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德麟先生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

陶德麟先生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

张三萍

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是由一代代理论工作者的努力汇集而成的绵绵不断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作为中国资深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专家的陶德麟先生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本文仅就四个方面谈谈陶先生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理论贡献。

一、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理论前提的探讨

马克思主义哲学自产生之后，经历了世界化和民族化相统一的发展过程，这一过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化和民族化的过程中，她必须不断同各种“左”的和右的思想倾向作斗争。同样，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大众化的过程中，也多次出现过“左”倾和右倾机会主义，其中“左”倾造成的损失更大。“左”倾机会主义在哲学上的表现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僵化和教条化，他们往往以马克思主义者自居，大量援引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词句和一般原则，然而却抹煞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特定情况下所作结论的相对性和特殊性，把这些结论绝对化和普遍化，打着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旗号来背叛马克思主义。因此，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化和民族化的过程中，对“什么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探讨和正确回答，是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理论前提。

“什么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对这一问题没有一言以蔽之的回答，但确立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也就不言而喻地回答了这一问题。20世纪70年代，中国学术界开展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成为打破极“左”思潮影响的一个重要转折，也为马克思主义哲学进一步中国化和大众化奠定了思想基础。在这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中，陶先生提出的观点和理论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概括而言，陶先生的理论贡献表现在:

(一)阐明了理论、认识不能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

在真理标准问题上，有的人不否认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但是却认为经过实践检验的正确的理论可以成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对这样一种似是而非的观点，陶先生进行了全面的分析，指出用理论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可以分为三种情形，第一，用普遍检验特殊；第二，用特殊检验普遍；第三，用普遍检验普遍。这三种情形事实上都行不通。陶先生认为，由于普遍只能大致地包括特殊，特殊不可能完全进入普遍，一种认识即使不违反普遍规律，也未必符合它所反映的特殊对象的实际，所以把反映普遍规律的理论当作检验标准，就可能把错误当成真理。对于第二种情形，用特殊作为检验普遍性理论的标准，则是由个别特殊命题的真推出普遍命题的真，过度概括所获得的结论不具有可靠性，其或真或假还须进一步加以检验。在第三种情形中，两种普遍性理论如果对象不同，它们无法互相检验；如果对象相同，则导致自身检验自身。通过这样的分析，陶先生充分论证了理论不能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

(二)揭示了逻辑证明和实践标准的关系

演绎推理是由一般推出个别的思维形式，如果推理的前提真，推理的形式正确，其结论必真，所以演绎推理也称必然性推理。这一特点使演绎推理不仅成为一种有效的论证手段，而且成为自然科学构建科学理论体系的重要方法。但陶先生指出，承认建立在演绎推理基础上的逻辑证明的重要作用，却不能把它作为检验真理的终极标准，这是因为:其一，逻辑证明的论据即推理前提的真假，不能由逻辑本身加以说明。陶先生指出，用作演绎推理的前提无非是经验命题、公理、定理、定义四种。经验命题的真假取决于命题的陈述是否与事实相符合，这只能由实践确定而不能由逻辑说明。在自然科学的公理化体系中，要保证体系既具完备性又具逻辑的自洽性，必然导致至少有一个公理不能在本系统中得到证明。至于定理，纯演绎科学体系中的定理由公理导出，公理不能由逻辑体系本身加以证明，定理也必不能由逻辑体系证明。经验科学中的定理是由经验事实中概括出来的普遍命题，经验事实是经过观察、实验、调查而获得，是实践的产物，因而普遍命题的真实性也只能由实践确定。定义特别是实质定义，是对事物本质属性的断定和陈述，与事物本质属性相符合的断定和陈述就是真的，反之则是假的。而定义是否与事物本质属性相符合，只能由实践回答。通过以上分析，陶先生运用完全归纳法得出结论:逻辑证明的前提不能由逻辑证明。其二，逻辑证明的规则即推理形式的有效与否也不能由逻辑本身加以说明。陶先生指出，推理形式的正确性是经过无数次的实践反映到人的头脑中来，被无数次的实践所证明，而不是被推理形式自身所证明的。即使是正确的推理形式也不能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这是因为，正确的推理形式所能证明的仅仅是前提和结论“形式上”的蕴涵关系的存在，而没有断定前提“事实上”蕴涵结论。

