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昂松及其作品

1832年,比昂松诞生在挪威克维尼的一个小家庭里。他的父亲是一位牧师,他一直跟随父亲住在农民中间。后来,由于父亲的调职,他们迁到了奈斯赛特。那个时候,他已经开始学习农事,并常常向农民请教,对于这些人,他总是以一种敬爱的态度与之相处。比昂松11岁在莫尔德开始接受正式教育,他渐渐喜欢上了斯特尔森、阿斯班尔生与司各特的书。到奥斯陆开始尝试写作的那一年,他才17岁。在之后的时间中,他开始尝试不同的创作方式。23岁,比昂松就为摩根布雷德报社写过一些时事评论,同时也为其他报社写稿。25岁时,他写了人生中第一本历史剧《战役之间》,然后又以乡村故事为题材,写了《阳光之山》《阿恩尼》和《快乐男孩》。

作者在创作《阳光之山》时开创了一类新的文体。比昂松在接受汉斯小说影响的同时,也受到了北欧英雄事迹的启示,恰好当时也出现了挪威版的冒险故事集,比昂松就产生了一种新的想法,将这两种风格混合在一起,并由此开创出了这种新的文体,从而成为挪威体的开山鼻祖。

之后,比昂松创作了一部《阿恩尼》,这篇作品更像是一部自传,里面的主角就与作者一样,是一位具有强烈创新意识的诗人。而《快乐男孩》是一部比较简单的戏剧,男主角是一个贫穷的小子,被自己低微的身份折腾得无法忍受了,便同一个富家千金结了婚,过程可想而知,虽然女孩的家人拼死反对,最终也无法阻挡贫苦小伙子对社会地位的渴望。这类主题一直以来就是比昂松所喜欢的,在开始时这种类型的主人公大多傲慢张扬,甚至是不可一世,直到所有的事情开始出现新的转机。

有些读者总是在怀疑比昂松所写的农村生活,有过多的修饰成分,因为大家所了解的农民都是粗犷豪放的,并不像作者讲述的那样细腻多情。其实,这只是因为他们忘记了这作品是出自谁的手笔,正是因为比昂松能抓住那些细枝末节的感动,所以才写出了这样纯真善美的乡村生活。我们不能以一成不变的目光来审视比昂松的作品,因为,只有身在其中的人才最有发言权,只有像他这样在农田里抓过泥土的人,才能懂得大地的情感。

比昂松所有的作品当中,乡村题材的小说是他的成名之作,同时他的历史剧也十分出色。在他创作初期就对历史剧有过构思,真正地开始创作戏剧,则是在1857年《战役之间》声名大噪之后,他接手了布尔先生的剧院,接着,他写了几部与他的老朋友易卜生风格接近的戏剧。然后,两个人都开始向英雄冒险主义的方向进行再创作,经过一段时间的反复,他终于走出了丹麦对挪威戏剧发展所设下的藩篱,开始了新的创作形式。1865年,他作为克里斯蒂安尼亚剧院的艺术总监,用铁腕手段完成了挪威人演挪威戏剧的转变,一改丹麦人霸占纵横挪威剧场的局面。

在比昂松所做的改变下,他的剧院都在表演挪威全盛时期的英雄故事,他希望能够借助戏剧的力量对人们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让挪威人民恢复独立的信心。1861年,《斯威尔国王》这部剧中的英雄,被他刻画得活灵活现。1872年,他创作出了《十字军骑士西格尔特》这台历史剧,其中主人公是一名有着坚强意志的军人,但是由于环境的影响,他放弃了自己最初的信仰。

准确地说,在比昂松所有的戏剧作品当中,他最有名的应当算是1862年的《西格尔特恶王》三部曲。剧中的主人公原本是毫无争议的王位继承人,却被人算计,最后他的王位被一个野心政客夺走。为了报复野心家,男主角策划了一场谋杀,最终却由于其所采取的手段过于卑劣而使得整场谋杀不得不以悲剧结尾。

