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大学学好专业，打好“三观”基础

1957年我幸运考上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这一年因反右运动等原因招生较少，录取比例低，我考的成绩可能不错，开学后班主任叫我当学习干事。我以身体有病尚未恢复好为由没有接受。五七年夏季我反复感冒，身体免疫力差，迟迟不能康复。这不接受当班干部，后来我发现被班主任误解，认为我思想不积极。对此，我再也未作什么解释，认为上大学把学习搞好才是硬道理，当不当班干部无所谓。

当时历史系本科共招了70名，学生来源陕西省的居多，还有来自甘肃、山西、湖南、安徽、浙江等省的。绝大部分是当年高中毕业的应届生，有近10名调干生。我这个从农村来又性格内向的人，认为这个班集体的成员来源广，成分比较复杂，不象中学的班级那样单纯、简单。所以遇事采取少说多看，不人云亦云，不随波逐流，不阿謏奉承，坚持自己作人的基本原则。

五七年进入大学正值反右高潮，校园的大字报铺天盖地。这年的前半年我们忙于备战高考，高中学校没有开展反右运动。到了大学看到这阵势还是第一次。

开学初，除上课之外，学习反右斗争的文件，开会讨论、批判斗争的活动不少。这个时候才对反右斗争的政策精神，本校的右派名人以及言论，有了基本了解。我当时认为开展反右斗争很必要，很重要，有重大政治意义。

关于反右斗争运动，后来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指出：反右运动是正确的，但有扩大化。这个结论很正确。我认为扩大化的表现在我们班上就有一些。例如，当时批判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批判暮气。这些批判是班主任和班干部提出的，也列举了班上几个代表人物，提醒这方面的人主动作自我批评，检讨错误，要求其他人批判这种思想及表现。搞了几次，搞得人人自危，精神紧张，怕引火烧身。

在这次批判中，我也是被列为暮气类，作了违心的自我批评。但当时内心不服：认为暮气是性格问题，怎么能把性格问题政治化呢？但在当时的风头上，也不敢这样讲，和谁去辩这个理？但在私下闲谈时，不少同学认为：这是几个调干生掌握班上领导权出的瞎点子，是胡闹，出风头想整人。如果要说有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调干生中有的人才够典型。有些调干生在学习上下不了苦，学习成绩不行，比不上从农村来的穷学生。他们在搞政治运动上点子多，上了一两年先后有几个退学了。

1958年全国搞大跃进，大学也不例外。大学生停课去捞铁沙，搞炼钢，烧耐火砖，到农场劳动，搞试验田。我被分去烧耐火砖，几个人三班倒轮流烧煤窑，烧出的砖算合格，是否有销路不得而知。那时大学生都以劳动锻炼为荣，积极参加。在劳动空闲之时，不少人仍不忘看书学习。

那时大学生的生活费是国家包干，家庭贫穷的还有助学金。我享受到乙等助学金，第一学期冬季还补助一身棉衣。平时吃饭是定量发餐卷。每人每月30斤粮，13.5元伙食标准。国家计划每月供应一个大学生食用油1.5斤、蔬菜每天供2.5斤。这个供应标准比在职的干部职工标准还高，可见国家对办大学重视程度。

陕西师大在1960年经济困难时期，是西安地区高等院校伙食搞得最好的，省上多次来开现场会传达推广经验。在浮肿病期间，学校几百名浮肿病学生，集中食宿到一座楼里，生活特殊安排。每天有豆浆油条吃，使他们早日康复。

大学时的生活比我参加工作后的单位好得多，那时机关单位供应标准是每人每月27.5斤粮，半斤食用油，蔬菜和肉也少。每月伙食标准是8.5元，比在大学低得多。大学时期优越的生活条件和良好的学习环境，激发了人的学习精神，真是人生一段难忘的生活。

那时贯彻教育与劳动生产相结合的方针。遇到天大旱时，我们分赴到生产队抗旱浇麦，三夏时割麦抢收。收麦劳动时间约一周左右，吃饭在人民公社时的大食堂，8个人就地围在一起，一盘辣子，一盘菜，一碗稀饭，高粱面馍。住在村上小学的教室。割麦子时每天早上七时下地，到下午七时收工。这对我们这些大学生来说，劳动强度增大了，好多人感到吃不消，但都是硬撑到最后，谁也没有公开的怨言，认为这是个锻炼。

有趣的是到割麦结束后，感冒，拉肚子，腰腿痛都不少。许多人从大热的地里回来，急忙在学校门口前的水渠洗身子招了祸，引起了感冒等一些疾病。可见有些大学生也不会过劳动生活。我的身体不算太好，也没得什么病，这与我是在农村两年劳动锻炼有关。

1958年陕西开展了以扫盲为主的文化革命，分派大学生利用晚上、假日到附近农村、工厂，教群众识字，学文化。我在长延堡村工作了一段时间，深感农民学习文化知识很迫切。同年暑假部分同学分到陕南、陕北农村搞文化革命。他们回来除了说到提高农民文化的迫切性和重要性之外，还谈到农村生活困苦的情况：在榆林地区农民一天两餐，不是煮一锅豆角、南瓜，就是煮一锅玉米棒子，全家人和来客吃饱了事。下到农村对比出了我们在大学生活的幸福，激励起了努力学习的精神。