(三)说明客观对象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

陶先生指出，以客观对象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实质上是混淆了真理的定义和真理的标准问题。“认识的对象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尽管从语词上看，也有“检验真理的标准”这一语词，但它不过是对“什么是真理”的另一种回答，作为真理的定义是可行的。但是，如果把它作为“什么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问题的回答，则陷入“要判定认识是不是同对象相符合，就要看它是不是同对象相符合”的同语反复，所以它不能作为真理标准问题的答案。

通过对以上三个问题的说明，陶先生论证了两个问题:在真理标准问题上，首先要确立的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其次，是确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实践标准之外，没有并列的其他标准。

陶先生和老一辈的理论家对实践标准的理论说明，为我党重新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奠定了理论基础，也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确立了思想原则，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所要“化”的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由实践检验为真，也面向中国实践、与时俱进的理论，不仅包括了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所提出的理论，也包括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理论产物。

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深入研究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大众化和中国化是密切相关的整体，中国化对大众化又具有统领作用，因此，陶先生十分注重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研究，提出了很多颇有见地的观点。

(一)揭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可能性和必要性

尽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已经进行了将近一个世纪且还在继续进行的过程，但理论界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可能性问题还是存在一些似是而非的观点，较有代表性的有三种观点:中国人学到的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中国人不可能读懂马克思主义原著，中国化会使马克思主义变形走样。三种观点实质上都否认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可能性。陶先生逐一分析了这三种观点的错误之所在，指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既是可能的，也是现实的。

否认中国人可以学到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论者，往往仅仅把马克思的论著当作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而制造恩格斯和马克思的对立，否认苏俄哲学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和发展。对此，陶先生指出:(1)不存在恩格斯和马克思的对立。恩格斯和马克思通过不同的途径、经过不同的思想历程走上革命道路，但是恩格斯也是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恩格斯的理论在原则上和马克思是高度一致的，这不仅表现在他们合著了《神圣家族》、《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等著作，还表现在马克思了解《自然辩证法》的写作计划和基本构思，高度赞扬恩格斯的另一部著作《反杜林论》，把《反杜林论》和《自然辩证法》当成恩格斯与马克思分歧的证据，毫无根据。(2)列宁主义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继承和发展。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中，肯定了旧唯物主义的合理成分，但同时也非常清晰地划清了辩证唯物主义和旧唯物主义的界限，强调旧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斗争中的软弱无力；在《哲学笔记》中更是充满了辩证法的精彩分析和论断。说明列宁哲学思想与马克思哲学思想完全一致而又有所发展，与旧唯物主义不可同日而语。(3)必须正确评价斯大林。斯大林在理论和实践上有很多错误，但不能据此全盘否认斯大林理论。斯大林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尽管有简单化和绝对化的倾向，但是作为向党员简要介绍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基本观点的宣传材料，还是有可取之处；斯大林晚年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中提出一些有创见的马克思主义观点也应该肯定。即便如有些人所说，苏俄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赝品，也不能据此否认中国人可以学习到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因为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并不仅仅是通过苏俄哲学来了解马克思主义，而且李达的《社会学大纲》、毛泽东的《实践论》和《矛盾论》、艾思奇的《大众哲学》等著作都有自己的体系，与斯大林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并不相干。

对“中国人能不能读懂马克思主义的文本”、“中国人能不能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陶先生给出了肯定的回答，他指出，尽管哲学和文化传统有密切的关系，马克思主义哲学也的确是西方文化传统发展的产物，但这不足以证明中国人只有将自己的思维方式彻底西方化，才能读懂马克思主义，也不能说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会使马克思主义走样、变形。这是因为，一方面，不同民族的生存条件和实践方式在差异之中必有共同因素，由此形成的思维方式必有相同之处，这正是文化交流和对话的前提，否则，就无法解释佛教的中国化；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虽然产生于西欧，但它的视阈是整个人类历史和世界全局，而不仅是西欧，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理并不只是西欧情况的概括，而是整个世界历史发展过程的概括，对人类社会具有普适性。