两年之后,比昂松希望借助他的新剧《苏格兰的斯图亚特》,来提倡复兴文学史上最灿烂的年代,期待文学界能回到文艺复兴时期的辉煌景象。

抒情诗与历史剧使得比昂松的名气越来越大,同时,他在小说上的造诣也是登峰造极的。比昂松的乡村小说丝毫不逊于他的历史剧。1868年创作的《渔家女》,成为他风格转型的一个标志,这个特殊的过渡,使得读者都觉得有些难以适应。他的新小说发展过程太快,情节气氛变化莫测,故事里时时出现正常世界里难以出现的巧合,加上小说人物的不专一,使得人们有些无法理解他这样的写作方式。

不仅仅是描写农村生活的小说变得文质彬彬、温柔多情,就连他英雄主义的戏剧,也开始走上了一条浪漫路线,把一个个硬汉写得就像多愁善感的少女,人物都开始了絮絮叨叨的自白。然而,这正是他的写作风格,就像在用音韵创作一样,用柔美舒缓的文字将一个个生活的细节表现出来。

战况变得越来越严峻,他开始写诗来抒发自己的情感。1864年丹麦战败,这对比昂松来说,无疑是一个噩耗。他对丹麦有着特殊的情感,因为哥本哈根是一个多姿多彩,艺术气息更加浓郁,人们的视野更加开阔的地方,重要的是在那里,有许多地位较高的知识分子十分看好他的才华。在这些客观与私人因素的夹杂下,他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十分赞同“三个国家互帮互助,融于一体,建立精神和物质的团结”这一观点。

1863年,在丹麦没有力量对抗敌军的时候,他向同盟国上书,希望得到帮助,但是没有一个国家愿意出兵帮助。后来丹麦失守,他悲痛不已地躲在家里写诗排遣胸臆。在写到国家城门失守的时候,他黯然写下这样的诗:

白与红,

都是灰暗的色调,是死与血的色调,旗帜如负伤的海鸟,轰然一声落下,

十字架上钉着悲伤,扛在民族的肩上。

众所周知,这次的失败让易卜生彻底失去了信心,躲在家里对自己进行检讨。而比昂松则因为此前过于乐观,以至于难以接受这样的消息。直到1872年,他才渐渐好转,在之后的公众演讲中,他一再声明,北欧国家的未来不能够寄托于法、俄的同情,而应当与德国旅进旅退,就算是丹麦想收回失地,也要用谈判的方式理直气壮地拿回属于自己的东西。这次的演讲在当时掀起了轩然大波,连易卜生也受到了触动,把这篇演讲稿写成诗来流传。

所有的事情,都随着战争而变化。比昂松从来都不敢放松,他真是一位爱国的诗人,为了丹麦事件他不顾一切,为了挪威的国家尊严他铤而走险。在那段艰难的时期,他马不停蹄地写报道,写宣传稿,甚至不惜与瑞典当局发生冲突,他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争取挪威主权的完整统一。

他还有一个伟大的心愿,便是希望本国戏剧能够受到与其他大国平等的待遇。他与朋友交谈时,常常说他的历史剧就是在预演,迟早有一天,那些戏剧都会变为现实。当法国开始盛行故事剧的时候,他也尝试着写过一些,但是由于里面模仿的痕迹太重,并没有一个鲜明的主题和精彩的故事情节,所以并没有取得十分轰动的效果。

直到1874年,比昂松开始写出了两部出色的现代剧《主编》与《破产者》,这两部剧才将他的风格完完全全融入到作品里面去。他的《主编》是以一个报社编辑为原型写的。读者不难发现,作者是将事实与小说情节融为了一体,借助小说来抒发自己的看法,并且希望人们能在乱世中仍然保持真诚善良的本性。《破产者》这部剧广受好评,他描写的是一个利用谎言来谋求利益还妄图逃脱灾难的商人,遗憾的是,他在写这个商人的结局时没有很好地构思,使得这一角色的悔悟变得太过于简单。

