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环境新形势

2014年11月，习近平主席在亚太经合组织（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上首次系统阐述了新常态。新常态有三个主要特点：速度方面，“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结构方面，“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动力方面，“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

事实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持续保持高速增长，大约分成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改革开放初期，也就是中国给全世界打工的阶段，这一阶段的主要拉动点是出口；第二个阶段是中国给自己打工的阶段，这一阶段的主要拉动点就是“内需”，因而我们会常常听到一个词叫“拉动内需”；第三个阶段就是现在，从“供给侧改革”开始，全民创业、万众创新，中国经济进入了下一个发展阶段。

2014年12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阐述了中国经济新常态的九大特征：

从消费需求看，过去我国消费具有明显的模仿型排浪式特征，现在模仿型排浪式消费阶段基本结束，个性化、多样化消费渐成主流，保证产品质量安全、通过创新供给激活需求的重要性显著上升，必须采取正确的消费政策，释放消费潜力，使消费继续在推动经济发展中发挥基础作用。

从投资需求看，经历了30多年高强度大规模开发建设后，传统产业相对饱和，但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和一些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商业模式的投资机会大量涌现，对创新投融资方式提出了新要求，必须善于把握投资方向，消除投资障碍，使投资继续对经济发展发挥关键作用。

从出口和国际收支看，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前国际市场空间扩张很快，出口成为拉动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动能，全球总需求不振，我国低成本比较优势也发生了转化，同时我国出口竞争优势依然存在，高水平引进来、大规模走出去正在同步发生，必须加紧培育新的比较优势，使出口继续对经济发展发挥支撑作用。

从生产能力和产业组织方式看，过去供给不足是长期困扰我们的一个主要矛盾，2014年传统产业供给能力大幅超出需求，产业结构必须优化升级，企业兼并重组、生产相对集中不可避免，新兴产业、服务业、小微企业作用更加凸显，生产小型化、智能化、专业化将成为产业组织新特征。

从生产要素相对优势看，过去劳动力成本低是最大优势，引进技术和管理就能迅速变成生产力，现在人口老龄化日趋发展，农业富余劳动力减少，要素的规模驱动力减弱，经济增长将更多依靠人力资本质量和技术进步，必须让创新成为驱动发展新引擎。

从市场竞争特点看，过去主要是数量扩张和价格竞争，现在正逐步转向质量型、差异化为主的竞争，统一全国市场、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是经济发展的内生性要求，必须深化改革开放，加快形成统一透明、有序规范的市场环境。

从资源环境约束看，过去能源资源和生态环境空间相对较大，现在环境承载能力已经达到或接近上限，必须顺应人民群众对良好生态环境的期待，推动形成绿色低碳循环发展新方式。

从经济风险积累和化解看，伴随着经济增速下调，各类隐性风险逐步显性化，风险总体可控，但化解以高杠杆和泡沫化为主要特征的各类风险将持续一段时间，必须标本兼治、对症下药，建立健全化解各类风险的体制机制。

从资源配置模式和宏观调控方式看，全面刺激政策的边际效果明显递减，既要全面化解产能过剩，也要通过发挥市场机制作用探索未来产业发展方向，必须全面把握总供求关系新变化，科学进行宏观调控。

这些趋势性变化说明，我国经济正在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复杂、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化，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正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经济发展方式正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经济结构正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存的深度调整，经济发展动力正从传统增长点转向新的增长点。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1]

可这跟中小企业有啥关系？不，关系很大。因为这些变化，企业的生意才不好做了。

拉动中国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分别是出口、投资和消费。第一个是出口，出口不仅是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在做的事情，也是中国在新世纪加入WTO以来重要的经济增长点，贡献了大量的外汇储备和经济增速。第二个是投资，投资是核心的指挥棒，资本（包括人力、物力、财力）投到哪里，哪里就发展起来了。正是因为投资，中国的路桥基础设施才能更加完善，房地产建设才能一路高歌猛进，高铁、大飞机等大项目才能发展落地。第三个是消费，也就是扩大内需，鼓励居民买车买房，度假旅游，从而激发市场活力。

前些年，无论是基础设施建设，还是居民买车买房，核心是创造了内部需求。财政投资扩大内需，工厂生产满足内需并赚取利润，财政通过税收再拿到更多的钱扩大更大的内需。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国家为防止经济硬着陆，通过四万亿资金刺激经济、扩大政府投资也属于需求拉动。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循环养活了很多的企业。

而如今，“新常态”下很少提及“拉动内需”了。这背后有两方面原因，一方面是投资拉动的边际报酬越来越小，效果越来越差。另一方面是中国产品市场已经逐渐饱和，单一的传统的产品不再能满足消费者的需求。这意味着，国家财政投资的方向有了变化，原来在需求侧扶植企业的方向变了；消费者口味发生了变化，原来被消费者广泛接受的产品不再受欢迎了。