陶先生指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以中国的国情为由拒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看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正是时代的选择、国情的需要。中国人曾经选择过各种西方资产阶级学说作为救亡图存的思想武器，这些学说所主张的资本主义的道路因不适合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情逐一破产，而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仅仅用28年的时间就建立了新中国，使马克思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的谬论破产。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同样证明马克思主义适合中国国情。

通过以上分析，陶先生严密论证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可能性和必要性，澄清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上的思想迷雾，对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大众化具有重要作用。

(二)明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败与否的判定标准

用什么作为判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败的标准，存在着实践标准和文本标准的区别，对此，陶先生指出必须由中国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的实践作为判定的标准，而不能以文本为标准。

陶先生通过回顾中国民主革命的历程，追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念的由来，指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概念并不是从书本研究中产生的，而是从中国人民的解放斗争的实践中产生的。这个概念提出的历史背景和条件决定了它是一个标志实践目的、实践过程和实践结果的概念，也就决定了它的检验方式和检验标准只能是实践。文本之所以不能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是因为文本是思想的记录，是认识的成果，是第二性的东西，它们的真理性也只有实践才能确证。即使是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文本，其真理性也要经过实践的检验，经过实践证实的论断也必须由不断发展着的实践继续检验。如果以文本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就是以尚待检验的认识为标准，必然导致主观和客观相分离、认识与实践相分裂。

(三)阐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传统文化的关系

正确处理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和大众化过程中的重要理论课题，对此，陶先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源泉和动力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的需要，是中国革命建设实践的经验，但是要成功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离开了与中国传统哲学的结合是不可思议的。

陶先生从学理上论证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可能性。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土壤虽然是西方，但它的理论内容本质上却是世界性的，是世界哲学。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要在现实上成为世界哲学，还必须为世界各民族、各地域的人民所理解、接受，这就需要有一个世界化的过程，必须结合各民族、各地域的特殊实际，实现本土化。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化和本土化是同一个过程，本土化是世界化的必由之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其世界化过程的一部分，离开了对中国实际和中国文化的了解，不可能揭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实质。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文化具有相似相通性，“两者都自觉而公开地把实现政治理想作为使命。中国哲学的使命是‘治国平天下’，是‘为万世开太平’，是实现‘大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使命是‘改变世界’，是‘解放全人类’。两者都注重实践，强调实行。两者都重视改造主观世界与改造客观世界的关系。两者都重视群体的力量。两者都重视整体、联系的思维方法，即辩证的方法”⁽²⁶⁶⁾。这些共性正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基础。

陶先生认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哲学的结合既是可能的，也是现实的，毛泽东思想即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哲学相结合的产物。毛泽东思想从内容上吸收了中国传统哲学的许多命题，从形式上运用了中国人喜闻乐见的语言，这种具有浓烈中国色彩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深刻地影响着中华民族的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许多范畴或命题如“实事求是”、“一分为二”、“物极必反”等已经融入大众日常生活的语言，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大众化。

陶德麟先生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研究，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具有很强的针对性，他总是针对人们思想上存在的一些模糊的认识进行辨析，这些辨析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往往具有正本清源的作用，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和大众化。

三、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方法论的正确把握

陶先生十分关注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问题，他从宏观上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提供了一些方法论原则。

首先，对大众化概念的正确把握。陶先生通过区别大众性和大众化，揭示了大众化的内涵。他指出，大众性是理论本身的一种属性，是标识理论所涉及、维护或关注的群众的范围的概念。任何理论都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相关阶级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共同诉求，都会有自己的群众，也就有一定的大众性。同时，任何理论都是少数理论家精神活动的产物，即使这种理论客观上反映了大众的利益和诉求，也未必能为大众所理解。所以理论家创造的理论都必须努力在大众中传播宣扬，让大众理解理论、信服理论，从而征服人心，赢得大众。这种工作就是大众化。

