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说下教”的教育主动

第四节　“上说下教”的教育主动

墨家有一支思想道德宣传教育的骨干力量，他们的思想道德教育活动的范围很广，在鲁、宋、齐、卫、楚、郑等地，都有他们的足迹，他们的思想宣传教育活动是很活跃、很深入的，也是很有特色的。正是这支队伍使他们的思想在社会上广泛地传播开来，成为被社会广泛关注与接受的思想体系。

一、劝以教人的教育自觉

墨家认为，“默则思，言则诲，动则事，使者三代御，必为圣人”（《墨子·贵义》）。这是说，有思想，有施教能力，有行事能力，三者能交替运行，必定能成为圣人，一个有为者应该是出言成教，有思想影响能力，这是最基本的素质要求。墨子具有“有道相教”的开阔胸襟，竭力主张有力助人，有财分人，有道则劝以教人，物质上精神上都要与人共享，有识见、有学问的要劝勉、开导人家，精神强者应给予精神弱者以精神关心、精神支持。他深深意识到给弱者以精神力量的巨大价值，所以墨家竭尽一切努力形成思想交流、思想共享的开放性思想氛围。他认为“隐匿良道，而不以相教”是不道德的，也是不可取的，应该有思想传播的自觉，有献身思想道德教育的勇气。墨家充分认识到知识传授与思想扩散的社会意义，认为“教天下人耕”，“教天下以义”，“其功多”，因此素有一种思想道德知识教育的责任自觉，墨子自己的一生都热心于倡教劝学即可见其一斑。

二、“强说人”的教育主动

墨子从来主张思想道德教育要主动，要热情，不能只是满足于有求必应，应达到“不扣也鸣”的境界。据《墨子·公孟》载，公孟子与墨子之间曾发生过一场关于应不应该有思想道德教育主动问题的争辩。公孟子曾对墨子说：“君子共（恭）己以待，问焉则言，不问焉则止。譬若钟然，扣则鸣，不扣则不鸣。”公孟子认为，教育者的最佳态度是“恭己以待”，“有扣则鸣”。这是当时教育界的时尚，即“礼闻来学，不闻往教”（《礼记·曲礼上》），认为枉己难以正人，要保持教者的尊严。对此，墨子深不以为然，在《墨子·非儒下》中，墨子反对“弗问不言”的傲慢，反对“待问而后对”的消极，他认为思想道德教育要有责任感，要有主动性，“虽不扣必鸣”（《墨子·公孟》）。在公孟看来，墨子“遍从人而说之，何其劳也”，主动地到所有人中去进行思想宣传道德教育，实在太辛苦了。墨子对他说：“今求善者寡，不强说人，人莫之知也。……行说人者，其功善亦多，何故不行说人也！”这是说，向善为善的人越少，越需要教育，思想道德教育不妨有点强制性，你不主动去宣传教育，人家怎么知道呢？这反映了墨子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教育责任心。

三、“强聒不舍”的教育韧性

墨子与他的门徒到官府到民间，热情地宣传自己的思想主张，虽遇到种种困难，也不挫其志，“周行天下，上说下教，虽天下不取，强聒而不舍者也”（《庄子·天下》）。从其“强聒不舍”勤于说教精神中可见墨家在思想道德教育中的主动与韧性、顽强与执著。墨子的思想道德教育意志不仅是主动的，而且是坚强的，他曾说：“好美、欲富贵者，不视人，犹强为之。夫义，天下之大器也，何以视人？必强为之！”（《墨子·公孟》）。一个人的生活追求尚且可以不顾他人意见如何，坚持自己的追求，何况对于思想道德这样的大事呢？墨子认为思想道德教育事关重大，要有坚定性。据《墨子·贵义》载，曾有墨子的故交坦诚地提醒他，“今天下莫为义，子独自苦而为义”，现在讲思想讲道德的人少，你何苦去进行这种困难的思想教育呢？墨子不是因此感到灰心，反而更进一步认识到思想教育的必要，他说：“今有人于此，有子十人，一人耕而九人处，则耕者不可以不益急矣。何故？则食者众而耕者寡也。今天下莫为义，则子如劝我者也，何故止我！”既然天下人道德之心都很淡薄，这说明思想道德宣传教育很有必要，你为什么还要阻止我呢？

总之，墨子这种思想道德宣传教育中的顽强进取精神是很可贵的，不仅在当时很受人称赞的，而且在历史上有很高评价。

四、“上说下教”的教育对象定位

墨子有自己的人生价值选择，有自己的教育对象定位，他认为，“不若诵先王之道，而求其说；通圣人之言，而察其辞；上说王公大人，次匹夫徒步之士”（《墨子·鲁问》）。可见墨子所施行的是对上宣传对下教育，对政对民的双向说服。

墨子及其门徒曾到许多国家去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宣传自己的社会理想，不怕种种困难，表现得非常执著。这是基于他的一个基本认识，即“天下为君者众，而仁者寡”（《墨子·法仪》），这是一个需要正直有为的思想家正视的严峻现实。墨子认为社会性的思想道德教育应从君王开始，“世不渝则民不易，上变政则民改俗。存乎桀纣而天下乱，存乎汤武而天下治”（《墨子·非命中》）。君王的思想道德素质如何，关系到天下治乱。有个学生高石子曾到卫国，其国君给他厚禄高位，也能静听其言，但并不实行，于是高石子对墨子讲，卫君无道，不愿接受他的主张，因此他不愿贪其爵禄，决定辞官而回。墨子称赞他，“姑听此乎！夫倍义而乡禄者，我常闻之矣；倍禄而乡义者，于高石子焉见之也”（《墨子·耕柱》）。高石子把自己的思想主张、理想信仰看得比个人爵位更重要，得到了墨子的热情赞扬。墨子认为，看到国家危险，君王无道，民生艰难，应该积极地去向高层的王公大人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以帮其解危济困。向高层人物游说可以说是那个时代思想家的共同特征。