上一轮经济周期中中国经济处于“商品短缺”时代，是“卖方市场”，话语权在卖家手中，有货不愁卖，卖家的核心诉求在于“拿货、销货”，核心价值在于“量”。在此背景下，不需要想得太长远，只想着今天的进货、今天的销货就可以，短线思维特征明显，并且卖方话语权大，因此生意具有低投入、高产出的特征。这种特征下，中小企业做生意大体可以分成为销货提供产品的“工厂类”和拿到工厂的货推到市场里销售的“销货类”，而且这两种类似的生意都生存得不错。

但是今天商品短缺经济转变到了“商品过剩经济”，市场进入了“买方市场”。这时候，消费者的话语权开始大了起来，越来越挑剔，个性化诉求越来越强，简单的销货方式已经满足不了这个时代消费者的购买诉求。一时之间工厂库存增加、订单锐减，“倒爷们”的日子也开始难过，货越来越不好卖，利润越来越低，甚至卖一件亏一件。以前的“销货思维、粗放型思维、短线思维、低投入高产出思维”开始变得与市场环境格格不入。

图1-1 “新常态”下中小企业新问题

国家不再为企业的销路埋单，消费者也更加挑剔，难怪生意不好做了。所以要从供给侧进行改革。

2015年11月1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上强调，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推动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实现整体跃升。2015年12月18日至21日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重大创新。过去的经济增长主要是依靠需求侧投资、消费和出口“三驾马车”来驱动，今后的经济增长必须转向供给侧的“三大发动机”——改革、转型、创新来驱动。

以前不管企业做得怎么样，只要踏实做就吃穿不愁。而现在，市场要求高了，竞争更为激烈了，如果不改革创新继续混日子，可能真的要被市场淘汰。

那么，为什么说经济新常态需要供给侧改革引领？

第一个方面是传统优势不再。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大国地位不断确立和加强，Made in China遍布全世界。制造业成为了中国在国际竞争中的支柱产业，但这也成为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制约。一直以来，中国制造业都以人口红利为基础，提供大量的低成本工人，蚕食欧美市场的制造业。但近年来，随着印度和东南亚制造业的兴起，更加低价的劳动力市场出现了；从另外一个方面来看，随着中国经济水平的发展，人们开始追求更加有品质的生活，人工成本也在逐步上升。此消彼长，中国制造的成本优势逐渐消失。另外，中国制造一直是劳动密集型产业而非知识密集型产业，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领域相对较少，这在未来国际竞争的形势下也是对中国不利的，因此“万众创新”应运而生。这意味着，依靠传统劳动密集型的企业优势不再。

第二个方面是有效供给不足。当前中国消费者的需求升级了，但很多产品还停留在原来的中低水平，企业生产的产品满足不了需求，卖不出去了；而另一方面，一些高端产品却颇受追捧，比如大家纷纷去日本买马桶盖、去海外代购买奶粉，所以我国中低端产品过剩，而高端产品严重不足。供给侧改革目的是通过结构性调整和提升，实现高水平的供需平衡，不是简单通过去产能实现低水平供需平衡。因此，只有通过供给侧改革，以提供更高端的产品和服务，才是经济增长的出路，也是中小企业的出路。

对于中小企业而言，“供给侧”面临几大问题：供给体系总体具有外向型，外需减少，部分行业产能过剩；面向低收入群体，没有跟上国内中等收入群体迅速扩大而变化了的消费结构；供给体系排浪式消费，但满足多样化、个性化消费的能力相对比较差；部分产能已近物理性峰值；中低端产品过剩，高端产品供给不足；企业生产经营成本提高过快。

供给侧结构改革既需要调整存量，又要强化、优化增量。调整存量的方式有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等，而这正是供给侧改革和供给管理的内容；优化增量的途径是培育新产业、新业态、新技术、新品牌等，而这也正是供给侧改革的要义。推行供给侧改革，就是要让中小企业这样的微观运行主体自身所具有的动力、活力和创造性得以释放、发挥，通过不断积累创新元素和提高创新能力的方式增强竞争力，进而自由地创造价值，自主地实现价值，以改善经济运行效率的方式提高全要素生产力，促进国民收入的持续增长。

当前的时代，是一个处于拐点的时代。供给端面临的难题是中国人口红利将逐渐消失，资本利用有效性不足，产能过量从而拉低整体生产效率，创新能力不足成为众多中小企业的短板。面对新的形势和新的需求，我们将又一次的迎来“阵痛”。谁能尽快转型，谁能更好地适应潮流，谁就能在下一个增长点来临之际获得井喷式的爆发。

注释

[1]摘自201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报告（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