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老思想统治地位的选择与确立

第一节　黄老思想统治地位的选择与确立

汉朝建立以后遇到的第一个问题是，用什么思想来统一民众、支撑权力，也即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思想理论体系来支撑初定的汉朝天下。

翻开史书，《史记》、《汉书》、《后汉书》都说，“汉承秦制”，“汉因循秦制而未改”，“汉初因秦法”，“秦制汉氏因之”，但汉朝所承袭的是秦的政治体制，其实汉朝建立后，思想家随即在意识形态领域静悄悄地发动了一场全面的思想革命，逐步确立黄老思想在社会生活中的主导地位，这是政治的需要，是社会的选择，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实际上只有思想革命才能最佳利用秦制的政治资源。

为什么汉初会作出以黄老思想为主导的思想选择呢？

一、从思想领域来说，黄老思想是必然选择

经秦汉之交时的政治动荡，儒、法思想都经受时代重压，一时难以重振。秦朝是在“天下苦秦久矣”的社会声讨中灭亡的，秦朝借以支撑的法家思想也因此成了众矢之的，其政治价值也受到了社会性的质疑与贬损。黄老思想本有浓厚的文化根基，表面看来，法、道对立，但细究之，几个法家人物都曾习道。《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中说：“申子之学于黄老而主刑名。”《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讲到，“慎到，赵人。田骈、接子，齐人。环渊，楚人。皆学黄老道德之术，因发明序其指意”。可见从秦之崇法转而为汉之尊道也是顺理成章的。

由于秦对儒的打压，儒的元气一时也难以复苏，人们余悸犹在。在汉初，虽然儒学尚存，但难以用世，其礼仪繁琐而现实凋敝，两者之间很不相称，儒家思想难以解社会之急，现实是愈合社会创伤为第一需要，在这种氛围中礼乐文化难以兴起。因此儒学无论内在的力量整合、外在的社会适应，都存在很大困难，儒学要恢复显学地位，先要重塑自我，需要时间。

与此同时，黄老思想的政治价值已经彰显。

“黄”指黄帝，“老”指老子，黄老思想有别于道家思想，这有较长的历史渊源。“黄老之学”应该是尊黄帝为祖、以老子为宗的道家思想，也可以说是黄帝的治世之道与老子的无为之道的结合，是道学思想家在战国时期对发展老庄道学思想的政治思考，是道学思想家走上政治舞台的思想武器，其所以“黄”“老”并提是为彰显道家思想的政治属性和政治价值。

《黄老帛书》是黄老学派的标志性著作，是黄老思想的集中反应。1973年，长沙马王堆三号墓中出土了《老子》甲、乙两种帛书，乙种本前有《经法》、《十六经》、《称》、《道原》四种古佚书，应是研究黄老思想的原始资料。《十六经》中说：“壹言而利之者，士也。壹言而利国者，国士也。是故君子卑身以从道，知（智）以辩之，强以行之，责道以并世，柔身以寺（待）之时。”《十六经》中主张：“握一以知多。”“夫百言有本，千言有要，万（言）有葱（总）。万物之多，皆阅一空。”握一知多，以一御万，是其社会性思想道德教育的指导思想，适应了稳定政治、发展经济的社会需要。

而且道家思想务实化走向的自身嬗变也迎合了时代的需要。在司马谈心目中，道家思想有一个显著特点是：“与时迁移，应物变化。”黄老思想是根据新兴地主阶级的要求对道家思想进行了适度改造的产物。老庄毫不掩饰地要绝仁弃义，黄老思想则较注意与儒学靠近，为了对社会具有更大的适应性，主动吸收了儒学思想以丰富自我，形成了道中有儒的思想开放性，有利于形成汉初的以道统率诸家思想的意识形态走向，易为全社会所接受；黄老思想与老子的小国寡民思想也不同，较老庄更有政治热情，承认维护中央集权的必要，承认德、刑并用的价值，只是认为应该少干扰民生。司马谈高度评价道家思想“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的开放本性，正是其善于对诸家思想进行选择性吸收的开放性，使其赢得自身的生命力与社会吸引力，这也是其理论上成熟的表现，并因此而取得社会主导思想的资格，并得到汉初几任统治者的政治支持。

二、从社会心理来说，休息无为是人们共同的期望

汉初人们亲历秦朝苛法之害、饱受战争之苦，身陷经济凋敝困境，这种沉重的社会心理滋生了休息无为的社会期望。战国之乱，楚汉之争，留下的是“人相食，死者过半”的疮痍满目、民生凋敝，“大邑名都散亡，户口可得而数者十二三”（《史纪·吕太后本纪》），社会“哭泣之声未绝，疾痍者未起”（《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的局面，无法再继续下去，也非短时间所能消除。据《汉书·食货志》载，“汉兴，接秦之敝，诸侯并起，民失作业，而大饥馑，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过半”。面对民大饥馑、人相食的残酷现实，无论是统治者、思想家还是普通百姓都会沉入时代的反思之中。如何去改变它，如何去避免它，成为社会性的普遍思考。“黎民得离战国之苦，君臣俱欲休息乎无为”（《史记·吕太后本纪》），成为时代性的共同结论，无为行政，与民休息，是汉初上下的人心所向。稳定天下，发展经济，是社会的政治需要，是人们的迫切愿望，是时代的强烈呼唤，黄老思想与时代需要相契合。

