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式方案，终于取得成功

就在大家迷离困惑、濒临绝望的时候，苏俄的十月革命重新点燃了中华民族自我拯救的全新火种。走俄国人的路，扭转制度革新的方向，即刻成为不少杰出之士的共识，于是他们便致力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文化制度的创建。不过在民主革命的新实践中，这些层面的建树是逆向的。

第一，指导思想的确立。三民主义失灵了，中国的民族民主革命亟待更换新旗帜。而十月革命一声炮响，恰好给我们送来了科学的指导思想——马克思列宁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初来乍到的日子里，自然带有不服水土之嫌，经中国共产党人之手将其同中国的具体国情联姻结合后，很快便以毛泽东思想的鲜活风貌展示在国人世人面前。毛泽东思想作为首次中国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之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它一经问世便立即成为中华民族改造自我与改造世界的行动指南。它在十年国内战争、八年抗日战争、三年解放战争、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初建的进程中发挥了所向披靡、战无不胜的无穷威力。即使现在和长远的将来，它那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的鲜活灵魂，也还是全党全民族胜利前进的指向标。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构成新中国成立以来乃至改革开放以来思想文化制度的奠基石。

第二，领导核心的确立。国民党疲软乏力了，中国的民族民主革命亟待更换新统帅。借助五四运动的大舞台，一部分先进的知识分子直接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同中国的工人阶级结合起来，因而便造就了智勇双全的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全民族开天辟地的大事。从此，本该由资产阶级政党承担的领导民族民主革命的重任压在了无产阶级政党的肩头；从此，以往那种一般的、常规性的民主主义革命转向了独特的、创新型的民主主义革命；从此，民主主义革命便自然而然地向着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前途迈进。九十多年的经验表明，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作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历史的安排，大众的选择；无论在革命、建设、改革的哪个时段，它付出的奉献牺牲、它做出的自我批评都无与伦比。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构成新中国成立以来乃至改革开放以来人民民主制度的捍卫者。

第三，民主政治的确立。从秋收起义到新中国成立，中国共产党人创建的民主政治格局分为三重。其一叫作民主政权：土地革命时期的苏维埃政权，抗日战争时期的“三三制”政权，解放战争时期的根据地政权，均属这一类。其二叫作统一战线：北伐前后与抗战时期的国共合作，抗战后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的合作，均属这一类。其三叫作民族团结：汉壮联合的百色起义，刘伯承与小叶丹的歃血联盟，回民支队与八路军的并肩作战，各少数民族对解放军的大力支援等，均属这一类。显而易见，当时这三个方面的民主政治建设经验，分别为新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多党合作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提供了直接依据。换句话说，人民民主专政和人民代表大会能够被确立为中国现实的根本政治制度，多党合作协商和民族区域自治能够被确立为中国现实的基本政治制度，理应被看作符合历史规律的体现，顺应民众意志的结果。

第四，公有经济的确立。新中国的头七年，我们一开始就把帝国主义者在华资本和四大家族的官僚资本全部没收，归为国有，使之直接转化为国有经济的主干。1953年以后，我们又通过和平赎买的手段，将民族工商业资本改造成为国有经济，通过典型示范、合理引导的手段将个体农业、个体手工业改造成为集体经济。到1956年底，中国整个国民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生产资料的公共占有制度、消费资料的按劳分配制度随之建立起来。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建立公共占有和按劳分配相协调的经济制度，是社会主义社会所必需的。与当时苏联东欧的具体方式相对比，中国社会主义改造的做法是独特的、进程是稳健的、效果是显著的。以生产资料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正式确立为标志，中国名副其实地走上了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进入了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从而又投入了更加艰辛的探索。

若将以上讲解的顺序倒过来，将其变换为——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共产党的领导地位、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作用这一排序，那么一目了然，它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四项基本原则。四项基本原则由来的客观必然性具体证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够拯救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