这样根本不能束缚住废弃物。例如，他们在工厂建筑以南半英里的地方挖了个井（后来又在旁边挖了两个），用来排砷酸，砷酸和石灰掺在一起倒在里面，后来这里被叫做酸井。其他废料场的外号诸如月亮、泥盆，坑太多没法一一起名。它们像出疹子一样地冒出来，有十几个位点，覆盖了四十八英亩以上的土地。废料场具体的数目无从知晓，因为公司甚至不愿费心在地图上标出那些小的场地，它们很快就被遗忘了。还包括将近两平方英里的林地，公司认为不需要跟踪记录。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汽巴在汤姆斯河镇工厂的高级经理豪尔赫·温克勒说：“我看当年没有任何人想过垃圾填埋，你把‘废物’放在你觉得合适的地方就行了，所谓合适基本上就是不碍事的便宜地方。”

工厂的液体废弃物不能这么随心所欲地处理，它们的量太大了。和在巴塞尔或辛辛那提一样，废液里有大量的硫酸、蒽醌、其他酸，还有溶剂。为了降低毒性，要用河水对它们进行稀释，比例通常是一加仑化学废液加两百加仑水。结果，汤姆斯河的工厂废液量大得惊人：上世纪50年代是一天两百万加仑以上，70年代涨到五百万。就算和别的染料厂比，汤姆斯河的废液也是波涛汹涌。为生产蒽醌染料增加的步骤中产生的额外污水量大约是每磅染料成品一千加仑——比生产其他染料的废水大十倍还不止。^[19]

这家工厂产生的废水量如此之大，如果公司像处理固体废弃物那样将废水装在桶里填埋，一天就能装满两万桶（到70年代就是每天十万桶了）。按这样的速度，即使如汽巴这样有幸拥有如此之大的土地，不出几个月也就埋满了。但是汤姆斯河不像莱茵河或者俄亥俄河那么宽，水势也不急，它始终是蜿蜒而平缓的，流速慢得都能形成柏树沼泽和海狸坝。工厂附近的河滩不足五十英尺宽，河道在进入两英里之外的镇中心之前都比较狭窄。到了那里汤姆斯河才变宽，在邻近巴尼加特湾的地方开始有浪。1952年的时候，垂钓和小规模旅游业是当地不景气的经济的基石，这条河从右侧绕过建于1850年的县政府大楼，那是县里的政治首脑，州参议员威廉·斯蒂尔曼·马西斯——“钢铁马西斯”的权力宝座，不出意料，他热衷于钓鱼。

为了和当地保持良好的关系，公司需要让这条与当地同名的河保持——哈里·B·马歇尔在题词庆典上说的——“清澈纯净”，或者至少维持汤姆斯河从前的那种清澈纯净。这点上，汽巴公司拜上天所赐，公司选址的上游河岸上雪松生长茂盛，树根使水带上了一丝茶色。除了有色，河水因为砂壤土质和沼泽带入的大量有机质而变得浑浊。工厂开始排放污水之前，汤姆斯河是一个繁盛而近于原始的生态系统，但河水看上去根本不清澈。汽巴公司利用了河水的表里不一。开工初期的一些文章，包括公司官方的评论中，对河水天然的水质不以为然。甚至有一篇文章宣称汽巴废水中腐蚀性的酸能让河水味道更好，对鱼对人都好，因为自然状态下汤姆斯河碱性太大了。^[20]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这种说法就非常可笑了，但在1953年它还能糊弄糊弄人。

