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的新式学堂

在洋务运动期间众多新式学堂中,京师同文馆和福州船政学堂最为著名,也最具特色。前者是最早的新式学堂,是中国近代新教育的开端。后者是我国近代最早的一所海军制造学校,存在的时间最长,影响最大,成效最显著。

一、近代中国第一所新式学堂——京师同文馆

清同治元年(1862年),恭亲王奕等奏请在北京设立同文馆。同文馆之名始见于《宋史》,原是招待藩属国家贡使的场所。清政府将京师学习外国语言文字的学校定名为同文馆,不无惟我天朝独尊之意。京师同文馆是中国近代第一所官办的洋务学堂,附属于总理各国事务衙门。1902年并入京师大学堂,后改名为译学馆,前后办学近40年。

(一)京师同文馆的创设与发展历程

19世纪中叶,清政府闭关锁国的大门被资本主义列强的坚船利炮打开。“夷情之强悍,萌于嘉庆年间,迨江宁换约,鸱张弥甚”,1860年英法联军“直入京城,要挟狂悖,夷祸之烈极矣”^[37]。洋人入侵远非历史上的狄戎可比,加上国内的太平天国革命运动,清朝帝国可谓内外交困,国势衰极。时情所迫,以奕等为首的洋务派,积极效法泰西,兴办洋务事业,以求自强。

在与外国人交涉事件渐增的情况下,洋务派官员深切感受到:今语言不通,文字难辨,一切隔膜,安望其能妥协?冯桂芬在1862年也指出:通商为时政之一,既然不得不与洋人打交道,“则必通其志,达其欲,周知其虚实情伪,而后能收称物平施之效”^[38]。中外通商20年来,有许多外国人学习中国的语言文字,其中有的人甚至能读懂古代的经史典籍,对朝章国政吏治民情等了解得清清楚楚。而清政府与外国交涉不得不依靠通事。通事不外两种:一为无业商贾;一为英法两国传教士所设义学的学生。他们除了“声色货利之外,不知其他;惟借洋人势力,狐假虎威,欺压平民,蔑视官长,以求其所欲”。洋务是国家招携怀远的大事,如果依靠这些人,“遂致彼己之不知,真伪之莫辨,宜与宜拒讫不得其要领,其关系非浅鲜也”^[39]。这样,创设外语学校,培养自己的“通事”和“译员”,就成了当务之急。

另外,中英续约第50款中有3项规定:(1)“嗣后英国文书俱用英字书写”;(2)“暂时仍以汉文配送”;(3)“自今以后,遇有文词辩论之处,总以英文作为正义。此次定约汉英文字详细校对无讹,亦照此例。”^[40]其中虽无设立译员学校的明确规定,但就这些规定而言,外语人才的培养也是势在必行。

可见,与外国交涉日益频繁,培养外语人才之事迫在眉睫,洋务派谋远虑、济时艰,筹设外语学校,这便是京师同文馆设立的缘由。

1861年1月13日,奕、文祥、桂良等向同治帝上奏《通筹善后章程折》,提出仿俄罗斯馆旧例,在京师设立同文馆,为朝廷培养翻译人才,以利对外交涉。2月20日,上谕批准,奕等即着手筹办。要求各省督抚挑选天资聪慧,年在十三四岁以下者,各四、五人,来京入馆充当学生;同时选派广东、上海沿海各地通晓英、法、美3国文字语言之人,担任教习之职,并“厚其薪水,两年后分别勤惰,其有成效者,给以奖叙。俟八旗学习之人,于文字言语悉能通晓,即行停止”^[41]。各地陆续将学生送齐,而所需教习,广东声称无人可派,上海虽有其人,而艺不甚精,要价又高,教师没有着落,最后“不得不于外国中延访”。1862年,英国公使威妥玛向总理衙门推荐懂汉语的英国人包尔腾任英语教师。奕等令挑定的10个学生来馆试行教学。同文馆正式设立。

1862年6月^[42],同文馆英文馆开学。除英文教习包尔腾外,汉人徐澍林为汉文教习。第二年4月,开办法文馆,并将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在内阁开设的俄罗斯文馆移入同文馆。经外国人推荐并经总理衙门考察,法国传教士司默灵、俄国驻华使馆翻译官柏林分别被确定为法文、俄文两馆的教习。又命张旭升、杨亦铭为汉教习,分别教导法、俄两馆的各10名学生。1865年12月,总理衙门举行第一次大考,英、法、俄3馆同时考试。1866年年底1867年年初,奕等奏设天文算学馆,决定扩充同文馆,招收满汉20岁以上的科举士人学习天文、算学知识,由此引起以倭仁为首的顽固派的猛烈攻击。经过争辩,1867年6月举行招生考试,从72人中录取31名。1867年2月,任命徐继畲为同文馆事务大臣。1868年中国人李善兰主讲数学。1869年11月,丁韪良任同文馆总教习,统管教学事务。其后,同文馆学生人数倍增,课程多样化,校舍规模不断扩大。京师同文馆由单纯的外语学校变成了一所多学科的综合学校。1871年,增设德文馆,并加设医学和生理学讲座。1876年,制订“八年课程计划”,建立中国近代最早的化学实验室和博物馆。1877年,学生达101人。1887年,增至120人。1888年,开设格致馆,建天文台和物理实验室,添设翻译处。1897年,增设东文馆。1900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同文馆遭受严重破坏,师生星散。1902年1月,并入京师大学堂,后改称译学馆,专门负责训练外交人员。至此,京师同文馆走完40年的办学历程。

(二)同文馆设立天文算学馆之争

1866年12月11日,奕等共同商酌,奏请在同文馆添设天文算学馆,招收正途出身五品以下满汉京外各官,以及少年聪慧、愿入馆学习者,通过总理衙门考试录取后,“即延聘西人在馆教习,务期天文、算学,均能洞彻根源”^[43]。希望数年以后产生成效,中国从此走向自强。至于延聘洋教习一事,由总税务司赫德代为招聘。在此之前,郭嵩焘也曾上疏保举邹伯奇、李善兰充任同文馆数学教习。他说:“南海生员邹伯奇,木讷简古,专精数学。臣愚以为宜置之同文馆,使与西洋教师会同课习算学,开示源流。”“又浙江诸生李善兰,淹通算术,尤精西法。宜与邹伯奇并置之同文馆,以资讨论。”^[44]

1867年1月28日,奕等又上奏请设立天文算学馆,并指出有人所说雇赁轮船、购买洋枪,既方便且省钱,不必费事学西学的论调,是缺乏远见的庸人之论,只有学到西方制造的原理方法,中国人才能掌握主动,从而自强。“若夫日本,蕞尔国耳,尚知发愤为雄,独中国狃于因循积习,不思振作,耻孰甚焉!”^[45]现在有人不以不如人为耻,而独以学其人为耻,这样安于不如而终不学,又怎能卧薪尝胆,洗雪国耻呢?从奕等的奏折可知,请设天文算学馆,已遭人非议。1867年后更是各种议论纷呈,产生激烈的争论。现列争论的主要内容如下表^[46]:

同文馆设立天文算学馆之争一览表

续表

由上表可见,围绕着天文算学馆的设立,洋务派与顽固派进行了为期半年的论争。其焦点在以下三方面,即要不要设立天文算学馆,要不要招收科举正途士人为学生,要不要聘请洋人为教师。争论的结果是,洋务派占了上风。1867年6月,天文算学馆设立。通过策论考试及复试,从72名考生中“酌取三十一名”^[47]。考虑到天文算学馆的学生来自科举正途,“必须有群情宗仰之一人,在彼指引开导,庶学者有所禀承,否则该馆止有洋人讲贯,而中国无师表之人,恐来学者竟疑专以洋人为师,俾修弟子之礼,未免因此裹足”^[48]。因此,朝廷特派老成持重、兼知中西之学、足为士林矜式的太仆寺卿徐继畬充任总管同文馆事务大臣,李善兰任天文算学馆教习。丁韪良在《同文馆记》中称:李善兰是个才具很高的人,除了中国学问以外,又因与伟烈同译数学、天文教科书,对西人治学的方法,也颇有理解。

教育制度总是受一定社会经济制度与政治制度支撑,一定社会的教育制度中所吸取的文化,主要是反映统治阶级根本利益的文化。教育内容的变化,直接关系到教育的目的,关系到培养什么人的问题。传统教育对知识探求的兴趣在“价值—规范体系”,是圣言王道,近代教育注重的是“知识—技术体系”。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孔孟之学一直占主要地位,至近代逢亘古未有之变局,西方的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国门,教育领域不得不面对“什么知识最有价值”的问题。顽固派坚持传统,因而恣意贬低洋务派欲讲求的近代科技知识。两派之争是社会变革在教育中的反映。天文算学馆的开设,使自然科技知识正式列为学校教育内容,这是教育进步的表现。

(三)同文馆的教学内容

同文馆的教学内容有一个发展过程,随着各馆的增设,内容不断丰富。同文馆初设时,主要培养翻译人才,故仅教语言文字,课程主要是英、法、俄3种外语。后陆续开设算学、化学、万国公法、医学、生理、天文、格致等课程,向学生传授一些西方近代自然科学和国际法的知识。但规定“馆中功课以洋文、洋语为要,洋文、洋语已通,方许兼习别艺。”^[49]外语始终是重要内容,但汉文不通,势必影响外文翻译。因此,规定每年夏季洋教习休假期和礼拜休息日加添汉文功课,每月底由汉教习呈帮提调察核,如有学生不学汉文,即由帮提调惩办。可见,汉文也没有忽视。

1876年,同文馆公布“八年课程计划”,另还有五年课程安排,现将两类课程列表如下:^[50]

又据《清会典》记载,同文馆的课程内容分为:文字、天文、地理、算学、化学、格致等门类,每个门类又有详细的课目内容。外语包括字母、语音、构词、句法、文义理解等;天文包括观测太阳系各星,使用望远镜,推算各种天文现象;地理(舆图)包括经纬方位、世界地图、地势及各种测算;格致包括力学、水学、声学、气学、火学、光学、电学,动植物学亦归此类;算学包括数理启蒙、九章算法、几何原本、平三角、弧三角、微积分等;万国公法即国际法;富国策即“农工商之事也”。各科教材来自外文原版书、中译西书,以及教师自编书几方面。

同文馆历年的考题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平时所学的内容。如1872年的岁考题中有求勾股弦的算学题:“今有勾幂减勾等于弦较和,只云股等于倍弦较较,试求勾股弦各若干?”格物中有瓦特蒸汽机原理方面的试题:“蒸汽有力可用,由何而生?”“瓦德之汽机胜于前者,于何见之?”格物有关于自然现象的解释题:“冬夏之冷暖有别,以图考之,其理若何?”“早晚有霞,其何故也?”“望远镜二式,其理若何?”1873年岁考题中有算学题:“有山高一点五里,从山顶看天边,其线与地平成角一度六分四十五秒,试推地球圆径。”1878年岁试公法题:“遇更易国主,驻京使臣位次何以定之,其法不一,而各有成案,试言之。”“各国议立条约,所论何事居多?”1886年大考题,天文:“有彗星距太阳四亿里,自太阳窥此彗星其黄经度为一百四十度,黄纬度为十度,南地之黄经度为七十度,求此彗星距地若干里?”格物:“有百斤炮子以一千六百尺之速击铁船,试以尺磅推算其力。”1895年大考天文题:“测木星小月之月蚀,而可知日地距,其法详论之。”^[51]由此可知,1867年,特别是1876年后,对自然科技知识的学习尤为重视。

由于教师不少是外国传教士,清政府规定馆内不许传教。但一些洋教习课上课下,都不免向学生谈论基督教义,传播“基督文明”。丁韪良说:“在我最初任教的教室里面,原先有份布告,订有规则数条,禁止教授《圣经》,及我就任校长以后,馆中提调便把它去了,教否一任我的自由。以同文馆的性质论,正式讲授宗教是不许的,但我却常常和学生谈到宗教问题,并且要求别的教授,如教本中遇到有关于宗教的课文时,尽可不必删去。”^[52]尽管有学生皈依西方宗教,但事实上,丁韪良等亦认为,就大多数学生而言,“孔教”的影响比洋教大得多。

教育内容是教育者和受教育者借以活动的中介,是衡量教育发展水平的测量器。京师同文馆虽仍注重学习传统内容,也不阻拦学生参加科举考试,但自然科技知识在教育时间上已占有相当比重,这是与传统学校教育的一个很大不同。

(四)同文馆的管理官员与教师

同文馆设有总管大臣、专管大臣、监察官以及提调等各类官员管理馆内事务。同文馆隶属总理衙门,同文馆的总管大臣即总理衙门大臣,前后有19名。提调一般设正提调、帮提调各2名,负责督察教习勤惰、学生考勤、师生赏罚等事宜,历任提调共42名。

同文馆的教习,按最初设想,由上海、广东两处保荐中国人担任,但后来无适当人选,只能暂时聘用西人,日后逐渐由本国人替代。同文馆的洋教习来源主要有3种:外国驻华使馆推荐;总税务司赫德代聘;清政府督抚衙门举荐任命。同文馆的教习,据职责不同,有总教习、教习、副教习之分。

总教习统管馆内教学事宜,40年中总教习有过两任:丁韪良和欧礼斐。丁韪良是美国基督教长老会传教士、博士,曾在宁波、上海、北京、开封等地传教、办学,是个中国通,当过美国驻华公使列维廉的翻译,曾参加起草中美《天津条约》。1865年受聘为同文馆英文教师,不久即欲辞职,因为他觉得:十个学生,仅仅学点英文,这宗事业在我看来太没出息了,我的光阴等于白费了。但总理衙门派户部大臣董恂、刑部大臣谭廷襄挽留他:“假如是这个缘故”,“那你便想错了。学生并不一定永远只有十个,而且即是这十个学生的前程也未可限量。我们一天天的老了。他们十人之中,说不定还有可以继承我们的位置的。将来皇上也许要学习外国语言,难道你的学生便不会被召去教他吗?”由此,丁韪良认为,“同文馆将来的影响要比北京道旁教堂的力量大”^[53],所以留任。1867年兼任万国公法教师,为此特返回美国进耶鲁大学研习国际法,1869年夏回馆,遂被聘为第一任总教习,直到1894年,前后在任25年之久。另一任总教习是欧礼斐,爱尔兰人,硕士。1879年执教于同文馆,任英文、格致教师,曾兼任化学、天文教师。1894年代总教习,第二年正式担任总教习,直至1902年京师同文馆并入京师大学堂。