比昂松在1875年买下一个农场,过起了半隐居的生活,只是这样的乡野风光并不能令他的内心得到安宁,留下更多的是空虚无聊和烦闷。作为一名隐居的教士,他无法忍受乡间的闭塞和条条框框的束缚。最后,他终于不再理会这些冗烦的清规戒律,开始广泛地阅读,从宗教到历史,从经典名著到基础理论,他觉得这样的生活比先前更加有意思。那时的比昂松从本质上已经得到了一个巨大的飞跃,他的视野更加开阔,心境也变得平和而自然,最主要的是,他对生命的热情来自于自身的感悟而不是他人强加。

1877年,他写了一篇关于一个孤儿如何面对农村生活的短篇小说《马耿希尔德》。尔后的剧本《国王》,则充满了对政治体制的批判,皇帝因为滥用职权而最后被人们推上了断头台。这样的戏剧在他的作品中并不是十分出众。

1882年之后,比昂松在国外生活了5年。在这段时间,他的文风开始向道德层面转变,《破产者》《国王》是这种类型的风格,《挑战的手套》也不例外。这部作品主要宣扬的是伦理道德,他觉得男性应当同女性一样专一。出乎意料的是,这部剧一经演出就引起了轩然大波,不但遭受到了纵欲派的大力抗拒,也受到了一些著名作家的口诛笔伐。比昂松没有丝毫地退缩。他甚至以此为题进行了演说,宣扬自己的思想,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

1883年,比昂松根据之前隐居时所受的宗教影响,写成了第一部宗教思想的作品《人力难及》,这可能是当时挪威文学历史上最有思想深度的作品。这部作品以宗教神话为背景,将人们的思想带入了一个神奇而紧张的世界,脱离了世俗的纷扰。为了使这部剧有更加奇幻的效果,他把书中的故事背景选在了挪威本地具有特殊风情的北部,希望以最真切的地点来酝酿出一种故事的真实感,让人们觉得有意思的是,这个特点刚好就是比昂松想传达给读者的主题。剧中的男主人公是一位牧师,他潜心修行,始终信任着他的神,将一切困难与灾难都不放在眼里,他认为这一切都是神的旨意,假使出现了危机,神也会救他的。结果他的妻子半身不遂,他每天都会向神祈祷,希望他的妻子能恢复健康,他的朋友以及邻居都相信他一定会成功。后来牧师在教堂里面对着上帝时,让人们感动不已,后来大家看着那个半身不遂的妇人猛然站了起来,向着正在对神祈祷的丈夫迈了几步,然后突然倒在了地上,在神的面前离开了这个世界。看到这一切的牧师惊呆了,他几乎崩溃,从此以后他不再相信上帝。

比昂松似乎想推翻所有神话里面那些神迹存在的可能性,即使那些事情在《圣经》或者其他书上有过明确的记载。现在仔细想想,这个剧本的本意在于宣扬当时来自另一个世界的神秘声音,正是因为这些,才能让这个剧本显得更加的神秘、具有吸引力。

《库尔兹的家产》是他在1884年出版的第一篇长篇小说,他在小说里讲述了一群活泼热情的女学生,对生活充满了热情和向往,但没有人来引导她们如何去认知这个世界,以至于她们根本没有能力保护好自己,直到最后,有一位善良而充满智慧的女士担当了她们人生老师的责任,整个故事以喜剧收场。

比昂松的第二本长篇小说是《上帝之道》,他用自己的毕生所学来研究信仰,他将违反人类自然发展规律的教派与自己乐观自然的进化论相比较。越是这样,那些违反人类发展规律的教规就显得越是教条生硬。书中最终揭示的结论就是:不论有什么样的信仰,只要这个人勤勤恳恳地做自己职责范围内的事情,就会得到神的眷顾。