即便谎称自己的污水在“清洁”河道，公司也不能自在地把所有污水倒入汤姆斯河。河道太窄，水流太慢，而且这条河对小镇的身份和经济都太重要了。即便在汤姆斯河这样一个恭顺的镇子里，每天向穿镇而过的小河中排放两百万加仑的含酸废水也是一种挑衅行为。公司需要想办法减少直接排放。这时，上天又送上了第二个礼物，汽巴则报之以几十年的疯狂倾泻。工厂选址的表层土以下，后来发现，是多孔的沙石质土层，充满了地下水，只离地表几英尺。这意味着公司可以挖浅井，每天取水几百万加仑用于染料生产和稀释废液。同样重要的是，倒在沙土上的液态化学废物将直接渗入地下，仿佛消失了。土地每消化一加仑废水，经那个巨大而清晰可见的排水管中排向河里的污水就可以减少一加仑。多孔土质的两大好处——清洁的水源和废液的排放场——看起来互相矛盾：公司为什么要冒险污染自己的水井？因为公司官员认为，只要排污池和水井离得够远，他们就可以取水倒水互不干扰。这一点他们又错了。

早在工厂开建前，所有相关的人都明白，公司打算找个外人什么也看不到的地方，将大部分废水倒在土地上。隐秘性很关键，一位汽巴公司的经理在1949年的备忘录中写道：“将污水处理场地选在离河较远的地方，这其中涉及心理学因素……最好选在密林深处，严密遮挡以防外人窥视。”这篇备忘录还说明汽巴公司知道将有大量废液消失在沙土中：“我们预计排污渠中的物质将大量渗入邻近土地，这可以减少排入河中的污水量。”^[21]1949年的另一份备忘录则更加直白：“在汤姆斯河，所有碍眼的废水都可以灌溉沙土，以最少的处理而排放，没有困难，成本非常有限。”^[22]

公司根本没有向州政府卫生部门详细描述他的计划，本该有的强制更改也就没有出现。1949年给州政府的信中汽巴公司的高级经理菲利普·可恩威特承认，含溶剂的废水将以“灌溉适当面积的沙床”的方式排放。但他同时断言水量会“非常小，每月可能不超过几千加仑”，而且“离河道和邻近开发项目如此之远，不可能发生有害渗滤”。^[23]这两条很快就被证明是错得离谱——1955年可恩威特的手下告诉他每天有超过两百万加仑的污水渗入地下——但州政府照字面意思接受了，为汽巴公司在1952年开张办齐了经营许可。^[24]

汤姆斯河厂的废物“处理”工艺占尽了海绵般的松林土的便宜。^[25]它由几个水塘组成。第一个池里铺了沥青，工厂的废水和处理过的污水混在一起（一个两百人的工厂，污水中只有百分之二是处理过的，剩下都是稀释后的染料废水）。第二个池也铺了沥青，向其中投加石灰中和酸度。这几个初始步骤只花费几小时时间，然后是关键步骤，废水被送到一个巨大的人工湖中，湖的占地面积十英亩左右，深十英尺。^[26]这个无防渗膜的“处理池”理论容量两千九百万加仑，但因为池底除了沙石什么也没有，它基本就是个无底洞。起初工程师们以为污水中的不溶物会固定在池底减少渗透，但他们乐观的想法很快就被否定了。按照工厂产生染料废水的速度，那个湖两千九百万加仑的容量本该在几个月内被灌满。但这个十英亩大的湖十八个月多才灌满，大量污水都从砂质湖底渗入了底层地下水中。不往湖里灌新污水的时候，它的水位能下降五英尺多。最后，在1954年年中的时候，污水池填满了污水，开始溢出湖堰，它们进入一个矩形的曝气池。再从那里进入氯气消毒池，随后流入一条长渠，尽头是汤姆斯河。这条渠先将水导入一个“鱼塘”，公司号称会在里面养上鲈鱼，在污水入河之前证明它是安全的。然后这个池塘里的水经一个大排水管送入汤姆斯河。

尽管有上面这些池子和步骤，整个系统实际上对工厂液体废物的处理非常有限。加石灰中和酸性，加氯去除微生物，除此之外系统靠的纯粹是稀释、曝气、沉降和时间。它确实从废液中去除了一些固体物质，但这些东西最终也会进入地下水中。这些干化的污泥，连同污水池底清出的淤泥，被倒在一个十英亩的没加防渗膜的沟里，这个沟叫“月亮”，在污水池的东南角。但污染不会待在月亮上，最终地下水里也发现了底泥中的溶剂和汞。没渗入地下的化合物就会进到河里，正是因此，公司搁置了当初大张旗鼓的鲈鱼“鱼塘”计划。污水中大量的有机物耗尽了池中的溶解氧。没有好氧生物——包括鲈鱼——能在那个憋闷的池子里活下去，而那里的水排进了汤姆斯河。

