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德麟先生与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的学术传统

陶德麟先生与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的学术传统——兼谈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创新的方法论

赵士发

说起来真的很惭愧，虽然我有幸留在武汉大学哲学学院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所从事教学与研究工作，与陶德麟先生接触的机会多了，但现在要写一篇关于陶先生的文章，却突然发现，我对陶先生的了解却并不够，而且还很不够。在担任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研室主任时，我想写一篇论文谈谈由李达先生和陶德麟先生等学术前辈所开创、需要我们后辈学人继承并发扬光大的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的学术传统，而且也将这一想法与陶先生说过，得到了他的支持。但因为各种事务，以及没有掌握足够的材料，竟然一直没有动手。现在正好可以借贺陶德麟先生八十华诞之机，实现我心中这个夙愿了。

我一直在思考，作为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点这一研究团体的一员，我究竟应从这个学科点的研究团体中继承什么，发扬什么?走一条怎样的学问与人生道路。自李达老校长等人开创这个学科点以来，陶德麟等先生苦心经营，现在又有汪信砚、何萍等教授的奋力开拓，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的发展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在国内以及国际上都有了较好的影响。作为其中的一员，我自己应如何承担起建设发展这一学科的责任?因为这不仅是一个学科建设问题，也是事关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事业的发展问题。大而言之，也是关系到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化与民族化的问题。

回答这个问题，当然需要全面了解李达老校长、陶德麟先生等学术前辈们所做的开拓性工作。李达先生的光辉业绩，国内以及国际上研究的成果都不算少了。这里我想主要谈谈陶德麟先生及其对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的贡献与成就，特别是对学科学术传统的重要作用，以及这一传统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方法论的启示。当然，一个学术团体的学术传统的开创、继承与发扬光大不是一两个人可以完成的。实际上，在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点从事过教学和研究、交流与学习的所有老师和学生，以及武汉大学哲学学院的所有老师和学生都对这一学术传统的形成有过这样或那样的贡献。特别是孟宪鸿、朱传棨、张守正、王玄武、雍涛、涂瓒虎、徐瑞康、陈祖华等诸位教授，也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几乎每人的贡献都值得专文撰述，容以后有机会再表。笔者主要目的只是提出问题，试图抛砖引玉。至于概括是否准确全面，还盼望更多的同仁和同事参与讨论。

一、学术传统及其重要性

在中国，人们对于自身的学术传统问题尚未引起足够重视，至今还少有人专门研究与著述，且没有一个公认的定义，自然也就很难说对特定的学术传统能达到应有的自觉。学术活动无疑也是一种重要的文化现象，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传统，一个学术团体也可以形成自己的学术传统。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学术研究中，就形成了一些重要的学术团体和流派，如法兰克福学派、南斯拉夫实践派、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等等，这些学术团体背后，都有某种学术传统维系着这些学术共同体。不同的学派之间往往会有学术论争，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论争并不是简单的派别之争，而是不同学术传统间的矛盾与差异的体现，这种学术的多元化发展可以开阔人们的视野，在多方对话中促进学术良性发展。并且，透过不同的学术传统，我们可以把握一定学术团体的学术特色。所以，厘清学术传统的实质与意义，对学术发展的作用不可轻视。

究竟什么是学术传统呢?我认为，学术传统实质上是一定的学术团体在长期的学术研究与交往过程中形成的价值取向、方法论原则与学术制度等稳定的综合体。学术传统不仅是历史的，也是现实的，而且对未来具有重要影响。

优良的学术传统对学术发展的重要作用是不容忽视的。一方面，它可以起到指引学术方向的作用，即对学术团体的研究问题域、研究方法论与价值立场等指明方向，使研究团体在这些方面达到自觉；另一方面，它可以凝聚学术力量，集中精力关注重要问题，实现跨学科、多角度研究，实现学问上的互补，从而能深入探索并加速问题的解决。此外，学术传统对一定学术团体的学术特色与身份认同是必不可少的。尤其是在这个时代，学术研究向综合性与专业化两个方向深入发展，学术传统对学术研究的建制与发展更为重要。

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学术传统也有死活之分和好坏之别。所谓活的学术传统，就是那些具有较强的生命力，在现实学术研究中依然起促进作用的东西；死的学术传统则是那些陈腐的、过时的或对现实的学术研究起阻碍作用的东西。优良的学术传统是活的，开放的和与时俱进的。所以，一个学术团体，如果能够形成优良的学术传统，对该团体的学术研究与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反之，僵死的学术传统则可能阻碍学术进步。因为学术传统具有相对稳定性，它本身如果是封闭的或静止的，就可能起到相反的作用，成为禁锢人们头脑的枷锁。