在思想道德教育中，墨家有自己的显著特色，他比别人都更重视对下层人的思想说服与道德教育，他清晰地意识到，现实是“天下匹夫徒步之士少知义，而教天下以义者功亦多”（《墨子·尚贤下》），天下的匹夫徒步之士最需要思想教育，也最易见效、最有价值。一方面，他在《墨子·尚同上》中讲到，古代“未有刑政”时，天下百姓离散不能相合，应该把人们的思想统一在“天志”上，意思是应有一个统一的是非标准。另一方面，他想通过对“农与工肆之人”的思想教育，唤起他们的觉醒，提升他们的才能，改善他们的境遇，使他们从现实的困境中摆脱出来，得到共同的发展。因此，他对下层人的思想道德教育倾注很大的热心，具有很强的责任感，墨子的学生中大多都是生活在社会下层的普通劳动者。因此其教天下百姓以义者是出于其对“百姓饥寒冻馁而死者不可胜数”的现实的关心，因此也易于在社会上特别是平民中得到积极的回应。

五、以身践言的教育品质

墨子竭力倡导思想道德教育的务实精神，他深深懂得，只有“以身践言”才有思想道德教育的说服力，这可能是墨子思想风行那个时代的主要原因。

《庄子·天下》对墨子的以身践言风格特征及其渊源说得很清楚，“墨子称道曰：昔者禹之湮洪水，决江河，而通四夷九州也，名川三百，支川三千，小者无数，禹亲自操橐耜，而九杂天下之川，腓无胈，胫无毛，沐甚风，栉疾雨，置万国，禹大圣也，而形劳天下也如此，使后世之墨者，多以裘褐为衣，以跂蹻为服，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曰：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可见墨子的以身践言风格源于禹的形劳天下、自苦为极的优良的治世作风，这也是他的思想道德教育的基本特征。

墨子竭力主张思想道德教育与自身践行结合。《墨子·兼爱下》中说：“言必信，行必果，使言行之合，犹合符节也，无言而不行也。”墨子力倡言信行果、口言身行，以言求实，以言取效，并以之为思想教育者必须遵守的准则与信条。他着重告诫人们，“口言之，身必行之。今子口言之而身不行，是子之身乱也”（《墨子·公孟》）。墨子批评思想道德教育者那种“言而不行”不良习气，他说：“古之学者得一善言，附于其身，今之学者得一善言，务以说人，言过而行不及。”（《墨子·佚文》）身怀真理而只说人不律己，这不是思想道德教育者应有的品性。他一再强调，“士虽有学，而行为本焉”（《墨子·修身》）。他强调思想教育者要“以身戴行”（《墨子·修身》）。墨子还明确指出，“言足以迁行者常之，不足以迁行者勿常。不足以迁行而常之，是荡口也⁽²⁾”（《墨子·贵义》）。其意是说，语言如能转换为行为，则应崇尚之，否则不过是空言妄语而已。这是说教育要讲究影响人的行为的价值，要讲言的可行性，要讲教育效果。

六、强力而行的教育骨干队伍

墨子精心打造了一支宣传自己的思想主张的骨干队伍，几乎具有宗教集团性组织色彩。墨家思想教育者既有进取精神，又有顽强风格，既力量崇拜，又强者追求。墨家施教一尚力，墨子在其思想道德教育中，不仅重视自身道德的价值，更关注自身力量的价值，他向人们明确宣示，“赖其力者生，不赖其力者亡”（《墨子·非乐上》），实际上是试图矫正儒家在德与力的关系上的失偏。二尚强，《墨子·非命下》：“强必富，不强必贫；强必饱，不强必饥；强必贵，不强必贱；强必荣，不强必辱；强必治，不强必乱；强必宁，不强必危。”强，即刚强、顽强、倔强，于国于家于人都应以强从事，思想宣传教育也应强力而行，这反映了墨家思想教育的进取精神，也反映了墨家高度重视人的意志的力量。墨子主张从事者以强致功，治国者以强致治，教育者以强收效。其《墨子·修身》中更说“志强”才能“智达”，“志不强者，智不达，雄而不修者，其后必惰”。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墨子是意志决定论者，认为教育的智慧与功效决定于人的意志。

七、“摩顶放踵”为生命风格的教育个性

墨家的思想道德教育者短褐为衣、藜藿为羹，往往是有早餐没晚餐的，生活清苦，他们“手足胼胝，面目黧黑，役身给使，不敢问欲”（《墨子·备梯》），但宣传自己的道德信仰、思想追求，则赴汤蹈火，死不旋踵，艰苦跋涉，游说遍中原。这种生命风格与个性特征，彰显了他们浓重的匡时情怀与救世侠风，凸现其“形劳天下”的教育风采、“自苦为极”的教育意志，具有历史上一切虔诚的宗教传道者的共同品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