教习有洋教习与汉教习两种,分别担任不同的教学工作。同文馆共聘任过30余位汉人教习和50余位洋教习,详见下表^[54]:

同文馆聘请教习一览表

续表

副教习由优秀学生担任,协助教学,分副教习、副教习上行走、记名副教习几种,详见下表^[55]:

同文馆汉、洋教习待遇相差很大。1862年包尔腾试教时薪水也只有300金,但由于洋教习非厚给薪水无人愿充当,所以后来规定洋教习薪水一年给库平银1000两。总教习俸银随时酌定。汉教习每月薪水银8两,后增至12两,按月支给。汉教习薪水少,但有官衔,教学有成效,还可遇缺即补,走马上任。同文馆规定汉教习对洋教习“有暗为查察之责”。创办之初,洋教习入馆,总理衙门要进行考察。1862年英国人推荐包尔腾,奕等通过察看,觉得尚属诚实,可以任命教习学生,但规定“只学语言文字,不准传教”,并请汉教习“暗为稽察”。1863年洋人推荐司默灵任法文教习,奕等“查司默灵本系法国传教士”,“当即力却”,经推荐者再三剖辩,说明司默灵现在并不传教,奕等才认可,但规定:“若到同文馆,断不准其传教,一涉此弊,立即辞回。”^[56]汉教习如发现洋教习有涉及传教等不良形迹,立即据实禀明总理衙门,以便办理,但后来这种规定形同虚文。

同文馆的教习尽管良莠参半,但打破了传统儒学经师独统的局面,通晓天文算学“末艺”的教师得以与汉学教师在同一所学校任教。敢于聘请洋人为师,是对传统的突破,是教育由封闭走向开放的表现。

(五)京师同文馆的学生

京师同文馆的英、法、俄三馆,每馆学生最初定为10名。招生对象主要是八旗子弟,选拔“八旗子弟中,资质聪慧、年在十三四以下者”。1866年12月拟设天文算学馆,招取满汉举人及恩、拔、岁、副、优贡,汉文业已通顺,年在二十以外者,取具同乡京官结印或本旗图片,由总理衙门通过考试录取。1867年1月28日奕等又奏:“请专取正途人员以资肄习”,“凡翰林院庶吉士、编修、检讨并五品以下由进士出身之京外各官,俾充其选。”^[57]由于守旧势力的激烈反对,招生对象扩大到杂项人等。学习一段时间后经过考试,其中可堪造就者不过数人,除10人留馆继续学习外,余皆淘汰。1869年丁韪良就任总教习时,同文馆内“一共有四十来个学生”^[58]。1870年、1878年、1885年,同文馆又先后招考学生,1885年招考“满汉年在十五岁以上、二十五岁以下、文理业已通顺者”“满汉之举贡生监,如有平日讲求天文、算学、西国语言文字,不拘年岁,准其取具印结、图片,一律收考”^[59],扩大了招生途径,报考者共394名,通过策论、四书文的考试及复试,最后录取108名。1887年学生达到120名。

除直接招生外,上海广方言馆和广州同文馆也向京师同文馆保送学生。从1868年到1899年,广州同文馆共保送5批46名学生,上海广方言馆保送5批共28名学生。这些学生西学功底好,不少人日后成为中国外交、教育、实业等方面的优秀人才。

此外,同文馆的学生还有通过达官显贵或馆中教师推荐而来的。如日后成为著名戏剧家的齐如山,由翁同龢推荐入馆,其兄齐竺山由另一位大官李鸿藻推荐入学。齐如山曾回忆:“当时不深知同文馆的情形,不用说两人,就是十人八人,文正公一句话,就都可以进去,毫不费事。这不但不算作弊,而且算是帮助同文馆。”^[60]从丁韪良的回忆中也可看到这样的情形,同文馆初立的时候,“大家觉得要翰林院的人员入学,简直是对于中国学问的一种侮辱”^[61]。即使“到了光绪中叶,风气渐开,汉人已有愿入者,然仍极容易,由馆中人员及教习介绍,或由资格较深之学生介绍,都可进去,何况堂官呢!绝对用不着考试……想入的人太多了,所以才有考试的规定,然考亦不难,且有大人情者不考亦仍可加入。”^[62]但到后来,由于“学生有好些入馆的时候,只有最低的科名,在馆内继续得了最高科名。其中有一位汪凤藻君,还得了翰林院的荣誉。所以同文馆很为士大夫所重视,高贵人家的子弟都想来入学。”^[63]可见,同文馆的招生经历了一个变化的过程。

同文馆学生享有俸银馆餐,规定学生为七品官,年俸银45两;八品官,40两;九品官,32两5钱。并根据学业情况,给以一定奖赏。八旗学生享有马甲钱粮。学生待遇优厚,并有苏拉、皂役伺应茶水,照管日常生活。学生每年学习两个学期,假期每次四五星期;学期中另放假4次,清明节、中元节各1天,端阳节、中秋节各3天。

为督促学生学习,同文馆很重视考试,考试有多种形式。如下表^[64]:

同文馆第一次大考是在1865年12月,奕等大臣亲自面试英、法、俄三馆的学生,赫德及各馆洋教习均到堂。考试分笔试、口试,历时共9天。笔试主要是翻译各国照会、条约等,汉洋文字互译;口试是将汉话条子译成洋文。考试结果,“其翻译各文虽未能通体贯串,亦尚有相符之处,外国言语亦多吻合”^[65]。说明同文馆办学初见成效。翁同龢记载自己监考的情形:至同文馆,是日季考前馆;前馆者,大学生也;翻新报,列坐如生童;欧礼斐陪坐,俄教习亦来,呼诸生前,以新报一条示之,令作洋语告教习,教习以洋文录其语,用华语告余,余以原条考其合否;凡试六人皆好。可见学生学有所成。当然,同文馆学生也有不良表现。从历年堂谕可知一二。1876年堂谕:“风闻近来每逢月课、季考,间有请人代作,或通融抄录,草率了卷”,因而规定“编立坐号,印于卷面,该生等各坐各号,不准搬移越位,是日派司官八员,会同正副提调等,轮班监场”^[66],杜绝作弊行为。1896年堂谕:“无论有何考试,倘查出各生等有私挟带者,立即逐出场外,不准入考;再犯者,罚一月膏火,以示薄惩。倘于阅卷后,各教习面试,而该生竟茫然不解,查出实系请人代枪传递者,初犯罚一月膏火,再犯罚三月膏火,如仍不悛,立即除名,被枪与代枪者,一律惩治。”^[67]

从上可知,同文馆的学生初始来自八旗子弟,后逐步扩大到科举士人及杂项人等。学生享有官阶待遇,出馆后多为政府官员,反映出新式教育初创时封建等级性犹存。学生管理中出现的种种弊病,反映出同文馆内染有旧教育的腐朽气息。同文馆对招生对象有年龄规定与考试要求,对录取的学生规定了明确的培养目标,并建立了学籍、学生日常生活等方面的制度,对学生进行管理。这些内容都已带有近代学校的特点。