1895年,比昂松继续写作《人力难及》的第二部。在这一部中,比昂松主要描写了牧师的儿子,对人物的着墨远远超过了第一部。在剧中我们不难发现,艾利亚斯和他的父亲一样,有着不同于一般人的毅力和冲劲。这是比昂松第一次在自己的作品中关注工人与雇主之间的工作关系,他非常用心地构思,将工人们罢工的景象描写得悲惨而萧索,这场罢工在情节中是绝对正确的方式。同时,他将雇主的反应描写得异常巧妙,他们昂着高傲的头颅,趾高气扬地拒绝了工人们的要求。这样的举动彻底激怒了艾利亚斯,他选择了一种偏激大胆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在大家开会的时候,他暗中派工人在会场埋了许多炸药,他准备将那些高傲的财主一起拉下地狱。这个场面确实十分惊心动魄,遗憾的是,其产生的效果却没有上一部出色。

作者在1898年创作出了一部新剧《郎格与帕司堡》,他借该剧抒发了自己郁结的情怀。作者将发生在自己身边的事情,以戏剧的形式写了出来。事实是,他的好朋友李赫特因为政治原因被抓捕了,理由是其没有经过政府的同意,擅自与两国的外交部长联系。比昂松作为朋友把他的秘密书信公之于世,并且添加了自己对这件事情的看法。但是李赫特觉得他是多管闲事,将事情激化,最终在1888年自杀。李赫特便是剧中人物朗格的原型,作者在描写到朗格遭到围剿、四面埋伏时的那种绝望的心情十分出彩。显然,作者是想通过这部剧来向自己的朋友赎罪。很多读者对此表示不理解,有些人认为作者很怯弱,也有人认为作者是个有正义感的人。每个人对同一件事都会有自己的看法,总是会有一些让人难以预料的事情发生,并不是一般人的误解所能够扼杀掉的,只是这本书的主角被蒙蔽了,承担着这份误解而已。

1902年,比昂松顺利走过了人生的第70个春秋,次年,他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他去瑞典参加典礼的那天,斯德哥尔摩的人们都尽情地为他庆祝,在盛大的庆功宴上,比昂松非常恳切地说了自己的人生经历以及对文学界的意见。两年之后,挪威终于像比昂松所期望的那样获得了独立。我们可以这样说,比昂松将国家的责任扛在了自己肩上,正因为这样,他获得全城人们的尊重。在挪威独立这件事情上,他常常四处奔走,丝毫不肯让步,他总是希望这件事情能够不动用武力,人们和平地获得自由。他提出建立同盟国,三个国家平等互助,但是瑞典方面不配合的话,另外两方就只能作罢,各自发展。

1906年,比昂松完成了自己人生中最后的一部作品,也是最后一篇长篇小说《玛丽》。整本书的情节十分紧凑,故事情节非常具有吸引力,而且作者在人物的心理描写上十分细致。这本书讲述的是一个富家女同时被两位青年所追求,姑娘犹豫不决反复比较,最后她选择了稍逊的那位,结果她发现,自己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好在那位姑娘及时回头离开了那个男人,重新开始了自己新的生活。比昂松的作品就是这样,只有人在最坦诚的时候才会展现出人性最美的一面,好在这次的女主角非常理智,及时挽救了自己的命运。

他去世前的最后一部作品为《新酒酿成的时候》,作者主要以心理描写的方式叙述了一位垂垂老矣的老翁因为不满足自己的婚姻,被一位清纯靓丽的少女拨动了心,还在幻想着与少女一起美满生活的故事。

1909年,比昂松中风了,幸运的是他的意识十分地清醒,不幸的是,他的一只手臂却瘫痪了。经过治疗后,病情得到了暂缓,但在8月份又复发了,此后的医治没有生效,五个半月之后,他在巴黎安然离世。

他的棺木运到丹麦的时候,很多市民自发来为他送行。大家流下了不舍的眼泪,人们送他走完了在丹麦的最后一程,他的棺木上盖着挪威国旗,乐队奏响了国歌,海岸边的21响礼炮也为这位伟大作家的离世而悲鸣。比昂松下葬时,举国哀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