这个水处理系统尽管很低效，仍然比汽巴公司在辛辛那提做的直排有了提升，在上世纪50年代大型化工厂中是很典型的。^[27]它由罗格斯大学卫生工程学教授威廉·鲁道夫为汽巴设计，此人编写的废物处理教材在当时广为流传。普渡大学环境工程专业的名誉教授，工业废水处理方面的权威詹姆士·埃策尔说：“汽巴采用的那种处理方式太初级了，不太可能有什么效果，但当时确实到处都是这种设施。根据当时技术文献中的内容，汽巴应该已经知道他们使用的材料、最终进入污水的物质，都不是能进嘴的东西。他们寄希望于如果把化合物‘倒在地里’，它们就消失了。结果他们节省了大量污水处理费用。”

本来这样也没关系，至少没有大问题——如果汤姆斯河的居民从别的地方获取饮用水。但是，砂质土、高地下水水位、邻近河流，这些令公司对这个厂址满意的因素，恰恰也是周边区域成为镇子上最好的水源地的原因。给镇子供水的汤姆斯河水务公司从工厂下游两英里处的霍利街的浅水井取水供给全镇。1953年汤姆斯河水务开始在同一地点使用第二口井。水务公司不直接从河里取水，但这两口井从来不干，他们的泵其实是在从汤姆斯河抽水。河水透过河岸充满了地下含水层，几百英尺外的另两口井从这个含水层抽水。

不是镇里所有人都用水务公司的水。很多人从后院的井里取水，比如新橡树岭片区的房主们，他们住的地方在排污堆以东七百英尺，离污水池大约半英里，这两个设施都没铺防渗膜，都漏得跟筛子一样。所以，如果你住在橡树岭，从自家井里打水，或者你住镇上什么地方，从水务公司买水，很可能最终喝到的是汽巴公司倒在地上和河里的东西。

多年以后，一场艰难的法庭论战调查了这个问题：公司是否早在上世纪50年代的时候就应该知道自己的废物处理手段很危险。经过两场庭审和十一年的诉讼，1988年，新泽西州高等法院法官劳伦斯·韦斯裁决：汤姆斯河化工厂遵循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典型的处理工艺，并非蓄意污染饮用水。^[28]法官引用了汽巴嘉基公司专家证人，前新泽西州首席环保官员的证词，宣布工厂当时的废水处理系统在全美的大型生产厂中属于最先进的。^[29]因而韦斯裁决，保险到期时，承保人应赔偿汽巴嘉基公司所有用于清理1952年至1984年期间污染的费用。据报道，总费用在四亿美元以上。

但即便污染如法院裁决所说，并非蓄意，公司是不是知道得更多？甚至是早在汤姆斯河厂开工的最初几年？毕竟，汽巴和嘉基已经在巴塞尔、辛辛那提和其他地方与水污染的问题斗争了几十年，包括新泽西州一案，已有多起关于废液倾倒在砂质土中造成地下水污染的诉讼。^[30]1934年化工厂设计的标准教材中就警告“将废水倒入江河中已不再符合要求”，而寄希望于“地下渗滤”过程的工厂应确定不会影响供水，“以免遭到邻近工厂或地方政府的滋扰”。^[31]那个时代废物处置方法专家，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人类学家克雷格·科尔滕说，“地下水的风险广为人知，任何一个处于工厂管理者位置的人都应该谨防此类问题”。^[32]

