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猎的得失

在困难的1960年，各大单位组织人员去打猎，以补充肉食品供应不足和改善伙食。打猎所用的枪支弹药，是平叛中所缴获叛匪的武器，大多已经陈旧落后，甚至还有1904年的大炮，其中最多的是英式步枪和子弹。这些近乎于没用的东西，此时可派上了大用场，军区把它登记下发给各单位利用来打猎，价拨的子弹只要几分钱一颗，既解决了国家的困难，又给各单位解决了改善伙食的问题，何乐而不为呢。我们乐队有两个打猎爱好者，号称是“神枪手”，一位是徐宝康，一位是郭殿英，他俩多次担负这项任务，和军区政治部或“军直”组织的打猎队一起去藏北草原。

打猎当然是个苦差事，首先他们所去的地方，往往是没有人烟的冰天雪地，没有相当强的野外生存生活能力，是不可想象的；其次他们所带用品除了枪支弹药外，也只能是那件军用皮大衣和一顶大家共用的帆布帐篷，在寒风凛冽的草原上驰骋狩猎。每当他们满载而归，风尘仆仆，满身满脸的污垢，简直与藏族牧民相差无几。只有我们在欢笑声中从车上卸下冻僵的猎物，并扛进食堂，堆摞在墙根下时，英雄们才去对面的服务社洗个热水澡，这可以说是最高奖赏了。

猎物中有野马（即野驴）、野羊（即黄羊）、羚羊、獐子、野兔、野猪和其他动物，当然，在没有肉的时日，大家对改善伙食“打牙祭”，是很高兴的事，吃起来很香，也很开心，可从来没有想到过保护野生动物和生态环境问题。而且在困难的时期，以打猎来解决部队的吃肉问题，也是普遍现象。我们下部队演出，在134师的一个团里，就吃到过战士们用熊肉做馅包的包子；驻朔板多某部，曾招待我们吃“鸡宴”，每个“桌”（其实是几个人蹲为一个地圈）用脸盆盛上一只大个的“贝母鸡”（当地的一种据说专吃贝母的野鸡，白色羽毛长长的雉尾，美丽极了）。还有一次，在夜间行车的路上，遇见一只腿部受了伤的小獐子，我们看它可怜，把它抱回驻地，养了两天，后来伤好了，就把它放生了。

打猎，为了度荒确实起了不少作用，可是这种行为所造成的后果，和对自然生态造成的损失是难以估量的。就以藏羚羊为例，那时不知道它是濒临灭绝的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只知道吃起肉来，分不出与野羊肉有何区别，自然也不知道吃过多少只。但我记得1963年去北京时，曾经带去了四个特大的羚羊角，为了我队所进行的藏族乐器改革而送给了北京民族乐器厂，现在想来，这是何等的代价啊。野驴也是受国家保护的稀有野生动物，那时我们的汽车在青藏路上走，有时会遇到成群的野驴、野羊在草原奔跑，掀起阵阵黄尘烟雾迎风飘散，这种壮观景象，如今可能难以再见。以上这些话，绝非以今天的觉悟否定过去的革命精神，只不过回忆起来，是一丝苦涩的反思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