(六)京师同文馆的成绩

对京师同文馆的评价,历史上有扬有抑。郑观应认为,“同文馆虽罗致英才,聘请教习,要亦不过只学语言文字,若夫天文、舆地、算学、化学只不过初习皮毛而已”^[68]。梁启超说,同文馆之设是为应与洋人交涉之急需,“其聘用西人者,半属无赖之工匠,不学之教士;其用华人者,则向诸馆之学生,学焉而未成,成焉而不适于用者也”^[69],糜费巨款而没有什么好成效。丁韪良则认为,同文馆的成绩,“在外国人看来虽很渺小,但是中国当局对它已很满意了”,并举清政府的奏折为证:“窃臣衙门设立同文馆以来,迄今二十余年……洋教习等均能始终不懈,各学生等因而日起有功,或随带出洋,充作翻译,或升迁外省,及调赴沿海各处差委,已不乏人,实属卓有成效。”^[70]吴宣易在1933年作《同文馆史略》,认为同文馆“比任何新教育机关为早,时间差不多占四十年。后来虽然合并于京师大学堂,然而同文馆总是中国新教育的胚胎,是中国新教育的先锋队。有了同文馆,中国的学生才正式接受西洋的语言文字和各种新科学。此后中国的教育,一步一步地走向新的途径了。所以同文馆可以说是中国新教育的始祖”^[71],对同文馆给予很高的评价。

京师同文馆在时人“胡闹胡闹,教人都从了天主教”,“未同而言,斯文将丧”的喧嚣声中,顶住重重阻力,存在了40年。尽管规模始终不大,设施也较简陋,但它毕竟是洋务派创办的第一所不同于传统的新式学校。从教育上分析其成绩,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1.培养了中国近代第一批职业翻译与外交官

同文馆设立的初衷是培养处理涉外事务的人才,其成绩也突出表现在这一方面。同文馆的学生毕业后,主要服务于外交界。1876年中国开始在外国设立使馆,派驻使节,1888年总理衙门添设翻译处,这就需要大量外语人才,同文馆的学生因而大有用武之地。据《京师同文馆学友会第一次报告书》中附“学生离校后情况一览表”,91人中在外交部门或涉外部门任职的有40人。这些毕业生中担任出使大臣或驻外公使的有7人:唐在复,先后担任中国驻荷兰公使、驻意大利公使。陆征祥,先后任出使荷兰大臣、出使俄国大臣,驻瑞士公使;杨枢,出使日本大臣;杨兆鋆,出使比利时大臣;刘镜人,出使荷兰大臣,驻俄公使;刘式训,先后任出使法国、西班牙大臣,驻巴西、秘鲁公使;戴陈霖,驻西班牙兼葡萄牙公使,驻意大利公使。陆征祥还担任过外交总长。至于担任过外交部司长、驻外国总领事、外交代办等职务的,人数更多。^[72]1915年有人指出:近今言华使东西各国全权公使,十居其五为同文馆学生。可见,同文馆的设立,不仅改变了清政府与外国交涉依赖通事的状况,而且为中国近代培养了第一批外交人才,促进了外交事业的发展。

2.造就了一些具有近代思想的政府官员、科技与教育人才

同文馆的学生除了担任翻译和外交人员之外,许多人或为官一方,或活跃在国内重要部门。据《京师同文馆学友会第一次报告书》所附“学生离校后情况一览表”记载,91人中有27人在政府机构和军事部门任职,4人从事教育职业,在铁路和其他部门工作的20人。又据《同文馆题名录》刊1898年学生情况,承霖任天津军械局总办,柏斌任官报局领班,英志为北京官报委员,景启为天津军营德文教习,毛鸿遇为珲春俄文书院教习,恩禧为四川学堂教习,桂煜任新疆抚署翻译教习,德昆任安徽学堂教习,陈寿平为畿辅学堂斋长,金采为天津军营教习,扎尔罕为芦台军营教习。这些人的科技知识和外语水平,是封建旧式教育熏陶出的文人学士所不能企及的。他们学以致用,促进了近代科学知识在中国的传播,成为中国社会早期现代化进程中的先行者。

3.翻译西书,传播西学,开阔了国人眼界

翻译是京师同文馆英、法、俄、德、日诸馆学生的必修课,京师同文馆共译西书20余种,译者多为洋教习,亦有学生参与。所译西书主要涉及国际法、科技知识、语言学等方面。关于国际交往知识的书,如《万国公法》《公法便览》《新加坡律例》《各国史略》等。其中最重要的首推《万国公法》。惠顿是美国著名律师,该书1836年出版,被认为是当时最权威的国际法著作,在英国被列为外交官候选人的考试教材。关于科学技术知识的书,如《格物入门》《化学阐原》《星学发轫》《格物测算》等。关于语言方面的书,如《汉法字汇》《英文举隅》。此外,还有1877—1879年的《中西合历》。同文馆翻译的书虽然数量有限,但对中国当时的士大夫颇有吸引力,对后来维新派人士亦产生了较大影响。同文馆译介西书,开阔了国人的眼界,传播了近代自然科学知识,促进了中西文化的交流,为中国知识分子提供了接触西方文化的媒介,给“万马齐喑究可哀”的中国学术界带来了新的气息。

4.奏响了中国新教育的序曲

从世界教育发展史来看,随着近代文明的崛起,教育内容复杂化,科学知识的比重相对上升,教育组织正规化,教育活动制度化,进而形成学校系统,教育发展成为社会分工的一个独立部门。同文馆是19世纪中后期各种社会因素在教育上相互作用的产物,既有封建性,又有殖民地性,但毕竟不同于传统的旧式学校。无论培养目标、课程设置、教学内容、教学方式等,都具备了近代学校的某些特点,并为其后的学校所沿袭发展。京师同文馆成为中国古代传统教育和近代新式教育的分界线。

同文馆开设的学科内容是封建旧学体系中所没有或不为重视的,却是近代资本主义发展所需要的知识,反映了新的社会生活需求。这些学科内容的引进,打破了过去偏重伦理说教,脱离社会实际的封建教育格局,为近代资产阶级文化教育的创立开辟了道路。

制度化的班级教育代替传统的个别教育,是近代教育发展的趋势。同文馆分馆教学,已具有班级教学的初步形式。八年课程计划,虽并非严格的学年课程,岁考亦非升学考试,但给人启示。1896年陈其璋《请整顿同文馆疏》中指出:“仿照外洋初等、中学、上学办法,限以年岁为度,由粗及精,以次递进。”^[73]正是对建立近代教育制度的一种思考,是教育观念进步的表现。

传统教育强调“师道尊严”,供奉“天地君亲师”牌位。同文馆聘请洋人为师,并申明“不修弟子之礼”,而是“雇觅”教师。这预示着教师观念在更新,教师职业化的近代教育观念得以萌发。

洋务派并没有把同文馆视为一个独立的文化教育机构,而只是作为洋务机构的附属物,这限制了它的发展。同文馆后来虽然由单纯的外语学校发展成综合性学校,但规模仍较小。它与当时的其他新式学堂始终未能形成一个独立的文化教育体系,无力改变传统文化教育的主导地位。然而,“自古国家大利之所在,皆成于渐而起于微,断无一蹴即臻强盛之理。”^[74]

同文馆创立的意义不可低估。它的产生,是中国教育一次重要变革,是中国教育制度史的一个转折点,拉开了中国新教育的序幕。学习西方教育,从此在中国开始变成现实。

二、近代中国第一所海军制造学校——福州船政学堂

福州船政学堂,是我国近代最早一所海军制造学校,也是洋务派继设立京师同文馆、上海广方言馆和广州同文馆等第一批外语类学校之后,创立的最早一所新类型的洋务学堂。它存在时间之长,影响之大,超过了前一类任何一所外语学校。

