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质储备充足

在马克思主义看来，社会风险蔓延的要害之处在于，他会削弱社会稳定的物质基础。例如，形成商品价值的偏离趋势。关于这种偏离，西方经济学曾有大量论述。凯恩斯认为经济模式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实体经济”，另一类是“符号经济”，股票交易、债券发行等经济行为都属于“符号经济”的范畴。在金融领域迅速发展起来以后，“符号经济”大有取代“实体经济”之势，“资本运作”成为“一夜暴富”的代名词，德鲁克就十分赞同这样的观点。但是，“符号经济”的膨胀致使商品价值发生严重偏离，从而催生了大量“金融泡沫”，当泡沫破裂之时，金融危机便随之发生，2007年肇始的世界金融危机就是典型的一例。其实，“符号经济”导致的价值偏离并没有逃离马克思的理论视域。在他那里，这种偏离主要发生在资本的流通过程当中，这一过程划分为两个阶段:一是商品转化成为货币，二是货币再转化成为商品。从当代的视角来看，这两个阶段都有可能催生一定“金融泡沫”。在第二阶段中由货币转化而来的商品，他们不同于第一阶段的商品，而是成为第一阶段商品的生产要素。在这里，经济风险就是“在这两个阶段的任一阶段上所发生的价值的任何偏离或变化”，^[95]以及它“会对价格和利润有多大影响”。^[96]马克思以“货币转化为商品生产要素的第二阶段”为论述的重点。他假设工厂生产的商品是棉纱，并且此时棉纱已经被出售了。棉纱转化为货币；包含在棉纱当中的剩余价值已经得到实现，那么，现在这些货币就应开始转化为棉纱的生产要素。首先，货币应当转化成为棉花与辅助材料，例如煤炭、肥皂和油脂。其次，用这些货币来重新支付工人的工资从而转化为劳动。在这些转化过程中，棉花等原材料的价值并不取决于人的意志或者事先预付的资本，而取决于气候、土地肥力等自然条件。棉花是种在老的棉田里，还是种在新的棉田里？气候是好，还是坏？土地肥力是高，还是低？这些条件的差异使得等量的劳动可以生产出完全不等量的棉花。所以，同一数量和质量的棉花可以有完全不相同的价值和价格。因此，在自然条件发生变化的时候，例如天气状况不好，或是棉花的需求不得不靠肥力较低的土地来满足。在这样的状况下，纺纱业主必须从他的资本中扣除一部分金额用于补偿棉花涨价的部分，于是，他就会从已实现的货币中花掉更多的货币。这就是货币转化为生产要素所必须承担的经济风险。

这种风险有的时候较小，但有的时候可能性极大，从而造成纺纱业主的危机。马克思说:“棉花价值的这种提高可能吞没或甚至超过他的资本在第一次周转中所获得的全部利润。”^[97]并且，这种危机还有可能由于其他领域的某些因素加重。例如，生活必需品价格的提高会导致劳动价格的升高。这样，他又得将自己进款中的一部分支付出去，用来补偿他的资本中转化为工资的那一部分。如果这些风险现象同时发生，那么可能会造成这样一种境况，即使纺纱业主使用了全部由棉纱转化而来的货币，“他也不可能(如果不求助贷款，而这不是我们这里所要考察的)按同样的规模重新开始他的生产活动”。^[98]简言之，这将是纺纱业主用他最初预付的同一资本额所不可能做到的，他开始陷入“危机”。马克思由此展开，进而考察商品流通过程的两次连续周转，在这种连续的过程中，他的营业可能是亏本的营业，陷入真正的“危机”。马克思举了一个例子:假设，在第一个周期的两次转化中棉纱业主为生产棉纱预付了100镑，而当棉纱转化为货币之后，他得到了120镑。再假设，在第二个周期中，不变资本的支出提高了，可变资本在价格上也同时增加了，这样造成他的利润只有5%。那么，从棉纱向货币的转化中他获得了约5%的利润。但是，他在第二个周期中却预付了120镑，也就是纺纱业主不但预付了资本，还预付了第一个周期中所获得的利润。这样，当两个周期结束后，他就损失了约14镑，纺纱业主在第一个周期中实现的利润化为乌有。正如马克思所说:“在两种场合，他都实现了剩余价值，但在第一次周转中所实现的一部分剩余价值，在第二次周转中失去了。”^[99]除此以外，马克思还列举了流通过程中的其他风险因素。其一，纺纱业主固定资本的各个构成部分——可能会发生若干价值变化。如果煤碳或者铁矿的价值升高了，那么整个固定资本的磨损就不可能依照它最初进入生产过程时的价格获得补偿。这样，“它的补偿费用可能大于最初的费用价值”。^[100]其二，生产所需的全部机器和工具的价值，可能由于其再生产而导致不同程度的下降，这也会造成某些风险因素的产生。