学术传统是多元化的，也应该向着多元化的方向发展。正如在世界上存在着多元的文化传统一样，也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学术传统。不断丰富与多样的学术传统，实际上是学术自由得以实现的体现，是人类向着自由全面发展、人性不断丰富完善的重要表现。多元的学术传统体现了人类价值观念、研究方法论与思维方式的多元化，对人类的精神发展和解放具有重要作用。

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自李达先生创立以来，就一直强调学术传统的重要作用，李达先生与陶德麟先生都非常重视对优良学术传统的继承和发扬。李达先生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代理论家，十分注重对马克思主义学术传统的继承与发扬。他强调应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方法论和思维方式去研究马克思主义，主张理论联系实际，反对和批判教条主义和各种形式的假马克思主义，敢于求真；他在武汉大学开创了较为系统完备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课程体系，开辟了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主的研究领域；培养了一大批包括陶德麟先生在内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并取得了一些在国内外都有重要影响的科研成就。这其中，体现了优良学术传统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重要作用。陶德麟先生也十分注重优良学术传统对学科建设与学术发展的重要作用。他在个人的论著中，在与青年教师、研究生谈话时，常常讲到李达先生与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的学术发展，强调要将李达先生开创的优良学术传统继承并发扬光大，他自己就是这一学术传统的重要继承与发扬者之一。

二、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与历史主义传统

究竟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的学术传统是什么呢?作为身在其中的一员，我切实地感受到了这个传统的存在。它真实地存在于学科的历史发展与现实进步中，真实地存在于学术团体成员的学风与教风中，真实地存在于学术成员所关注的理论与实践问题及其取得的学术成就中，真实地存在于学术成员的工作与日常生活中。这个传统究竟是什么呢?那就是坚持马克思的历史主义原则⁽²³⁹⁾或者说历史主义的学术传统，这是一个维系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发展繁荣的深厚的优良的学术传统。陶先生在概括李达老校长的学术风格时认为:“他的治学风格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把理论的严谨性与中国人民解放斗争的需要紧密地结合起来，创造性地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二是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有一种以身殉道的骨气，决不随波逐流，屈从谬说。”⁽²⁴⁰⁾而这其中，体现的正是对马克思历史主义原则的坚持。

所谓历史主义的学术传统，即是学术团体的成员在研究工作与生活中自觉地将马克思的历史主义原则作为自己的方法论指导，并贯彻于学术理论与实践活动中，形成了历史主义的价值取向和学术规范。从根本上说，马克思的历史主义原则不仅是一种方法论原则，而且是一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也可以说是一种哲学理念。因此，它是可以形成一种哲学传统的，从而也是能够成为一种学术传统的。在西方，也曾有历史主义和新历史主义学派，他们各有自己的历史主义传统。但与之不同，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所坚持的历史主义学术传统则是马克思的历史主义传统。马克思的历史主义是马克思以自己对现实问题的研究与对西方历史主义传统的批判改造为基础的，在马克思那里，历史主义已经成为一种重要的方法论原则与思维方式，蕴涵着为人类大多数人的发展和解放服务的价值观念。⁽²⁴¹⁾

马克思的历史主义原则将历史归结为人的实践活动及其结果，主张从实践出发去辩证地理解和解决历史发展过程中产生的各种矛盾和问题，因此，它实质上就是一种实践辩证法。马克思的历史主义原则主要包括以下这些相互联系内容:

第一，从实践出发去理解自然史与人类史的有机统一关系。人类史是自然史的延续和发展。但人类历史又高于自然史，是自然史发展的高级阶段，它受自然与社会双重规律的支配。因此，考察历史就应以历史主义的方法为主，而不能单用自然科学的方法进行研究。这就意味着，近代以来以工具理性为基本表现形式的科学主义与本质主义的思维方式应该在历史主义方法论中得到扬弃。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以后的科学都将为一门科学即历史科学所取代。也就是说，一方面，历史主义既要对历史进行静态的结构分析，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解剖，通过结构分析把握社会历史共时态的基本要素和结构；另一方面，又要对历史进行动态的历史分析，把握社会历史历时态发展的动态结构。静态的结构分析方法与动态的历史分析方法对历史主义来说都是不可偏废的，这是由研究对象本身的特殊性决定的。因此，有些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将结构主义与历史主义人为对立起来、把马克思的历史哲学看作科学或人学都是片面的。

