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学思想主导地位与以刑辅教方针的确立

第一节　理学思想主导地位与以刑辅教方针的确立

一、明初对历史经验与现实状态的解读

明朝建立后，一出于对历史经验的解读，认为元朝之失在于为政太宽，思想纵弛，朱元璋对皇孙说，要“反元政，尚严厉”（《明史纪事本末》卷十四）。朱元璋认定，宋元宽纵，今宜肃纪纲，意识到只有尚严才能避免元朝覆亡的命运，对思想建设中问题应从严处之。二出于对现实困难的敏感，不仅“兵乱之后，人习斗争，鲜知仁义”，留下了更朝换代战争的后遗症，还要严防元朝旧势力卷土重来。而且封建制度发展到明朝已经老态龙钟，工商业的发展导致物欲盛行，奢靡成风，产生了社会性的传染与扩散；商界的世俗生活追求，士人的思想维新探索，同时存在，对传统的思想道德观念产生了巨大的冲击。所以朱元璋决心从严施教，以猛治国，“元代以宽而失，朕收平中国，非猛不可”（《诚意伯文集·皇帝手书》），“吾治乱世，刑不得不重”（《明史·刑法志一》）。三出于一统天下的雄心与海宇宁谧、民乐雍熙的太平盛世的期求，意识到必须维系大一统帝国的世道人心与社会秩序才能实现，而这虽是很必要的，却是很艰难的。明初统治者很清醒，在整个思想意识领域很不轻松，传统的思想道德教育遇到了时代性的尴尬，不能不借助于思想控制的全面强化，以寻求大明天下的稳定与封建制度的复兴之路。

二、“治道必出于教化”理念的清醒

朱元璋不愧是一位有作为的开国皇帝，清醒地意识到思想道德教育在治国、强国事业中的价值，他认识到，“致治在于善俗，善俗在于教化。教化行，虽闾阎可使为君子；教化废，虽中材或坠于小人”（《明史纪事本末》卷十四），应以教化为大务，为急务。他一再申述，“朕为天下主，期大明教化，以行先圣之道”（《明史·礼志四》），只有悉心教化才能维系天下人心。他曾讲过，“天下初定，所急者在衣食，所重者在教化。衣食给而民情遂，教化行而习俗美。足衣食者在于劝农桑，明教化者在于兴学校；学校兴则君子务德，农桑举则小人务本。如是为政则不劳而政举矣”（《钦定执中成宪》卷四）。以民生关注与民心导引作为稳定天下的两大政治举措，是很高明的决断。所以他竭力抬高孔子的政治地位，他亲谒孔庙，封孔子后人，修孔子故居，并令天下每年春秋仲月通祀孔子。他强调治国以“教化为先”，他说：“治国之要教化为先，教化之道学校为本。今京师虽有太学，而天下学校未兴，宜令郡县皆立学，礼延师儒，教授生徒，以讲论圣道，使人日渐月化，以复先王之旧，以革污染之习，此最急务，当急行之。”（《明太祖实录》卷四十六）可见明初统治者清醒地意识到，治国应从教化开始，思想道德教育是政治生活中最急需要做的事，应放在最重要的位置。

三、理学独尊的主导地位的确立

朱元璋即位后即以儒经为治心之要、治国之本，有意识地大力扶植程朱理学，使之官学化，尊崇程朱理学为正学，使其作为思想道德教育的指导思想，处于支配地位。为了抬高程朱理学思想的权威，明朝采取了一系列有力措施，几次大封朱熹后代，多次表彰程朱后人及其门人，有意抬高理学思想的政治地位。洪武三年，朱元璋下令以程朱儒学经典为教育与会试的标准，甚至规定，凡科举不以朱学应试，“剽窃异端邪说炫奇立异者，文虽工，弗录”（《礼部志稿》卷二十四）。这分明是禁止朱学之外的一切思想创造。永乐年间，明成祖下令官修《五经大全》154卷、《四书大全》36卷、《性理大全》70卷，并亲自作序，颁行天下，通过“合众途于一轨，会万理于一原”，以期家不异政，国不殊俗。从此这三“大全”就成为思想道德教育的理论依据与基本教材，成为牢笼人心、控制思想的有力凭借，标志着程朱理学思想作为国家统治思想的政治地位的完全确立。明王朝正是通过三部“大全”千方百计把人们思想道德意识控制在程朱理学范围之内，强调万物一理，天下一理，以“天理”收拾人心、控制社会，适应了营建与维护权力尊严的需要，对明初的政治稳定与社会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

朱元璋把程朱理学思想摆上统治地位，得到了明初一批思想家的有力支持，得到了全社会的认可。方孝孺就曾竭力推崇，说“朱子之学，圣贤之学也。自朱子没二百年，天下之士未有舍朱子之学而为学者”（《逊志斋集·习庵说》）。崇儒抬朱成了社会上时髦的教化风尚，焕乎成为一代之宏观。

但尽管如此，朱元璋的思想视野还是比较开阔的，他曾说：“于斯三教，除仲尼之道祖尧舜，率三王，删诗制典，万世永赖；其佛仙之幽灵，暗助王纲，益世无穷，惟常是吉。尝闻天下无二道，圣人无两心，三教之立，虽持身荣俭之不同，其所济给之理一。然于斯世之愚人，于斯三教，有不可缺者。”（《明太祖文集·蜂蚁论》）朱元璋认识到儒家思想有“万世永赖”的价值，佛道思想也有“暗助王纲，益世无穷”的作用，宜各尽其用，在大力倡导程朱理学思想的同时，不宜粗暴对待程朱理学之外的佛道思想的传播，可见他也注意保留思想开放的姿态。

四、以刑辅教方略的形成

明朝在思想道德教育中推行的是“明刑弼（辅）教”方略，以刑法教育推动文明教化，以重典趋民从教，通过强化思想道德教育的权威性、强制性以强化教育的作用力。

“明刑弼教”思想源于《尚书·大禹谟》：“明于五刑，以弼五教”，简称“明刑弼教”。南宋时社会矛盾激化，思想道德教育的软弱与无力已在社会生活中凸现，于是朱熹重提“明刑弼教”思想，并作了新的阐述，认为“故圣人之治，为之教以明之，为之刑以弼之”（《晦庵集·戊申延和奏札（一）》）。他提出了以刑督教的主张，“教之不从，刑以督之”（《朱子语类·大禹谟》），实际上是说，不妨以法律手段迫使百姓接受思想道德教育，并以之为先王之道。

朱元璋对朱熹思想是相当崇拜的，这不仅与他对元朝失之太宽的经验解读相吻合，也与他自身的施教感受相印证，他痛感“天下臣民不从教者多”，“奸顽之徒，未尝肯格心向善”，教化效果与预期差距很大，同时他也充分估计到“地广则教化难周，人众则抚摩难遍”，思想道德教育存在现实困难，所以主张重典治吏，从严施教，不妨以刑督教。明惠帝明确提出“明刑所以弼教”，也突出刑在教中的作用。王阳明也主张在思想教育中要“行法以振威”。丘浚也一再申述“刑”有劝善弼教功能，他认为教之有刑从来如此，“若夫中人以下之资，化之而不从，示之而不听，故先王制为教刑以愧耻之”（《大学衍义补》卷六十八）。因此明朝通过以刑弼教方略，促使教育的法制化，凸现教育的政治性，提升教育的权威性，强化教育的震慑力，从法律中寻找思想道德教育的支撑力，彰显居高临下的思想控制色彩。因此，当时“审刑罚以敦教化”、“刑罚立而后教化行”等，成为普遍认可的教育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