就流通过程的第一阶段，即“W-G”而言，资本家的各种产品等待着转化为货币。马克思假设，价格始终与价值等同。这时，“X磅棉纱的价格等于120镑(包括生产费用100镑，其中，80镑比如说花在原料，即棉花上，另加上20镑剩余价值)”，^[101]如果棉花的价格由于特大丰收而突然下跌至60%，那么，已经加工成为棉纱并且已在市场上流通的棉花，其价格将同未加工的棉花一起下降。这样，X磅棉纱的价格从120镑下降至88镑(包含在其中的棉花的价格从80镑下降至48镑)。“纺纱业者将遭受32镑的直接亏损，虽然他实现了20镑利润，或20%(以上)的利润，实际上这一利润可能是50%以上的剩余价值。”^[102]换句话说，他用80镑的货币购买X磅棉花，但是却以48镑的价格将它们出售了。在马克思看来，如果纺纱业主所出售的棉纱中没有剩余价值，那么他获得的货币就只是48+20=68镑。这样，如果把实现的剩余价值一起考虑进来，就少了20镑。这就是“WG”中潜伏的经济风险。马克思认为，如果棉花的价格保持在这样一个较低的水平上，其结果是，纺纱业主在新的再生产周期中只要在棉花身上花掉48镑，而在其他支出项目上花掉20镑，他就能以与先前一样的规模进行生产，并且能获得同以往相似的20镑利润；但“如果棉花完全或大致恢复到以前的价格，他就没有足够的资本进行原有规模的再生产。如果他必须还债……他就可能破产”。^[103]这就是纺织业主的经济风险转化成了经济危机。

应对社会风险对社会物质基础的损害，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设想是建立充足的物质储备。首先，要扩大经济总量充实风险准备金。马克思曾提出，资本主义的风险准备金来源于资本的剩余生产。有人可能会问:马克思不是早就提出生产风险是任何社会形式的生产过程所固有的吗？那么，为什么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生产风险会把“剩余生产”问题凸显出来呢？马克思在这里解释道:“以前的生产方式下的这种剩余生产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基础上的剩余生产的量相比，是一个微不足道的量。”^[104]因此，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规模的扩大，是造成这一结果的根本原因。在马克思看来，由于在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下，人口急速增长，迅速形成了大量过剩工人人口，因而用于这些人口的准备金将比以往任何社会都多。

究其根本，马克思将风险管理费用增加的原因归结为资本覆灭的风险，即发生危机的危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大:“由于采用巨大的自然力等等，以及建立在与世界市场相联系的基础上的生产的出现，使得现有资本覆灭的危险性大大增加了。”^[105]这样，在过去生产方式下完全不被人注意的风险准备金，由于生产方式的变革而变成十分必要的东西了。这种状况一方面迫使人们必须永不停息地扩大生产规模，另一方面促使人们不断地更新和优化生产资料，以取代尚未完全磨损的生产资料，这已经成为支配着每一个资本家的普遍规律。

在《资本论》第三卷中，马克思进一步探讨了风险准备金的来源问题:“一旦资本主义生产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各个部门的不同利润率平均化为一般利润率。”^[106]在平均价格得到相对确立之后，各个资本家自然就意识到这样一个观念，即在这种平均化的价格中单个资本的某些差别会互相抵消，所以，他们会立即把这些差别囊括在他们的互相计算当中。正如马克思所说:“这些差别存在于资本家的观念中，并被他们作为补偿理由加入计算。”^[107]在资本家的共同观念中，最基本的是“平均利润”观念，也就是等量资本必须在相同时间内获得等量利润。具体而言，各个生产部门中的单个资本，都可以平等地按照各自的比例来分享社会总资本从工人那里榨取而来的总剩余价值。用资本家的话说，每个特殊资本都只是社会总资本的一个组成部分，每一个企业实际上都只作为总企业中的一个股东，根据各自资本股份的大小比例来分享总企业中的总利润。

