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不论是马克思主义者，还是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家和学者，都把市场经济看成是资本主义特有的经济形式，强调市场经济只能与私有财产制度相联系，认为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是根本对立的，从而否定市场经济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存在与发展的可能性。邓小平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冲破种种束缚，创造性地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依据这一理论，我们党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进行了社会主义发展史上前无古人的探索。概括起来，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突破了完全排斥市场调节的大一统的计划经济概念，形成了“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的思想。早在1979年，邓小平就指出:“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我们是计划经济为主，也结合市场经济，但这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1]尽管这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内涵还没有真正确定，但这时提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无疑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创新意义。1980年，他又提出把“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相结合，”才能更好地发展经济的思想。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提出“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公式，并得到了党的十二大的肯定。确认要改革计划的方式、计划要尊重和利用价值规律，这就为市场发挥调节作用提供了现实基础，为市场经济的发展开辟了一条道路。
第二阶段，确认社会主义经济是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突破了长期以来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重新解释了计划经济的内涵。邓小平认为:“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比较，它的优越性就在于能做到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保证重点。缺点在于市场3运用得不好、经济搞得不活。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如何解决?解决得好，对经济发展就很有利，解决不好，就会糟。”[2]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确认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商品经济。有计划商品经济理论的确立，是改革实践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我党对社会主义经济中计划与市场关系认识深化的表现。它肯定了商品经济是社会主义的基本属性，突破了传统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把商品经济同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对立起来的思想束缚，为发展商品经济，扩展市场关系，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扫除了许多障碍，从而有力地推动了经济体制改革，也使改革的市场取向初步确立起来。1987年，邓小平指出:“计划和市场都是方法嘛。只要对发展生产力有好处，就可以利用。”[3]党的十三大根据邓小平的指示，把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新体制界定为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并提出了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经济运行模式，这样就纠正了把市场调节放在从属和次要地位的状况。
第三阶段，从根本上破除了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看作属于社会基本制度范畴的思想束缚，确认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1988年开始对前一时期经济过程所产生的总量失衡导致经济秩序混乱进行治理整顿，以改善宏观经济环境。1989年又发生了政治风波。在这个背景下，把市场经济看作是资本主义经济基本特征的传统观念又得到了蔓延，计划与市场的内在统一被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所取代。一些企业市场化改革被停滞，原有的计划经济的东西又出现回潮，经济体制改革出现了停滞、徘徊的状况。针对这一情况，1991年，邓小平指出:“不要以为，一说计划经济就是社会主义，一说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不是那么回事，两者都是手段，市场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4]在1992年初的南方谈话中，邓小平明确指出:“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5]邓小平的这些论断，为进一步打破传统观念，解除思想束缚，重新认识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问题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它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是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重大创新。第一，明确界定了市场经济的属性，它是资源配置的手段，不是划分社会制度的基本标志;第二，解除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对立起来的思想束缚;第三，为我国最终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模式奠定了理论基础，极大地推动了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根本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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