第二，从实践出发去理解逻辑与历史的有机统一关系。逻辑与历史都是实践中产生的，逻辑本身就属于历史，是历史的构成部分。所以逻辑不能脱离历史，更不能以抽象的逻辑去人为地剪裁历史。这就意味着，要尊重历史的客观性，就要让逻辑与历史一致，而不是相反。在研究中，不能以逻辑主义的理论推理去取代历史主义的现实研究，而应将二者有机统一起来。而逻辑的东西在多大程度上反映并符合历史，只有在实践中得到解决。正如马克思曾经指出的:“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²⁴²⁾这就要求我们，从人的实践活动出发去考察历史问题。如对和谐社会的研究，我们更重要的是从对现实社会中不合理不和谐的现象进行批判入手，在对不和谐现象的实践批判中逐渐形成对和谐的看法，而不仅仅是从历史上已有的和谐思想入手。因为和谐不仅是一种状态，而且更重要的它还是一个动态的过程。除了静态的逻辑分析外，更重要的是进行动态的历史分析，才能科学合理地把握和谐社会的实质。实际上，历史中的每一个发展阶段及其任何具体历史事物，都要经历一个发生、发展和消亡的历史过程。历史主义传统与马克思的历史主义原则对某一历史阶段及其具体历史事物的全面认识，只有从对它们的过程研究中才能引申出来。

第三，从实践出发去理解历史普遍性与特殊性的有机统一关系。一方面，人类历史是具有普遍性的，表现在它是一个无穷的由低级进到高级的运动过程，虽然在它的整个过程中也不时地出现暂时的局部的倒退或逆转，但这个过程的总趋势，则是前进的、上升的。另一方面，一切历史事物都处在某一具体的历史发展阶段上，都是特定的历史环境的产物，是特殊的历史联系决定了事物的独特风貌。因而对于具体历史事物，只有从它的时代条件出发，才能够理解或认识。这就要求人们，将历史的普遍性与特殊性有机统一起来，将历史看作一种联系发展的过程，而这一过程又是由具体的历史事件和人物的活动构成的。我们不能以历史普遍主义去抹杀民族历史的独特价值，也不能以历史相对主义去否定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具体而言，我们必须批判地继承一切优秀的历史遗产，既不能忘记基本的历史联系，人为割断历史，陷入历史虚无主义的泥潭，也不能脱离具体的历史阶段和历史语境去评价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掉进历史普遍主义的陷阱。

第四，从实践出发去理解历史与价值的有机统一关系。马克思的历史主义原则要求将历史与价值在实践中统一起来，既然历史是人的实践活动及其结果，它就内在地包含着历史主体即人的价值关怀和价值诉求。历史进步与主体解放是同一个过程。马克思的历史主义原则所蕴涵的价值指向是人类大多数人的利益和解放。这一历史价值不是空洞的与抽象的，而是现实的无产阶级的利益和解放。从历史主义原则出发，对历史人物与历史事件的评价应将历史尺度与价值尺度统一起来，而不能用一个尺度代替另一个尺度。在当代中国，“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正是将历史与价值有机统一起来进行的理论创新。这种创新的基础，正是建立在历史主义原则的基础上的。它要求我们任何时候任何条件下都不应该将历史与价值割裂开来，以牺牲人的发展去谋求社会经济的增长。

今天，马克思的历史主义方法论原则依然是我们要遵循的重要原则。马克思历史主义的实质就是实践辩证法，它从实践出发，辩证地理解和解决历史发展过程中产生的矛盾和问题。马克思的历史主义是对历史相对主义、历史决定论、本质主义与结构主义的扬弃，是对历史虚无主义与历史偶像主义的批判和否定，它将历史与自然、历史与逻辑、历史的普遍性与特殊性、静态分析与动态考察、历史与价值等有机统一起来，是我们今天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方法论原则。这一传统不同于别的历史主义传统的地方，在于它是开放的，而不是封闭的；是流动的，而不是静止的。

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的学者们自觉将马克思的历史主义原则作为学术研究的方法论，逐渐形成了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为研究重心，以实践辩证法为方法论和理性，从事学术理论和实践活动，进行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相对稳定的历史主义学术传统。可以说，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的发展从来没有离开过这个传统。自李达老校长恢复重建哲学系创建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点以来，到以陶德麟先生为学科带头人的新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团体，至以汪信砚教授为所长的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所成员，历史主义一直是团体成员从事学术研究的基本原则和方法论指导。下面我将具体阐述陶先生对这一学术传统的传承与贡献。