(一)船政学堂创设之缘起

福州船政学堂(原名“求是堂艺局”)创办于同治五年(1866年)十二月^[75]。福州船政学堂的设立,同当时中国社会的政治风云紧密相联。1864年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失败之后,国内虽然还有太平军余部、捻军的活动及其他农民起义,但从总体上来说,“防海之害”,即防御外国侵略者从海上来的侵略,已逐渐成为当时清朝政府内一部分朝臣议论的中心话题。至于如何“防海之害”,左宗棠认为:“欲防海之害而收其利,非整理水师不可;欲整理水师,非设局监造轮船不可。”^[76]认为只要掌握了制造火轮兵船技术,外国就不敢“擅其能”了。他的这个主张在当时有一定代表性,很快便得到总理衙门的赞许和皇帝批准。

在左宗棠看来,设局造船,造是为了学,学比造更重要。他说:“夫习造轮船,非为造轮船也,欲尽其制造驾驶之术耳;非徒求一二人能制造驾驶也,欲广其传使中国才艺日进,制造、驾驶展转授受,传习无穷耳。”^[77]如果仅仅是为造几条轮船,则“自造不如雇买”。所以,他一再强调,福州船政局的设立,“所重在学造”。后来首任船政大臣沈葆桢说得更明确,船政“创始之意不重在造而重在学”^[78]。

左宗棠、沈葆桢等重视学习西方的制造、驾驶技术,重视对人才的培养,确实富有远见。当时,他们主要通过两条途径来培养人才。一条是从内地挑选“少壮明白”的工匠,“随同洋人学习”,在5年内学会造船技术,能“自按图监造”。这是对一般工人进行的初步造船技术教育。另一条,也是更重要的一条途径,是“开设学堂,延致熟习中外语言、文字洋师,教习英、法两国语言文字、算法、画法,名曰求是堂艺局,挑选本地资性聪颖、粗通文字子弟入局肄习”^[79],通过5年学习,能“依书绘图,深明制造之法,并通船主之学,堪任驾驶”。左宗棠指出“艺局为造就人才之地”,只有设立了艺局,才能“督造有人,管驾有人,轮船之事始为一了百了”^[80]。其“设局育才之本旨”跃然纸上。

综上所述,“船政为海防根本”,“船政根本在于学堂”,是左宗棠等设立福州船政局及福州船政学堂的原委。

(二)船政学堂的发展

福州船政学堂附设于福州船政局。左宗棠在《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中说,“于船局中附设艺局”。起先借城南定光寺为校舍^[81],后来新盖学堂洋楼建成后,则迁至马尾。这里距省会四十里,海口六十里,水陆交通较方便,并且“川原平旷,土性坚实”,为建造船厂、开设学堂理想之地点。

最初,学堂仅设前学堂和后学堂两所。前学堂学习法国语言文字,专学制造,又称法国学堂或制造学堂;后学堂学习英国语言文字,专学驾驶,又称英国学堂或驾驶学堂。学堂坐落在船坞外东北角,前学堂在外国匠房的左侧,后学堂又在前学堂的左边,都是洋式楼房。此外,还有学生住处各30间。后来,根据实际需要,又先后增设了绘事院、艺圃、管轮学堂、练船等,学生也从原来的60名增加到300余名。现把后来增设的四部分的主要情况叙述如下。

绘事院,创设于同治六年(1867年)十二月初一日。“择聪颖少年通绘事者教之,一学船图,二学机器图。”^[82]学生除学习绘事外,还学习法国语言文字、格致、算学,一般3年毕业。绘事院的规模,据《清史稿》记载,“院广六千八百方尺,绘生三十九人”,留欧学生林庆升、池贞铨等就是绘事院第一届学生。绘事院之设,实开中国近代工业绘画制图教育之先河。

艺圃,设立于同治七年(1868年)正月二十四日。当时船政局由各厂分别招收15～18岁有膂力悟性的青年十余人或数十人,“俾易教导,名曰艺徒”,并设立艺圃,作为管理与教育机构。艺徒白天劳动,晚上进行一到一个半小时的学习。从1868年年底起,又在上午增加了一到一个半小时的学习时间。一般经过3年或稍长一点时间的学习,便担任船政局各厂初级技术和管理人员——监工。其中优秀者,还被送出国留学深造。船政第一届留欧学生中,郭瑞珪、裘国安、刘懋勋、陈可会、叶殷铄、张启正、王桂芳、任照、吴学锵都是艺徒。福州船政学堂设立艺圃对青年艺徒进行教育,应是中国近代工厂艺徒教育的开端。

练船,专供学习驾驶的学生实际训练之用。他们在经过3年左右理论知识的学习之后,经考试合格,便转入练船,再学习2～3年,掌握实际驾驶技术。^[83]福州船政学堂的第一艘练船是船政局自己建造的第3号兵船“福星”,始设于同治九年(1870年)六月初五日。以后充作练船的,还有“建威”“扬武”“威远”“靖远”等兵船。

学生在练船除学习实际航海技术之外,还坚持学习数学。出海是他们的重要课程。“建威”号练船在同治十一年(1872年),向北航行至浙江、上海、燕台(在今河北北境,即旧京兆地方)、天津、牛庄等地而返回。同治十二年(1873年)二月至六月,又在洋教习德勒塞带领下,向南航行至厦门、香港、新加坡、槟榔屿等地,前后历时4个月,实际在洋面75日,“海天荡漾,有数日不见远山”。“去时教习躬督驾驶,各练童逐段誊注日记,量习日度、星度,按图体认,期于精熟。归时则各童自行轮班驾驶,教习将其日记仔细勘对,对于台飓大作,巨浪如山,颠簸震撼之交,默察其手足之便利如何,神色之镇日如何,以分其优劣。”^[84]练船出海航行,不仅使学生掌握驾驶技术,锻炼胆略,而且有时远航异邦,为国扬威。光绪二年(1876年)正月十一日《万国公报》这样报道“扬武”轮至日本的情况:“其至日本洋,日人颇生艳羡。嗣入内港,气势昂藏,足令日人骇异。”还说:“此举殊足壮中朝之威,而使西人望风额庆也。”

管轮学堂以培养轮机技术人员为目的,创设于同治七年(1868年)正月十九日。最初,学生选自香港和上海曾在铁厂工作过的青年。除了学习理论课程外,还动手拆装80匹以及150匹马力发动机。据沈葆桢说,船政局后来“凡新造之轮船机器”,皆是管轮学堂的学生“经手合拢”。到同治十二年(1873年)十月,14名学生已分派各兵船管理轮机。

福州船政学堂从原议两部分发展到六部分,艺童、艺徒由60名增加到1872年的300余名。这是造船事业发展的需要,也同船政大臣沈葆桢苦心经营、力谋发展有关。沈葆桢前后任船政大臣8年,船政学堂发展较为顺利。自他走后,由于主持人员更迭频繁,任期短的仅仅几个月,鲜有真心出力者,加之经费困难等原因,使船政学堂存在不少问题。中法战争后,裴荫森于张佩纶革职后,以福建按察使署船政大臣,在任5年,船政学堂又有转机。他“于学堂隙地添盖学舍洋式楼房各四十间,楼上楼下隔作八十间”。又将光绪六年(1880年)四月裁撤归并东考工所的艺圃重新恢复,“多招艺徒”,新招“幼童百余名入堂,先教以语言文字,俟半年后,再行甄别去留。”^[85]并在学生管理以及教学等方面做了些改革。甲午战争后,清政府派福州将军裕禄兼船政大臣,与法国订立合同,延聘法籍员工杜业尔等,重整船政所属学堂,但这是一次不成功的尝试。辛亥革命之后,1912年10月海军部把学堂与船政局分开,将学堂直接归海军部管辖,分成3个独立的学校:前学堂为制造学校,陈林璋为校长;后学堂为海军学校,王桐为校长;艺圃为艺术学校,黄聚华为校长。至此,福州船政学堂走完了它的全部历程。