陕西师大校舍建设、环境绿化、教学设备都不错。特别是那座图书馆，古典式建筑，壮观豪华。在解放初的经济条件、财政困难的情况下，据说投资五千多万，称陕西高校之最。图书馆地面亮如境，能映出人影。阅览室座位一人一灯一椅。椅子腿下橡胶垫，挪动无声，经常是座无虚席。

那时大学的学风很浓。上课很少有缺席的，除非是重病才请假，无迟到早退。课堂听讲认真，动手记笔记，动脑思考问题。课后阅读参考资料，同学间互相交谈讨论。星期天懒睡的人极少，大部分是上午学习，下午洗衣服或上街转游，买些生活用品。

那时大学生的生活普遍简朴，自立能力强，自己洗衣，打扫宿舍、楼道卫生。以调干生为主的部分人生活讲究，抽烟，穿皮鞋，有装衣服、书籍的箱子。大部分学生来自农村，不抽烟，穿布鞋，衣服、书籍堆放着，没有箱子装。我在临近毕业时才买了个棕箱子装衣服，托熟人从学校总务处拿了一个木箱子装书。大学生中有手表戴眼镜的是少数，平时几乎没有去饭馆的，都在灶上就餐。

那时大学的文化娱乐生活贫乏，没有电视，每天就是听中央台新闻广播，周末学校放映电影，办舞会。虽然文化生活单调，但都觉得满足。因为大家的心都放在学习上，在这方面追求不多。

当时上大学不准谈恋爱，同学们都安心学习，在这方面不太考虑。男女同学之间的交往都是学习上的需要，没有涉及隐私性的接触，堂堂正正，言行举止规矩，不象现在的大学生浪漫得太过头。

我原来想在大学期间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进大学后看到大学那样的政治气氛，开始持观望态度，视情而定。当时心在专业学习上，也不想为入党去拉关系费心思。因此，等了一年又一年，到底没有提交正式申请书，认为提出来也不可能被批准。对班上党支部有些人的思想认识和工作作风看不惯，形式主义，左的思想作风严重，感情用事，动不动就无限上纲。

我对大学生活诸多面啰嗦的描述，主要是舒发对大学生活的怀念、留恋、向往，也有一点批判和不满。同时，想以此来启发现在上大学的学子们，对上大学的珍惜，提高认识，努力成才。

如今站在过去50多年的经历来看，上大学的4年是暂短的。在这短短的4年，我有知识的收获，学到了一门专业；更有政治思想方面的收获，实现了思想境界的跨跃，奠定了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大学时期，是一个人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形成的主要阶段。中学时期由于学生年龄、经历以及所学课程的局限性，学生对“三观”的认识知之甚少。上大学时学生年龄较大，有了个性，学生有独立思考能力；加之大学开设了马列主义基础课，政治教育内容丰富，又有一些社会实践活动，给学生提供了树立“三观”的理论基础。

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是人生的主心骨。走向社会以后，就能正确对待工作，树立起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当了权之后，能正确树立起正确的权力观，在复杂的社会中能处理好人际关系，立于不败之地。

2011年我在报纸看到《九江学院原副院长残杀院长被判死刑》一文，感到震憾。凶犯张某2003年大学政法系研究生毕业，被死者李某招入政法学院，2004年破格聘任法学系副主任，2007年提拔为副院长。李对张本有知遇之恩，但张妒嫉李的院长地位，2011年1月11日因申请到海南考察的经费被拒竞下毒手，用凳子砸死李某。此事发人深思：一个学法律的大学生怎么能作出这样荒唐之事？为了这一点事，怎么要杀人呢？这个人的大学是怎么上的？我们的大学是怎么办的？怎么培养出这号人！张某被判死刑，早早断送了个人年轻的生命，给家人带来痛苦，对社会造成不良影响。

大学时期是树立“三观”的关键时期，等到毕业之后，解决这个问题，就太滞后了。

大学生走上工作岗位，面临社会、工作、家庭很多问题，怎么观察认识对待？其看问题的立场观点、方法，都逃不出“三观”思想的基本规范，它是指导思想。为什么对有些社会问题，有些人的认识与众截然不同，皆源于此。例如对典型的拾金不昧、见义勇为、舍已救人之类事情的看法：绝大多数赞赏，有少数人认为这是傻，宣扬利己主义和享乐思想。2008年四川大地震，江苏一个民营建筑企业家闻讯后，带上他的员工和挖掘机、推土机、汽车等十几台大型设备，赶赴灾区抢险。相反，听说我们本地有个私营房地产主，资产过亿，分文未捐。当时全国人民积极捐款支援灾区，别人动员这个企业捐钱，他说：“抗灾有国家撑，与咱无关。”对同一件事情、一个问题人们的认识差距就这么大，根源在于不同的人生观和价值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