三、陶德麟先生的学问人生与历史主义传统

作为李达老校长的学生与亲密学术助手，陶德麟先生直接参与了李达老校长在武汉大学的学术事业，继承和发扬了李达先生等开创的历史主义学术传统。陶先生历来主张并实践为人与为学有机统一的原则，其高尚的人品与高深的学问，为我们后学树立了一个值得尊敬和学习的榜样。他以自己数十年的人生经历与学问生涯，向我们展示了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深厚而优良的历史主义学术传统。这种传统，最明显地体现在陶先生为人与为学的以下几个层面:

一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问题域上，陶先生力主当代中国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应加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研究。这是自李达老校长开创这个学科以来，就一直在从事的理论事业。李达老校长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先驱，他非常重视让马克思主义讲中文，不仅翻译了大量的马克思主义论著，而且撰写了中国第一部系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社会学大纲》；后来大力进行毛泽东思想研究，解说了毛泽东的《矛盾论》与《实践论》，并在武汉大学建立了毛泽东思想研究室，开设了毛泽东哲学的课程，培养了一批毛泽东思想研究人才。李达老校长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陶先生继承了李达老校长的事业，组织编辑出版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强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理论事业对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意义。从陶先生的主要理论成果来看，无论是论文《真理标准与逻辑证明》还是著作《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历史与反思》、《哲学的现实与现实的哲学》、《当代中国哲学问题探索》、《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党的事业》、《陶德麟文集》，都是从不同层面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问题的深入研究。只要坚持马克思的历史主义原则，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问题就必然是一个不可绕过的环节。因为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她的世界化正是以民族化的途径展开的。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的成员们在这一问题域的研究上达成了共识，大家的研究基本上都集中于这个领域。汪信砚教授对李达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探讨也正是对这一历史主义学术传统的继承和发展。

二是在研究方法论上，陶先生强调研究中应坚持马克思的历史主义原则。正因为如此，陶先生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领域所取得的一切理论成果，读来都能令人感受到恩格斯所说的那种厚重的“历史感”。在《“双百方针”的理论基础应重新解释》一文中，从历史主义原则出发，主张根据时代的变化与要求将“双百方针”的理论基础从阶级斗争的理论变为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认识和文化发展规律的理论，以及社会主义的国家和法的理论，并对包括区分学术与政治问题在内的当时流行的几种说法作了历史主义的分析⁽²⁴³⁾。这对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理解和贯彻“双百方针”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在《人学研究应当坚持的两个原则》一文中，陶先生指出当代中国人学研究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其实质和核心正是坚持马克思的历史主义原则。在《哲学工作中必须贯彻的一个原则——学习〈邓小平文选〉的体会》一文中，陶先生明确指出，在哲学工作中必须始终贯彻的原则即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原则。他深刻地批判了理论界一些人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虚无主义态度和教条主义态度，强调要以科学的历史主义的态度去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与汪信砚教授合著的《在实践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一文中，陶先生进一步强调了确立马克思历史主义的正确态度、优良学风与科学方法对当代中国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意义。特别是在陶先生的几本著作中，历史主义的方法就更为明确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历史与反思》明确提出并实践了以历史主义的方法论为指导去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哲学的现实与现实的哲学》也是极富历史感的论著。可以说，陶先生是历史主义的坚持者。

三是在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上，陶先生强调要有历史眼光。陶德麟先生在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的建设与人才培养中，起到了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在他的带领下，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从来没有作为一种权宜之计去规划，而是以较长远的历史眼光去设计和建设。在学科研究方向的凝练、学术活动组织、课程体系改革、教学方法确立、教学研究队伍培养等方面，都体现出一种深远的历史眼光。在研究方向上，他始终强调理论研究要同中国当代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际紧密结合起来，不做无病呻吟、文不对题的无意义之研究。学科点多年来集中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研究正是对这一学术传统的发扬。在学术活动中，他强调学术研究与学术活动的自由与民主，主张学术独立，学术自由，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课程体系改革上，他从来不将已有的教科书体系看作完善的教条，而是主张不断根据理论和实践的发展进行改革完善。与国内一些批判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的学者全盘否认传统教科书的历史作用不同，陶先生主张对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作历史的分析。主张既要看到传统教科书在历史上起到的积极作用，又要根据理论与实践的发展改革其中过时的与不完善的内容，以新的研究成果去充实它。在教学方法上，主张以通俗易懂的语言，深入浅出地讲解，同时注重联系实际地分析，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以陶德麟先生为学术带头人的博士学位授权点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评定为国家重点学科，并在1989年的质量评估中被评为全国同类学科五个A级学科之一，后连续两次被评为国家重点学科。