陶先生还指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旧哲学在大众性和大众化问题上的不同。马克思主义哲学代表的是有史以来最进步的阶级即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同时也代表了有史以来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因此它的大众性具有史无前例的深刻内容和广阔空间，与其他理论的大众性有原则的不同。同时，由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工人运动自发的产物，而是马克思和恩格斯这样的知识分子总结社会发展史，批判地吸收人类文明发展大道上一切优秀成果而创造出来的科学体系，所以也必须经过艰苦的大众化的工作才能为大众所理解，实现它的大众性，唯有如此，马克思主义哲学才能转换成摧毁旧制度的物质力量。正因为此，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来说，大众化不是可有可无的附加物，而是基本要求。

其次，必须正确处理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和中国化、现代化的关系。陶先生认为，不能离开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现代化孤立地谈大众化。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大众化和中国化是紧密相联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中国群众所理解、掌握、运用以解决中国的具体问题的过程，就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过程，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另一方面，大众化和现代化也是紧密相关的。由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今所面对的大众是生活在现时代的中国的大众，离开了现时代的特征，离开了大众当前的实际生活和需要，大众化就没有了对象，大众化就只能沦为一句口号。因此，“中国化、现代化、大众化是相互联系的统一整体，离开了哪一条都行不通。而它们的地位又不是平列的。中国化是统领一切的总问题，它逻辑地蕴涵着其他两个方面”⁽²⁶⁷⁾。

再次，必须划清马克思主义哲学通俗化和庸俗化的关系。陶先生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形式之一就是通俗化，把深刻的道理讲得通俗易懂，用通俗的语言，讲亲切的经验。在这个过程中，就必须区别通俗化和庸俗化的界限，通俗化的要求是使理论的表述显豁易懂而又不损原意，而庸俗化则只能使理论变成粗鄙低劣的东西，变成马克思主义的赝品。庸俗化的东西尽管也可能“易懂”，但它歪曲了马克思主义，根本不能算是马克思主义的作品。

陶先生还提出要做到将马克思主义哲学通俗化又避免庸俗化，切实可行的办法就是提高理论素养，没有深厚的理论素养、扎实的专门知识、丰富的实践经验和老练的语言文字功夫，难以做到通俗化，并且很容易走向庸俗化。

最后，陶先生指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途径是以理服人。早在1979年，陶先生就撰文《不能用专政的办法解决精神世界的问题》。文中，他对“文革”时期的错误的口号——“无产阶级在文化领域对资产阶级专政”进行了有力的批驳，同时提出真理占领思想阵地绝不能靠暴力。他说:“当一个人还相信谬误的时候，暴力不能使他放弃谬误；当一个人还没有认识真理的时候，暴力也不能使他接受真理。”⁽²⁶⁸⁾

2010年，陶先生撰文《关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问题》，又一次强调指出，哲学作为精神世界的花朵，是理论形态的东西，它对实际生活起作用的方式全在于以理服人，别无他法，解决精神世界的问题，靠强制是完全无效的，而要使哲学有说服力，就必须有严密的论证。

四、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提供高水平的教科书

要完成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大众化，高水平高质量的宣传材料是必不可少的，在这方面，陶先生有突出的贡献。1978年，根据李达同志的遗言，陶先生修订出版了李达同志生前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的上卷，定名为《唯物辩证法大纲》，这是“文革”后，中国出版的第一部系统阐述唯物辩证法的论著；与李其驹、段启咸、熊崇善、曾勉之等同志共同编辑出版《李达文集》四卷，为研究李达同志提供了第一手材料；参加《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的编撰，担任总论和辩证唯物主义部分的副主编，撰写了16个条目的释文。这些工作为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大众化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但是特别要强调的是陶先生为高校本科学生及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科目的教科书，惠及无数负芨求学的莘莘学子。

1986年，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由陶先生等人主编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一书。2000年，由陶先生及黎德扬先生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由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2006年，为适应高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学改革的要求，陶先生和石云霞先生主编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这些著作体系完整，内容充实，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阐释准确，成为众多高校马克思主义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原理课程的教科书，引导许多人走入哲学这一神圣的殿堂。此外，陶先生还为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编撰《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自学辅导》等教材，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作了详细而准确的介绍，为非哲学专业的人士提供了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经典教材，对普及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起了重要作用。

综上所述，陶德麟先生对实践标准的强调，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大众化的深入探讨和研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育和宣传，极大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

(作者系武汉理工大学文法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