比汽巴公司开始往汤姆斯河镇供水系统排放污染物早四百年的时候，帕拉塞尔苏斯曾试图解释他从那些看不见、摸不着，有时甚至闻不到的毒物中觉察到的危险。在那部他用特有的热情写就的关于矿工疾病的革命性论文中，他宣称：“人们应该知道，无法感知的事物中始终存有敌意。这些矿产的蒸汽也能杀人，这与鳄鱼和它的呼吸都能杀人是一个道理。”^[33]到1952年已经没有理由不相信他。但那些在汤姆斯河镇操纵着新的巨型化工厂的人们，却心满意足地看着染料生产的残余——20世纪50年代是每天两百万加仑——消失在水里和沙子里。他们不担心这些东西会去哪里，没人担心这个。换个角度理解这个词，他们这些人同样，是无知觉的。

【注释】

[1]关于汤姆斯河工厂运行最初几年中设施与染料生产过程的描述是根据凯文·布拉德利与菲利普·可恩威特的文章“工作人员产业合作报告：蒽醌染料”，《工业与工程化学》46：6，（1954，6）：1145—1156。当时布拉德利是这本美国化学学会期刊的助理编辑，可恩威特是汽巴的一名经理，协助设计建造了汤姆斯河的工厂。

[2]在一次与本书作者的访谈中，前行业高管染料史专家罗伯特·J·巴普蒂斯塔分析了为何蒽醌还原染料的用途如此广泛：“还原染料是一个突破性的技术革新，使得棉布不再褪色……还原染料分子结构稳定，很耐久。它们的分子结构和分子量都恰好适合于织物的结构，不会磨损或褪色。”

[3]出自汽巴公司经理阿尔·迈耶1956年11月14日提交五位高级经理的备忘录。

[4]Julia E．Gwinn and David C．Bomberger，Wastes from Manufacture of Dyes and Pigments Volume 4，Anthraquinone Dyes and Pigments（SRI International，1984，under contract to the U．S．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46．

[5]“工作人员产业合作报告：蒽醌染料”，1153：“生产四百万磅的染料需要大约两千两百万磅的各种原材料。主要的有硫酸、苛性钠、盐酸、苯酐、氨水、苯、硝基苯、甘油和乙醇。”

[6]被逐出两年之后，帕拉塞尔苏斯恢复流浪者身份，他这样记录自己的批评者们：“你们都得死，躲到什么鸟不拉屎的犄角旮旯都没用。我将称王，我说的是帝王之声。”此话出自帕拉塞尔苏斯的《超越粮食之书》（此处英文中对书名的翻译有误，该书维基百科译做“奇迹医粮”）第73页，本书则摘自尼古拉斯·古德里克克拉克德语版的《帕拉塞尔苏斯：基本读物》，北大西洋出版社1999年版。

[7]这次与帕拉塞尔苏斯有关的恶劣的焚书事件究竟是真实发生的，还是其追随者后来杜撰的，学术界说法不一。有的版本的故事中帕拉塞尔苏斯烧的是盖伦的一本小册子，不是阿维森纳的书（他的波斯语全名是阿布·阿里·锡纳·巴尔希）。但各种版本里都有充足的证据说明帕拉塞尔苏斯在巴塞尔短暂逗留期间与该城的权贵树敌太多。可见于亨利·M·普拉格的《魔法变科学——帕拉塞尔苏斯的故事》（萨姆纳出版社，2007年），此书初版于1951年，当时普拉格是纽约城市大学城市学院的历史学教授。

[8]《超越粮食之书》，摘录于《帕拉塞尔苏斯：基本读物》，第74页。

[9]关于帕拉塞尔苏斯在巴塞尔讲课时发的著名传单中的词句也存有争议，因为他的随从和敌人在多年后出版了多个版本。此处引用的出自《魔法变科学——帕拉塞尔苏斯的故事》，第152—153页。

[10]帕拉塞尔苏斯关于矿工疾病的书《斯尼伯格矿山病及其他矿工疾病》（Von der Bergsucht und anderen Bergkrankheiten）写于1533年，直到1567年他去世二十六年后才出版，尽管此书被认为是第一部详细论述职业卫生的教材，但在此之前至少还有一人有过尝试。1473年德国医生乌尔里奇·艾伦伯格为金匠写了一篇短文“有毒有害蒸汽及烟雾”（Von den gifftigen besen Tempffen und Reuchen）。该文1524年以小册子的形式发行。另外，与帕拉塞尔苏斯同时代的乔治·鲍尔，他的笔名阿格力可拉更出名，1541年发表了“金属的性质”（De Re Metallica），该文主要描述了采矿业，但也涉及了矿业疾病和预防措施，包括通风井。