在人才培养上，陶先生主张哲学系培养的人才目标层次应多样化，既要培养出专家型研究者，又要培养出马克思主义哲学宣传者，还要培养出具有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社会主义劳动者。在《一将难求，三军也不易得》的访谈录中，陶先生强调了历史主义的人才观。陶先生目前已经培养了一大批具有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素养的各类人才。他自1984年以来先后招收博士研究生数十名，到目前为止，有人已经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的专家、教授和博导，也有人成为党政部门和高校的重要领导，也有人成为著名企业家，还有人成为宣讲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普通教师。历史主义的学术传统使得学术团体成员在有困难时仍然能坚持自己的方向，并从这一优良的学术传统中吸取力量。这对我们青年教师的成长特别重要，生活在这个特殊的年代，要面对各种各样的压力，很容易迷失学术方向。但一个深厚优良的学术传统能为我们青年学人坚持正确的学术方向护航。

四是在为人上，陶先生强调要有一种历史态度。为学通常与为人是分不开的，学问常反映一个人的人品。陶先生对历史主义学术传统的继承和发扬更深刻地体现在他的为人上。陶先生八十年来的经历十分坎坷，可谓饱经风霜。他阅历丰富，知识渊博，为人谦逊，平易近人。他心胸开阔，待人宽容。虽然他也曾身居武汉大学校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哲学组召集人之职，但为政清廉，从不以权谋私。他本着对历史负责的态度，继承和发扬李达老校长敢于坚持真理、追求正义的品格，在“文革”期间被诬蔑为“李达黑帮分子”，受到了长达十多年的不公正待遇，但他没有因此而改变自己的学术立场，更没有去曲意逢迎错误的东西。他对自己的要求十分严格，勇于承担责任，改正错误，常常像鲁迅先生那样无情地解剖自己，不仅批判时弊，同时也作深刻的自我批评。他的座右铭是:求是拓新，厚积薄发，言必己出，过勿惮改。其间，让人体会到一种鲜明的历史态度。这种态度，是将为人与为学有机统一起来的历史态度，是将过去、现在与未来有机统一起来的长远历史眼光，是将继承与创新统一起来的实践辩证法。这正是历史主义学术传统在陶先生身上的最好体现。

四、陶德麟先生的哲学理论创新与历史主义传统

历史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优良学术传统，陶德麟先生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所取得的主要成就，也向人们证明，这一学术传统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理论创新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已经取得了不少成就，但同时，也存在着不少问题，特别是在方法论上，出现了种种非历史主义的学风和态度。这表现在不少人将学术创新作为一个口号或一面旗帜到处呼喊与挥舞，但真正具有实质性意义的创新成果，却不多见。殊不知，抛弃了历史主义原则的创新是没有根基的。由于不注重厚积薄发，单单追求数量增加，如不少教授专家总以自己写了多少文章、多少专著为荣，但却不管自己这些论著究竟有多少是“言必己出”的，多少是称得上真正具有创新意义的或对实践产生进步作用的成果，导致了多年来我们少有像李达老校长这样的学贯中西、对中国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理论和实践作出巨大贡献的著名学者，也少有像陶德麟先生这样对中国社会改革开放理论和实践产生重要影响的资深教授。

说到底，这里有一个学术研究与创新的方法论问题，即人们以什么样的方法论去指导自己的学术研究。我以为，马克思的历史主义原则对我们今天进行哲学理论创新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理论创新在今天的意义，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为重要。在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强调理论创新，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已经成为人们的普遍共识。但究竟如何才能实现真正的理论创新?如何处理传统与创新的关系问题?则是我们今天进行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时不能不反思的问题。