从同治五年(1866年)十二月创立到1912年10月“一分为三”,在这46年中,福州船政学堂作为近代中国第一所海军制造学校,在教育体制的各个方面,有不少特点值得后人认真研究。

(三)船政学堂课程设置

福州船政学堂课程设置以科学技术知识为主,其内容,英国人寿尔在1876年春参观福州船政学堂后写的《田凫号航行记》,以及毕乃德在1961年写的《中国近代最早官办学堂》中,都作了比较具体的记载。寿尔的记载比较早,毕乃德补充了寿尔某些遗漏的内容。现把他们两人的记述列表如下:

上述记载,告诉我们福州船政学堂课程有以下三个特点:

第一,课程分为两大类。一类如外语、数学等,规定每位学生都要学。这是洋务派认为学习西方制造巧法,“必通泰西语言文字”“必由算学入手”的思想在课程设置上的反应;另一类是供不同专业学生学习,如航海理论、绘图、机械图说等。这种分类方法十分相似于现在所说的公共课与专业课,反映了近代科技教育的要求。

第二,在课程内容方面,以科学技术知识为主,门类较多,范围较广。其中有些课程如航海理论、机械图说等,很明显是最早在我国学校开设的。就是算学,也是福州船政学堂最早列入学校教学内容,系统向学生传授的。据光绪十一年(1885年)十二月初十日闽浙总督杨昌濬称,船政学生魏瀚、郑清濂等都是在“同治五年十二月选入前学堂学习法国语言文字、格致、算学”。福州船政学堂设置这么多门课程,作为学校教学内容系统地向学生传授,对于传播现代科技知识起了一定作用。

第三,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福州船政学堂课程内容以科技知识为主,这是它既区别于传统封建官学以及书院,也不同于先它而设的京师同文馆等的地方。然而,它没有也不可能在课程设置上摆脱“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羁绊。同治六年(1867年)沈葆桢明定章程,学生“每日堂课外令读《圣谕广训》《孝经》,兼习策论”。他说,这样规定的目的,是希望通过学习《圣谕广训》《孝经》这一类经典,使这些“通外国之技巧”的学生,不致误入“奇褒”。他之所以没有把这些列入正课,只是“每日常课外令读”,是由于福州船政学堂学生都经过中国经典知识的考试,对此有一定基础。正如寿尔所说:“报名学生,给以中国经典知识的考试,直到最近,学校未曾录取过对自己国家的经典与文献没有相当知识的学生。”^[86]严复入学考试的题目,就是《大孝终身慕父母论》。并且,福州船政学堂学生“每天上学六个小时”,课外时间较多。因此,形式上的改变并不意味着对中国经典知识的忽视。

(四)船政学堂的学生

福州船政学堂从创立起到辛亥革命后“一分为三”,在前后46年历史中,共毕业学生510名。其中,前学堂学习制造学生7届计143名,后学堂学习驾驶学生19届计241名,学习管轮学生11届计126名。它在招生制度以及学生管理等方面,采取了一些新措施。

1.不受出身限制,自由报考

福州船政学堂招生条件,在筹建时左宗棠提出“挑选本地资性聪颖、精通文字子弟”。后来沈葆桢到任后,也是“择其文理明通,尤择其资质纯厚者以待叙补”。可见他们注重的都是“资质”,而不是出身。左宗棠说:“艺局学生,均民间十余岁粗解文义子弟。”^[87]学堂招生时,取自由报考办法。在福州城内各显眼的地方张贴招示,学生自愿报名,到时在指定地点参加考试,合格后,“取具其父兄及本人甘结”,即为船政学堂正式学生。后来,自光绪十一年(1885年)起实行试读制,学生先学习一段时间,经“考定留堂者”,才能享受船政学堂学生待遇。

福州船政学堂不是近代第一所新式学堂。早在它创办之前,已经设立了京师同文馆、上海广方言馆和广州同文馆等几所新式方言学堂。但是,这几所学堂在招生制度这一重要环节上,不是有出身限制,就是采取保送不考试的办法,或者于两者兼而有之。而像福州船政学堂这样招生,既不受出身限制,又不保送,由学生自由报考,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还没有先例。后来一些洋务学堂,如天津水师学堂等都采用了这个办法。福州船政学堂在招生制度上的改革,便于民间一些有才干的青少年进入学堂,接触近代先进军事科技知识。中国近代海军人才中,“闽人独多”的现象,同福州船政学堂的创设以及招生制度的改革不无联系。如据《严几道年谱》记载,1866年严复父死,“家贫不再从师”,恰逢船政学堂招生,他经过考试于是年冬进入船政学堂学习驾驶,后又到英国留学,成为近代中国向西方寻找真理的先进代表之一。

2.“赡银”随“学艺有进”而增加

福州船政学堂对学生学习与生活费用采取包下来的办法。学生有“艺童”与“艺徒”之别。前后学堂以及绘事院的学生,称“艺童”;艺圃的学生,称“艺徒”。原来学生的饭食银以及赡银都是固定的,与学业无联系。艺童“自选充入堂之日始,日给饭食银七分五厘,并月给银四两,俾赡其家。”艺徒自选充入圃之日始,日给“工食银一钱五分,系作本人饭食,兼以赡其家。”^[88]光绪十一年(1885年)后,裴荫森修改章程,改变这种固定不变的办法,把学生的“赡银”与他们的“学艺”直接联系起来,规定前、后学堂及绘事院,“新招艺童只给饭食,不给赡银,学习三个月后,考定留堂者始行于日给饭食外,月给赡银四两。”^[89]光绪十三年(1887年)以后又规定,凡入堂满3年的学生,“经考列特等三次者,除照章奖赏外,月加赡养银一两;再考列特等三次者,月再加银一两。以此类推。”^[90]对于艺圃新招艺徒,自光绪十一年起“日只给工食银七分五厘,随时察看,学艺有进,再行加给”,至多加至“一钱九分为度”。这样做,虽然是由于经费困难,为了“撙节经费”,但同时也如裴荫森所说,是“为鼓舞人才起见”。

3.建立奖罚制度

对学业优秀学生给予一定奖励,并非首创于福州船政学堂,在京师同文馆已经有了,但福州船政学堂奖罚制度比京师同文馆更为具体。它规定:学生每3个月考试一次。“其学有进境考列一等者,赏洋银十元,二等者无赏无罚,三等者记惰一次,两次连考三等者戒责,三次连考三等者斥出。其三次连考一等者,于照章奖赏外,另赏衣料以示鼓舞。”^[91]光绪十三年(1887)起,又加设了“特等一项”,学生屡考特等3次者,除奖赏外还每月增加银1两。

