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刑辅教的教育得失

第六节　以刑辅教的教育得失

明朝思想道德教育中坚持了传统儒学的主导地位，虽有理学、心学的思想矛盾，但“同植纲常、同扶名教、同宗孔孟”，评论政治，以儒学为标尺；导引人生，以儒学为指向；讲思想道德，以儒学为依归，保证了社会思想的基本稳定，保持了近三百年的统治。

明朝由于工商业的发展，封建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思想矛盾尖锐化，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出现使社会思想从重义向重利倾斜，从重精神追求向重物质追求转化，思想道德教育面临新的课题，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相适应的思想维新的呼唤已日趋强烈，明末具有启蒙思想性质的异端思想的出现，宣示了中国传统的思想道德教育转型的必要。

但明朝选择的不是教育维新而是教育强化。明朝思想道德教育与宋朝的精细追求有异，与元朝的宽松特色不同，有其刚性化的力度。明朝思想道德教育前期凸现其政治性、法制性特色。虽然朱元璋口头上大谈轻刑之必要，但实际上忠实地继承了朱熹的严刑政安思想，以民不知惧为由，热衷于以刑之威助施教化，以刑法支撑教育色彩浓重。

中期虽然一些思想家已意识到明朝初期大搞文字狱，思想道德教育中政治性强而人文性弱，暴露出以刑罚助教化方针的教育缺陷，也意识到以理学思想为主导的思想专制难以为继，反映了思想道德教育家对理学思想的局限性的敏觉，对以刑辅教效果的清醒，于是社会性的思想道德教育呈社会化、世俗化走向，这种教育指导思想上的转换与变革是时代需要，但王阳明的教育思想中也有一条明确的“行法以振威”的底线。其以刑辅教方略在明后期虽有刑的依赖意识，却无教的深化追求，而且面对激烈的社会矛盾往往滥用法外之刑去化解思想问题，反映了高层统治者在教育指导思想上的滞后状态，未能对社会思想发展流作出适合时势的科学驾驭。

明后期政治腐败使思想道德教育失去说服力，以至到了“天下无一办事之官，廊庙无一可恃之臣”的地步（李塨《恕谷后集·与方苞书》），而政治一旦腐败，思想道德教育也无力回天。从思想道德教育自身原因上分析，以刑辅教思路本身是刑法万能思想的产物，而且以刑辅教思想导致教育权的膨胀与滥用，在政教与刑威之间游移，以至从以教相导滑向以刑督教、以威相吓，损害了思想道德教育的社会可接受性。实际上朱元璋早已意识到，不遵大诰，仍前为非，虐吾民者多矣，晚年不得不哀叹连声，“朕朝治而暮犯，暮至而晨亦如之。尸未移而人为继踵，治愈重而犯愈多”。其实他对高压性教育的缺陷并不是很清醒，其以刑辅教也并不是很成功。因此明后期思想道德教育的政治权威性弱化，对新出现的思想问题缺乏居高临下的主动，导引乏术，制控无力。一些具有拯救社会的责任自觉者也只能是带着镣铐起舞，未能力挽狂澜。

【注释】

(1)《中国近三百年史》，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3页。

(2)钱穆：《国史大纲》，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66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