在国内，人们已经提出了多种多样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方法论或范式，如解释学的范式、人学范式、社会批判理论范式、出场学范式等等。但我们从陶先生的学术研究经历来看，坚持马克思的历史主义原则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不可背离的重要方法论。他十分重视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方法论上达到自觉对理论创新的重要作用，他在许多论著中反复强调过历史主义的原则。这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是陶先生强调要老老实实地研究当代中国社会反映人民普遍需要的现实问题。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要实现理论创新，“最重要的还是把视线投向新领域，研究新问题”⁽²⁴⁴⁾。应当承认，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并没有穷尽研究一切社会问题，“因为当时的时代还没有提出或者没有尖锐地提出这些问题。现在时代已经发生了极大的变化，新的实践、科学和哲学本身都提出了大量的新问题，而且非马克思主义哲学已经作了大量的研究，论著已经汗牛充栋，正在影响着全世界”⁽²⁴⁵⁾。而这些问题中，当前最需要花气力去研究的还是对我们的现代化和民族振兴有重大关系的哲学问题。因为理论的生命之源在于社会的需要，人民的需要，并且不是局部的表层的需要，而是普遍的深层的需要。如当代中国人的精神家园问题、科学技术与科教兴国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问题等。中国现代化过程中层出不穷的新问题，无一不与哲学有关，无一不需要从哲学的层面提供理论的向导。但一定要有历史的眼光，从我们的历史条件出发，不能跟着国外学者人云亦云。正如在国人普遍营养不良的情况下不能只跟着人家大谈减肥的迫切性一样。这当然不是反对超前研究，只是强调理论研究不能脱离实际的历史主义方法论。

二是陶先生强调在总结经验过程中要注意坚持历史主义原则。陶先生以总结经验教训为例，道出了个中缘由。他认为，研究任何经验总是一定具体条件下的经验。离开了当时当地的主客观条件(即语境)，经验便成为不可理解的东西，也无法从中提炼出具有规律性、普适性的认识，使今天在另一种主客观条件下实践的人们得到教益。例如，在中国革命建设的实践中确实有过许多错误，但有些错误并不是由哲学思想上的错误(或缺陷)造成的，就不应往哲学上“上纲”；有些错误确与哲学思想上的错误有关，对这些错误就必须深入地揭示它的哲学根源，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教训。但是，不论对待何种错误，都需要遵循历史主义的原则，把它放在当时当地的历史环境中去剖析。有些错误在当时是可以避免、应该避免的，这就不能以“交学费”之类的托词来为之辩护；有些错误则是在当时当地的主客观条件下不可能避免的，这就不能以今天的条件为尺度来苛责前人。当然，既同为错误，就都有教训可以吸取，但从不同方法论出发吸取的教训的内容是不同的。采取历史主义的原则，才会有助于使错误成为正确的先导。⁽²⁴⁶⁾

三是陶先生强调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中要注意贯彻历史主义原则。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中出现的非历史主义学风问题从方法论的高度作了鞭辟入里的批判，令人信服地论说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必然性与可能性。他认为:这里的关键是处理好世界化与本土化的关系。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土壤虽然在西方，但它的理论内容本质上却是世界性的，是世界哲学，是全世界的共同财富。但马克思主义哲学要在现实上成为世界哲学，还必须为世界各国度、各民族、各地域的人民所理解、所接受，这就需要有一个世界化的过程。而这个世界化的过程与自然科学的世界化过程是不同的，它必须结合各国度、各民族、各地域的特殊实际，实现本土化。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化和本土化是同一个过程，本土化就是世界化的必由之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就是这个过程的一部分。这个过程是整个世界发展到现代的必然结果。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历程中发生的一切问题，都与当代世界的全局有不可分离的关系。离开了对当代世界实际生活和中国实践的总体把握，包括对当代世界各种思潮(特别是现代西方哲学)的了解，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了解，不可能揭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实质，探求到支配它的规律。在当前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问题，首要的是有鲜明的现代意识，有鸟瞰当今世界全局的眼光，然后才能高屋建瓴，大处着眼。其次，还要避免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过程简单化、线性化的毛病，要看到这个过程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其他各种外来思潮以及中国传统思想相互碰撞、相互激荡、相互斗争而又相互吸取的过程。再次，在考察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成就时，也要放宽眼界，不仅要看到体现在著作中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成果，还要看到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对广大群众的实际影响，对整个民族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理想情操、行为方式等多方面多层次的实际影响，看到它对重铸中华民族精神的作用⁽²⁴⁷⁾。

总之，通过对陶德麟先生与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的学术传统的探讨，我们不难看出，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历史主义方法论是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方法论原则。这一方法论是符合理论本身发展的内在规律的，即哲学理论创新既是一个非线性的历史发展过程，同时又是多学科研究共同探索的结果。只有从历史主义学术传统出发，思考和解决现实提出的问题，不人为地割断思想传统，才能不断推陈出新，真正实现理论上的发展和创新。

(作者系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