[11]根据伯纳迪诺·拉马齐尼1700年出版的《工人的疾病》，希波克拉底也提到了矿业疾病，并指出不只是矿工会受到“金属瘟疫”的影响，“离矿井太近的其他人”也会。所以，死于公元前约375年的希波克拉底可能是第一个认识到污染的危害不止于直接接触人员的人。

[12]引自帕拉塞尔苏斯《斯尼伯格矿山病及其他矿工疾病》的第三册第一章。亨利·G·西格里斯特《德奥弗拉斯特·冯·霍恩海姆，人称帕拉塞尔苏斯的四本论文》（约翰·霍普金斯出版社，1941年），第68页。

[13]Robert Meerpol，An Execution in the Family One Son’s Journey，（St．Martin’s，2003），13—15．

[14]“Governor Dedicates Ciba States Building”，Asbury Park Press，June 5，1953．

[15]“‘Effluent Pure，’Ciba Head Says，”Ocean County Sun，June 11，1953．

[16]“Ciba Builds to Serve”，a promotional bookelet published by the company in 1953，22．

[17]Howard S．Pratt，“Rod and Gun”，Brooklyn Eagle，March 24，1953．

[18]“汽巴废物处理车间之旅驱散污染谣言”，《新泽西信使报》，1953年4月2日。当天指引路线的是瑞士公司在汤姆斯河的形象大使，匈牙利移民，化学工程师菲利普·可恩威特。二战后美国政府送可恩威特回欧洲去法本公司学习新的制造技术，当时这个企业联盟已经因来自美国和瑞士的多个竞争对手的大力支持而解体了。可恩威特第二年回到美国后就去了汽巴公司负责工厂在美国的选址。在搬去汤姆斯河镇监督工厂建设后，他担任了欧申县童子军委员会董事长和红十字会会长，并牵头推动建立了县第一所医院。见于“菲利普·可恩威特”，1957年秋的人物简介，一期公司简报。

[19]Nicholas P．Cheremisinoff，Handbook of Pollution Prevention Practices，（CRC Press，2001），238．

[20]1953年《化学与工程新闻》中的一篇文章是当时歌功颂德文章的典型。大标题是“在汤姆斯河的染料厂里汽巴解决了水污染危机”。相关段落中说道：“实际上，排放到汤姆斯河里的水对鱼类和人类来说远比本身的河水可口。汤姆斯河流经那样的湿地，当它抵达入海口的时候带着高浓度的有机物，p H值相当高。”文章并未署名，由该杂志的编辑凯文·J·布拉德利撰写，他同时也是另一篇热烈赞扬工厂的文章的联合作者，文章发表在美国化学学会的《工业与工程化学》上，另一位联合作者是汽巴公司的菲利普·可恩威特。原文最初在最后一行有标注：“汽巴公司与邻居的关系非常亲密。”见于《化学与工程新闻》31：36（1953）：3691。

[21]1949年6月30日，在巴塞尔，汽巴公司一位未具名的经理给高级经理的记录，见第二页。原话为：“污水处理场地需谨慎地选址在离河较远的位置。处理后的污水将由明渠排入河中，这样修渠费用低。长线有助于污水在进入河道前增氧，我们预计排污渠中的物质将大量渗入邻近土地，这可以减少排入河中的污水量。”

[22]“报告：圣伯纳德与汤姆斯河还原染料项目的选址考察”，1949年5月2日，第4页。由未具名的汽巴公司经理撰写。同样，在1948年12月30日的“汤姆斯河地产报告”中，经理弗里茨·马克斯和菲利普·可恩威特写道：“可用土地面积非常大，沙石质土壤，适于建造，易于挖掘和平整，非常适于修建沉降池和过滤不想排入河道的废液。”