福州船政学堂在学生管理方面采取的这些措施,促进了学生认真学习。据1870年4月21日在上海出版的英文报纸《北华捷报》报道:由于学生很用功,外国教习不得不禁止学生晚上10～11点之后学习。

此外,福州船政学堂还挑选优秀学生赴欧洲留学。从光绪十三年起,曾先后派出4届共计88名学生(少量选自天津水师学堂和北洋水师)赴英、法等欧洲国家学习。这是近代中国向欧洲派遣官费留学生的开端,也是船政学堂历史上一件大事。

(五)船政学堂的洋教习

左宗棠创设福州船政局,采用“借才异邦”的办法。他与日意格、德克碑等订立合同,雇募“外国谙练精明员匠三十七名”,连管理外国账务1员,共计38名。后来实际雇聘51名,其中不少人曾在福州船政学堂的前学堂、绘事院、艺圃等担任一定教学工作。但据日意格《Notice Sur Larsenalde Fou-Tcheon》一书记载,其职务明确是教习的有8人。另外,沈葆桢在同治九年(1870年)设立“建威”练船,延英国水师官逊顺为教习。所以,在1866—1873年之间,福州船政学堂共聘用专职外国教习9人。

同治十二年(1873年)十二月以后,外国员匠期满撤走,开始由中国员匠自己管理。但福州船政学堂仍继续雇聘外国教习,通常维持在4名左右,先后担任前、后学堂教习的共有13人。其中迈达和嘉乐尔两人系原任教习,这时重新聘任。光绪十七年(1891年),后学堂教习邓罗期满回国,从此以后,后学堂教习由“出洋回华学生分班充当”。前学堂最后一任洋教习迈达原于1897年7月限满。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裕禄与法国驻福州补用领事署副领事高乐待等订立约章,延聘杜业尔等人重整船政局和船政学堂,规定迈达自原订合同限满之日起,续订合同5年。所以,前学堂直至1902年迈达期满回国之后,才没有外国教习。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魏瀚会办船政,坚决把专权霸道的杜业尔解聘,改聘柏奥镗为总监工,竺蒲巴为工程师。但未见有重新聘任外国教习的记载,故我们认为自1902年以后,福州船政学堂便没有外国教习了。从同治五年十二月学堂创立到光绪二十八年,福州船政学堂共雇聘外国教习20名。

对于雇募外国员匠,当时清政府内不少人曾疑虑重重,他们担心“洋人秘其要领”,不肯传授,但一时又没有良法,因此举棋不定。左宗棠采用“包造包教”的承包制。他与外国员匠“先立条约”,明确各自职责,然后根据合同执行情况决定奖罚。例如,他在同治五年(1866年)十一月与日意格等订立的合同中规定:自铁厂开厂之日起,5年限满,如教会中国员匠“能自监造、驾驶”,则奖赏日意格等两人各银2.4万两,外国员匠银6万两。“如五年限满教导不精”,则不加奖。1873年,合同期满,经验证中国员匠确能自己监造、驾驶,于是按约给予奖励。船政学堂雇聘外国教习,以后都采用这个办法。根据不同课程,与外国教习订定5年或3年合同,再根据教学实际情况决定是否延聘。如延聘则续订合同。延聘期限视实际需要而定,可长可短,长至三五年,短则1年。延聘期内薪水每月增加银50两。采用这种灵活、富有弹性的承包制,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福州船政学堂的教学质量。

福州船政局雇聘的外国员匠,虽然也有像杜业尔这样专横跋扈、别有用心的人,但大部分“尚属认真”教导,其中有的人因“精勤教导”,曾在原订合同期满后一延再延。对于为培养中国近代海军造船、驾驶人才而付出了心血的外国教习,洋务派赏给他们“顶戴”“宝星”,以示鼓励。

当然,由于种种原因,当时雇聘的外国教习并非都有“上上之技”。沈葆桢在光绪五年(1879年)曾说过这样两句话:“中国所延洋师以教语言文字则有余,欲究其事理根源则不足。”^[92]他担任船政大臣8年,对外国员匠深有了解,他的评价应该说是有根据的。

(六)船政学堂的成绩

学校教育的成绩,主要通过它所培养的学生对社会的作用反映出来。左宗棠、沈葆桢等创设福州船政学堂,目的是培养中国自己的海军驾驶、制造人才以及学堂教习。因此,福州船政学堂的成绩也突出地表现在这几方面。

福州船政学堂培养了大批海军人才,成为中国近代海军的摇篮。船政学堂毕业生活跃在海军各兵船、雷艇、练船上,是各舰队的骨干。例如甲申中法马江海战时,福建舰队各轮管驾(舰长)中,“振威”管驾许寿山、“福星”管驾陈英、“福胜”管驾叶琛、“建胜”管驾林森林、“福胜”和“建胜”督带吕翰、“扬威”副管驾梁梓芳以及闽安副将兼“扬威”管驾张成等,都是福州船政学堂毕业生。后来北洋舰队12艘主要舰艇的管带(舰长),“镇远”管带林泰曾、“定远”管带刘步蟾、“致远”管带邓世昌、“经远”管带林永升、“来远”管带邱宝仁、“靖远”管带叶祖珪、“超勇”管带黄建勋、“广甲”管带吴敬荣、“扬威”管带林履中、“平远”管带李和、“广丙”管带程璧光、“济远”管带方伯谦,其中除吴敬荣一人是留美学生外,其余全是船政学堂毕业生。辛亥革命后,船政学堂毕业生黄钟瑛、刘冠雄、萨镇冰、程璧光、李鼎新等曾先后任海军总长,萨镇冰还代理国务总理3个月。

福州船政学堂的毕业生中,虽然也有像张成这样极少数贪生怕死、临阵逃脱的民族败类,但绝大多数热爱祖国,其中许多人在中国海军抵御外侮的战争中矢忠职守,英勇顽强,有的以身殉国。如在中法马江海战中,“振威”管驾许寿山立望台指挥,“开炮最奋勇”,为敌机关炮击中,壮烈阵亡。“福星”管驾陈英,当有人请求他驾船避炮时,他怒目圆睁,“叱之曰:‘欲我遁耶!’令于众曰:‘男儿食禄,宜以死报,今日之事,有进无退!’”遂转舵冲向前去,发左右炮以攻敌舰,不幸中弹殒于望台。^[93]在中日甲午海战中,“致远”管带邓世昌在船已受重伤的情况下,仍“奋勇鼓轮,直向日舰‘吉野’冲去”,猝为敌雷所中,随即沉没。其仆持浮水梃给他,却之;爱犬衔他臂不令下沉,斥之;复衔他发,他扼犬而逝,“忠勇为全军之冠。”^[94]“定远”是旗舰,为敌舰炮火攻击重点,曾遭5艘敌舰围攻。管带刘步蟾督率猛战,先击中日舰“西京丸”,后又“轰击日‘松岛’督舰,几沉之”。在提督丁汝昌受伤后,他代司督战,指挥进退,交换旋转,“使敌炮不能取准”。后来退防威海,不幸被敌鱼雷击中,“尚力驶赴日岛炮台,冀搁于岛边,补助炮台攻敌。未至而中途沉没”,“遂仰药以殉”,“船亡与亡”。^[95]“来远”管带邱宝仁在“船尾发火,烈焰飞腾”的情况下,一面指挥灭火,一面勇敢向敌舰冲击,在距敌“赤诚”舰330码的地方猛烈开炮,“中其舰桥,伤其新指挥官”^[96]。据初步统计,在甲申、甲午海战中阵亡死难的福州船政学堂毕业生有:吕翰、陈英、许寿山、叶琛、林森林、梁梓芳、陈善元、谢润德、丁兆中、梁祖勋、邝咏钟、潘锡基、戴庆涛、庞廷桢、杨兆楠、薛有福、黄季良、马应波、王涟、翁守正(以上甲申阵亡),邓世昌、林永升、陈兆麟、蔡馨书、黄建勋、翁守瑜、林履中、郑文恒、李晋洛、刘应荫、陈景祺、张海鳌、刘步蟾、林泰曾、郑文超(以上甲午阵亡)等,共35名。