在《剩余价值理论》中，马克思着重分析了风险准备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保险费，这种分析是从他批判拉姆赛“补偿风险的保险费”的观点开始的。他首先摘引拉姆赛的话说，“企业主利润可以分解为(1)企业主薪金；(2)补偿其风险的保险费；(3)他的超额利润”。^[108]对此，马克思进行了批驳:“至于(2)，同这里(笔者注:指剩余价值的来源)丝毫没有关系。”^[109]为什么会这样呢？马克思解释道:“柯贝特(以及拉姆赛本人)说过，补偿风险的保险费，只是把资本家的损失平均分摊，或者说，更普遍地在整个资本家阶级中分摊。从这个平均分摊的损失中，必须扣除保险公司的利润，即扣除投在保险事业中并担负这种平均分摊职能的资本的利润。这些保险公司以和商业资本家或货币资本家同样的方式取得一部分剩余价值，而不直接参加剩余价值的生产。”^[110]马克思认为这是一个如何在不同种类资本家之间分配剩余价值的问题，同时也是对单个资本进行扣除的问题。这个问题既与剩余价值的性质无关，也与剩余价值的总量无关。他还指出，工人显然不可能提供比他的剩余劳动更多的东西。换句话说，工人不可能在已经付出的剩余劳动果实之外另付给资本家一笔钱，从而为资本家占有这种剩余劳动果实进行保险。最多可以这样说:“即使不谈资本主义的生产，生产者在这方面也会有一定的支出，就是说，他们必须支出自己的一部分劳动或者说一部分劳动产品，以防自己的产品、财富或财富的要素遇到意外等等。代替每个资本家自行保险的是，他用(总)资本的一定部分专门担负这项业务，这样，就更可靠、更便宜地取得相同的结果。”^[111]总之，保险费可以从总剩余价值中截取一部分来支付，因此，剩余价值在各资本家之间的分配以及对剩余价值的保险，同剩余价值的来源或数量没有关系。由此，马克思进而提出，资本家“超额利润”中的保险费事实上也是一定资本在总剩余价值里所获得的份额，这一阐明是以括号的形式书写的:“企业主利润的第三部分是‘超额利润’(包括风险费，这种风险只是可能的，只是利润和资本的可能的损失，而实际上表现为保险费，从而表现为特定部门的一定资本在总剩余价值中所取得的份额)。”^[112]

其次，调整经济结构加快转变发展方式。马克思曾探讨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给整个经济结构带来的巨大变革。在他看来，将自由工人同生产资料分离开来，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发点。资本家攫取利润的手段就在于，将业已分离的二者用资本的方式重新结合起来的。这样，生产商品的人的要素与物的要素就一同进入了现实的生产过程，将这种生产过程转化为资本的一种职能。马克思对此有双重的评价，一方面，这使得商品生产的每一种经营都同时是剥削劳动力的经营；但另一方面，“只有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才成为一个划时代的剥削方式，这种剥削方式在它的历史发展中，由于劳动过程的组织和技术的巨大成就，使社会的整个经济结构发生变革，并且不可比拟地超越了以前的一切时期”。^[113]由此可见，推动经济结构变革的实际效果是马克思肯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积极作用的一个重要原因。

再次，依靠科学技术的进步。在马克思看来，信息传播手段和交通手段的改进可以减小经济风险的强烈程度，他摘引《伦敦经济学家》上的数据认为，电报的发明和航运工具的改进可以缩短经济活动中的信用期限，从而降低信用风险:“20年来，由于航运的加速和电报的设置，现在有必要再把见票后六个月减为发票后四个月。”^[114]与此同时，帆船的运用使得从加尔各答经好望角到达伦敦，平均时间不到90天。对于这一论点，马克思还举了欧洲与中国开展贸易的例子。他继续摘引《伦敦经济学家》的话指出:“1866年7月2日，主要同印度和中国做生意的伦敦五家大银行和巴黎贴现银行发出通告说，自1867年1月1日起，它们在东方的分行和代办所只买卖见票后不超过四个月的票据……不过，这种缩减的办法失败了，不得不再取消。”^[115]但是从那个时候开始，苏伊士运河的修建事实上已经使经济活动的信用期限大为缩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