三、从政治角度来说，黄老思想是经过政治验证的选择

一方面，汉高祖刘邦出身寒微，读书少，文化低，形成素不好儒的鲜明个性，“诸客冠儒冠来者，沛公辄解其冠，溲溺其中。与人言，常大骂，未可以儒生说也”（《史记·郦生陆贾列传》），其嫚而侮人，对儒士轻蔑无礼之甚；而且灭秦建汉的成功，滋长了他政治上的傲慢，沉溺于自身的经验依赖之中，“廼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史记·郦生陆贾列传》）这是他轻士思想的自白，充分暴露了作为一个帝王的心理缺陷。面对刘邦的政治傲慢，其身旁的陆贾等士人清醒地意识到，要使汉避免秦朝暴亡的命运，帮助刘邦进行审时度势的思想转换是不可缺少的环节，于是直率地与之展开思想争辩，不惜当面诘难：“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乡使秦已并天下，行仁义，法先圣，陛下安得而有之！”（《史记·郦生陆贾列传》）促使他冷静地重新审视自我，感受到观念维新的必要。另一方面，汉高祖刘邦及其众多卿相多有布衣历练，对民生之艰体察细微，对秦的亡国教训也有深刻感受，意识到寻求新的统治思想的必要。而且刘邦也从自己反秦斗争的亲身经历中加深了对秦的刻薄寡恩的危害的认识，感受到营建社会宽松环境之迫切，意识到需要审时度势，寻找一条思想道德建设的新的思路，才能开拓并支撑新的政治局面。

于是他终于静下心来，想听一听士人的心声。他向身边的士人提出要求，“试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败之国”，要求士人“毋敢隐朕，皆言其情”。士人认为因为项氏乃“匹夫之勇”，缺少政治高度，得不到民众支持，其失民所以失天下。陆贾“乃粗述存亡之征。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尝不称善，左右呼万岁，号其书曰《新语》”（《史记·郦生陆贾列传》）。作为布衣出身的刘邦一时难以改变蔑视书生的惯性，却虚心听取了书生的意见，而后作出建汉初期的顺应时势的思想建设安排，赢得了思想道德教育的主动，很有战略眼光，为文、景盛世的形成与强汉声誉的高扬，奠定了思想基础。难怪后人尊崇他，“古之英雄，惟汉高帝为不可及”（苏辙《三国论》）。这《新语》十二篇几乎与汉朝同时产生，成了汉朝的政治纲领、汉朝思想道德教育的导向标，具有政典性的价值。

汉初以黄老思想为统治思想的选择也是汉初一批重臣与思想家的政治思考，是有深厚的思想基础与实践基础的。当时的著名思想家陆贾、汲黯、晃错等著书立说，大力推荐并广泛宣传黄老思想的时代价值，陆贾大力鼓动，贾谊则从旁推涛作浪，刘安也竭力张扬，在思想界掀起力创黄老思想的社会思潮。而且当时还有一批重臣有以黄老思想为指导开展有效的社会性思想教育的实践经验。汉初重臣曹参（？—前190）、陈平（？—前178）、汲黯（？—前112）等政界人士从自身的经验中认识到黄老思想的政治价值。《史记·萧相国世家》中说，萧何“因民之疾秦法，顺流与之更始”。曹参曾经找过百余儒士商讨治齐大事，言人人殊，莫衷一是，而后“闻膠西有盖公，善治黄老言，使人厚币请之。既见盖公，盖公为言治道，贵清静而民自定。……参治要用黄老术，故相齐九年，齐国安集，大称贤相”。他接萧何为相三年，“载以清静，民以宁一”。司马迁大加赞叹：“参为汉相国，清静极言合道。然百姓离秦之酷后，参与休息无为，故天下俱称其美焉。”《史记·陈丞相世家》载，“太史公曰：陈丞相平少时本好黄帝老子之术”。《史记·汲黯列传》载：“黯学黄老之言，治官理民，好清静，……其治责大指而已，不苛小。黯多病，卧闺阁内不出，岁余，东海大治。……治务在无为而已。”他们以黄老思想治官理民实践的良好效果，强化了他们鼓动以黄老思想为教育主导思想的底气，有力地影响了政治大局。

而后的吕后、文帝、景帝都竭力推行以黄老的休养生息思想为主导的思想建设方针。“窦太后好黄帝老子言，帝及太子诸窦不得不读黄帝老子，尊其术”（《史记·外戚世家》），汉文帝欣赏“道家之学”，并身体力行，以道家提倡的节俭为美德，反对统治者纵欲自恣，在当时、在史上都享有很高的政治声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