辛亥革命中,许多身居海军显职的福州船政学堂毕业生,又“同举革命之旗”,归附革命军。如宋文翔原是留美学生,撤回国后在福州船政学堂学习,是后学堂驾驶班第8届毕业生。他率领南洋海军12艘兵舰“楚观”“楚同”“楚谦”“楚泰”“江元”“江亨”“保民”“镜清”“联鲸”“通济”“建弢”“飞鹰”以及鱼雷艇一艘在镇江起义,参加革命,吴应科等也在九江率舰起义,为福州船政学堂增添了新的篇章。

福州船政学堂还为中国近代造船工业培养了一批人才。福州船政局在外国员匠撤走之后,无论是船身、船机的绘图定式,还是监督制造,担负主要责任的是从前学堂、绘事院、艺圃中毕业的学生。他们已成为当时中国最大造船厂——福州船政局的技术骨干。尤其是从国外学成回来的留学生,是这一支技术力量的核心。例如,船政局工程处魏瀚、郑清濂、吴德章、陈兆翱、李寿田、杨廉臣等6人,自学成回国后至1887年,先后建造了“开济”(2200吨)、“横海”(1230吨)、“镜清”(2200吨)、“寰泰”(2200吨)、“广甲”(1300吨)、“龙威”(2100吨,后改名“平远”)等船。据当时署理船政大臣裴荫森讲,这些船“均能精益求精,创中华未有之奇”,魏瀚等人的才能“实不亚于洋员”。连前往检验“镜清”轮的英国水师军官也“盛称美备”,说要不是亲眼目睹,“尚难信闽厂之有此精工巨制”。当然,总的说来,当时中国造船技术落后于西方。然而,从福州船政局在光绪元年(1875年)开始建造50匹木壳轮船“艺新”号,标志“船政学生学成放手自制之始”,到光绪八年(1882年)建成“本外洋最新最上最便捷之法而损益之”,采用“新式二千四百匹马力省煤康邦卧机”的第一条铁胁快船“开济”号,以及于光绪十三年(1887年)下水,光绪十五年(1889年)竣工的2400马力双机钢甲兵轮“龙威”(平远)号的历史事实,表明中国的造船事业尽管起步较迟,但在这段时期内发展速度还是比较快的,已经接近当时世界先进国家造船水平。据历史记载,德国也只是在“光绪十一年(1885年)创造双机钢甲兵船”^[97]。并且福州船政局制造的“平远”钢甲,较北洋从国外定购的“致远”“靖远”“经远”“来远”等舰,“式不甚远,费且大减”,在甲午大东沟海战中,与之“并驾齐驱,屡受巨弹,船身并未损裂”^[98]。福州船政局在这段时期内造船进步较大,这是船政学堂学生和工人勤奋学习西方先进科技的结果。

福州船政学堂培养了一批海军教育人才,促进了中国近代海军教育事业的发展。福州船政学堂刚创办时,“教习、帮教均用洋员”。后来,凡是遇有帮教、教习需要人,就由毕业生选任。同治十三年(1874年),黄建勋派充“扬武”正教习,后调“福星”正教习,光绪六年(1880年)三月从国外留学回来,派任后学堂驾驶教习。吕翰在光绪三年(1877年)调带“威远”兵船,兼充驾驶练生教习,光绪十年(1884年)充后学堂教习。光绪九年(1883年),郑清濂、魏瀚分别担任前学堂制造和后学堂管轮教习。截至光绪十三年(1887年),福州船政学堂“仅以四洋员为总教习,其余每班教习均以学成制造驾驶管轮之学生充当”^[99]。后学堂在1892年,前学堂在1902年以后,就全是中国教习了。

福州船政学堂对清末其他水师学堂来说,起了先驱示范作用。如曾国荃、张之洞在开办水师学堂时,曾向李鸿章请教。李鸿章告诉他们福州船政学堂是海军鼻祖,应向其看齐。他写信给曾国荃说:“闽堂是开山之祖,至于斟酌损益,后来原易为功。此间学堂(指天津北洋水师学堂)略仿闽前后学堂规式。”^[100]张之洞在创设广东水陆师学堂时,也明确提出“其规制、课程略仿津、闽成法,复斟酌粤省情形,稍有变通。”^[101]

福州船政学堂还为其他水师学堂输送了管理人才和教习。清末五所规模较大的水师学堂,除福州船政学堂外,还有天津水师学堂、江南水师学堂、广东水陆师学堂以及烟台海军学堂。这四所学堂都曾聘请福州船政学堂毕业生担任总办。天津水师学堂开始时吴仲翔为总办,严复为总教习。后来严复升任会办、总办,实际负责学堂教学及行政事务长达20年。江南水师学堂,首任总办是沈葆桢儿子沈瑜庆,后任总办是蒋超英。广东水陆师学堂,继吴仲翔、林则徐孙子林贺峒为总办后,魏瀚任总办。烟台海军学堂则是萨镇冰在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创办的。在这些学堂中,福州船政学堂毕业生充当教习者不乏其人。早在光绪七年(1881年),后学堂许兆箕等4人经李鸿章调任天津水师学堂教习及“威远”练船教习。萨镇冰留学回国后,在1882年调任天津水师学堂正教习,后又长期担任“康济”练船管带,教学生荡舢板、泅水、打靶等。著名铁路工程师詹天佑1881年从美国撤回国后,被分配在福州船政学堂学习,成为船政学堂驾驶班第8届毕业生,后来被派任广东水陆师学堂水师工程教习。

除了上述三方面之外,福州船政学堂毕业生中有的还成为开矿、铸炮、火药、炮弹、水雷、鱼雷等方面专门人才,还有的成为我国早期的翻译人才。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严复大量翻译西方哲学和社会政治学著作,对近代中国起了巨大思想启蒙作用。

总而言之,福州船政学堂是中国近代海军学校的“开山之祖”,为近代海军、近代造船以及海军教育事业培养了大批人才。福州船政学堂又是中国近代第一所科技学校,在课程设置、教学内容、教学方法以及招生制度、学生管理等各个方面,为近代中国科技教育的发展提供了有益的经验。当然,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福州船政学堂仍带有封建教育的痕迹。它的众多毕业生,也由于社会政治制度的腐败而没有能够充分施展他们的聪明才智。除一部分人从事所学专业之外,有的人学非所用,“散处无事”;有的因生活所迫,不得不受雇于外国公司;有的充当外国洋行和外国领事馆的译员,出现了所谓“人才过剩”的虚假现象。尽管如此,福州船政学堂仍是一所在中国近代历史上产生过重要影响的洋务学堂,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如果说京师同文馆的设立是近代新式教育萌芽的标志的话,那么福州船政学堂的创设,则是洋务教育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的征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