[23]见于1949年1月19日，菲利普·可恩威特给新泽西卫生部的信中。在两天前他为州政府准备的五页报告中，可恩威特号称根据来自其他染料厂的“经验”，汤姆斯河厂排放的废水将是“澄清而透明”的，“无味”，并且“不含对鱼、动物和野生生物有害的物质”。

[24]见于1955年12月25日莫里斯·史密斯对菲利普·可恩威特做的备忘录。题名为“1955年工厂废物排放指南”中也有提及。

[25]著名的化学工业史研究者安东尼·特拉维斯分析了汤姆斯河的争议，告诉本书作者：“回顾48、49年，（汽巴公司）认为汤姆斯河镇位置很好，因为土壤是砂质的，他们可以挖到很深，大部分污水在排入河道之前就已经消失了，而且工事可以隐藏在密林深处。”

[26]汤姆斯河工厂污水处理工艺的更详细介绍可见于约翰·J·巴法的文章“新泽西州汤姆斯河镇汽巴公司染料生产厂污水处理方法”，第九届工业污水会议记录，1954年5月10—12日，（普渡）：560—566。巴法是一位顾问工程师，协助设计了汤姆斯河的污水处理工艺，他在普渡大学组织的年度工业废弃物会议上介绍了这篇文章。

[27]克雷格·科尔滕在发表于《环境历史评论》［18：1（1994年春）：85—116］的论文“制造中毒景观：化学废物排放政策与实践：1900—1960”中说，直到20世纪50年代后期，“污水池因其成本低廉工艺简单而很常见。但当使用地点地理位置不合适时，化学废物处理不足就会‘制造中毒景观’”。

[28]Opinion of New Jersey Superior Vourt Judge Lawrence Weiss，Ciba‐Geigy vs．Liberty Mutual Insurance Company et al．，January 28，1998，1—36．

[29]汽巴嘉基公司的证人理查德·德韦林是新泽西州环境保护部的前主管，他作证称新泽西州有两个工厂“采用的处理措施在60年代超过了大部分的企业，这两家企业一个是邦德布鲁克的美国氰胺公司，另一个是‘汽巴公司’的汤姆斯河厂”。《汽巴嘉基诉美国利宝互助保险公司等》，第20页。

[30]早在1914年，新泽西州上诉法院就审理了纽瓦克煤气厂排放的煤焦油废水污染邻近酿酒厂使用的地下水的案子。案件名：Ballantine＆Sons公司诉新泽西公共服务公司，《新泽西州法律报告》86（1914）：331。

[31]见于教材《化工工厂设计》，初版于1934年，作者弗兰克·威尔勃兰特是弗吉尼亚理工学院化学工程系系主任。文中内容见于书第三版的第400页（麦格劳希尔教育出版集团，1949年）：“化工厂经常向江河或海岸排放污染，排污的海岸附近如果没有浴场是允许的。向江河排放已经不行，因为开始立法阻止此类工业废物污染的州越来越多。另一种排污方法是土壤渗透。使用这种方法前需先确定土壤的通透性是否足以承受极大量的排放而不会蓄积。也应当检查当地地形，确定废液会否渗出，以免遭到邻近工厂或地方政府的滋扰。处于山谷中的城镇应将供水系统移到远离厂区排水系统的位置。”

[32]克雷格·科尔滕的论文“工业废物与地下水污染历史展望”［《地理评论》81：2（1991.4）：215—228］中提到：“在上世纪50年代初，经过三十几年的时间，政府部门、专家团体和工业贸易协会都公开承认了液体废弃物简单处理的风险。这一共识并不能终止排污池和渗滤湖的使用，但它清楚地表明，对水文学的充分认识证明，在绝大多数环保装置中这样的污水处理方法是不安全的和不负责任的。”

[33]引自帕拉塞尔苏斯《斯尼伯格矿山病及其他矿工疾病》的第三册第一章。亨利·G·西格里斯特《德奥弗拉斯特·冯·霍恩海姆，人称帕拉塞尔苏斯的四本论文》（约翰·霍普金斯出版社，1941年）第6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