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建立在不完全竞争与规模收益递增的基础上，是新贸易理论在政策领域的衍生与拓展。它基于规模经济与不完全竞争，说明政府从一国总体福利最大化的角度出发，对本国寡头厂商以及能够产生技术外溢性的高科技行业应该采取何种措施，在各种措施下一国具体的福利状况又会怎样进行分析。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支持者大都认为政府应该扶植本国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其依据在于高技术产业能够产生巨大的技术外溢，这能够提高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布朗德 （Brander）和斯潘塞（Spencer）是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倡导者，他们借助于产业组织理论和博奕论的研究成果，探讨了在不完全竞争和规模经济条件下，政府出口补贴对于生产和出口贸易的影响，建立起战略性贸易政策研究的基本框架。该模型假设存在一个不完全竞争市场，甲、乙两国各有一家厂商，生产同类产品，都出口到丙国，而在两国国内都不存在这些产品的消费。如果此时甲国政府补贴甲国企业的出口，由于在不完全竞争条件下垄断利润的存在，这样甲国厂商在与乙国厂商的竞争中就处于有利地位，就会实现从乙国厂商向甲国厂商的利润转移，从而提高其收入。后来迪克斯特（Dixit）将布朗德和斯潘塞的研究结果从两家厂商推广到多家厂商，证明只要甲国厂商的数量不多，其结论仍然成立。布朗德—斯潘塞的战略性贸易政策告诉人们：由于国际市场上的不完全竞争性质和规模经济的存在，市场份额对各国企业变得更加重要。市场竞争变成一场少数几家企业之间的“博弈”，谁能占领市场，谁就能获得超额利润。在这场“博弈”中，政府能够通过提供补贴或其他措施来帮助本国企业在国际市场竞争中获得胜利，而企业在获胜之后所获得的利润会大大超过政府所支付的补贴。而当政府保护的企业具有强大的技术外溢效应，又会对整个国家的技术进步都会产生非常大的影响。值得注意的是，基于新贸易理论所提出的“管理贸易”（战略性贸易政策）的主张是从现实世界经济中所普遍存在的不完全竞争市场情况中提炼出来的，它们试图设计出适宜于产业内贸易的外贸政策，以改善一国的竞争环境，使市场运行达到次优状态。按照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国家需通过技术引进、研发补贴等途径，有重点地培植一批出口前途好的高科技产业。但是实施新贸易理论的政策主张面临着诸多约束条件。首先，不完全竞争和规模经济的存在是其不可缺少的前提条件，除此之外，还要求各国政府拥有可靠和完备的信息，从而准确把握贸易政策的福利效应；国内产品市场需求应比较旺盛，以保证企业扩大规模过程中报酬递增的实现；接受政府补贴的企业能够在以后带来国民福利提高的结果等等。这些制约因素又是政府政策实施时所应该充分考虑到的。
Hausman等（2007）认为创新企业在尝试生产新的高技术水平商品的过程就是一个成本发现过程，这会产生正的知识外溢，导致创新企业付出的成本和收益并不相等，此时仅仅靠市场力量的作用，会使得创新产品的供给不足。这种市场失灵应该由政府政策来弥补，政府政策通过介入市场失灵领域而对塑造一国生产结构起着潜在重要作用，通过给予创新企业补贴等方式增加其创新的收益而促进高技术产品的生产。当该国从事创新的企业增加时，高技术水平产品生产规模的扩大，自然会带来经济快速增长。因此当存在成本发现外部性的情况下，专业化生产模式并不是由基本因素唯一决定的，此时贸易结构取决于参与成本发现的企业个数越多，则出口促进经济增长的可能性越大。
Lall（2000）说明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易中的比较优势不仅仅取决于自身的要素禀赋，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其掌握和使用技术的能力。这是因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国际技术转移市场存在市场失灵问题，这表现为：首先，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发现新技术是很难的；其次，技术引进后，其有效率的使用需要有新的知识和技能相匹配才能有效地消化和吸收；再次，技术的消化和吸收过程因技术的差异而有所不同，有的需要花费很长的时间和成本，风险大，不可预测，其中涉及众多的外部性和协作问题。考虑到这些，可以通过政府政策的干预来改善，越难的技术越需要政策的干预来帮助企业克服技术选择、消化和吸收中的成本，并且辅助企业之间的协作。Rodrik，（1996）和Redding（1999）说明出口商品结构的优化并不是短时期内能完成的，它的变化具有路径依赖性和不易变性，他的形成是累积学习效应、规模效应、制度和商业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可能会涉及一系列政府政策的干预。波特的国家竞争优势理论说明一国在某一行业建立和保持竞争优势的能力取决于四个基本变量，即，要素禀赋、需求状况、相关产业和辅助产业以及行业的战略、结构以及竞争情况。其竞争优势既包括了一国初始比较优势——资源禀赋因素，也包括了后发比较优势和潜在比较优势——取决于政府政策。该理论对我国出口商品结构优化的指导意义在于强调政府应加大政策力度，推动产业集群，通过产业关联和技术溢出效应来推动产业结构进而出口商品结构优化。
综上，不同的出口商品结构直接影响着经济增长的“质量”，这解释了出口商品结构优化的必要性；而出口商品结构优化的影响因素是十分丰富的，涉及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要素禀赋积累、国际资本的流动、技术进步多个方面，在出口商品结构优化中政府政策优势是十分重要的保障。出口商品结构优化理论是本文出口商品结构实证研究的理论基础。
[1] 自许继琴（2005）
[2] Krugman（1979，1980）使用的是D-S（1977）多样化需求函数，此时贸易的利益仅仅来源于贸易国可以获得数目更多的品种；而在Lancaster（1980）特色需求偏好下，贸易利得来自于商品品种数目的增加和规模经济。
[3] （意）甘道尔夫（Gandolfo, G.）著，王小明等译，国际经济学（第一卷）国际贸易的纯理论，-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9.11，pp171
[4] 进一步考虑到储蓄向投资转化不是自然完成的，它需要有有效的金融市场做保障，因此金融结构的优化对一国比较优势进而出口商品结构优化也会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关于这方面的文献综述，请见史龙祥和马宇（2008）。
[5] 文中假定消费的资本劳动比率高于投资品的资本劳动比率。
[6] 自李辉文，“现代比较优势理论的进展”该文载于中国经济学教育科研网http://cenet6.nsd.edu.cn/
[7] 若劳动禀赋的增加会提高对资本投入的需要，资本与劳动是“合作”的关系；相反，劳动禀赋的增加降低对资本投入的需要，资本与劳动是“非合作”的关系。
[8] 这里采用的是希克斯定义法，按照他的定义，在资本劳动比率不变时，若技术进步导致两种要素的边际生产力同比例的增加，那么，技术进步就是中性的；如果所节约的那一种要素的边际生产力的相对提高小于其他要素边际生产力的相对上升，我们就称技术进步是要素节约偏向的（参见，甘道尔夫（1999），pp174）
[9] 关于干中学的进一步说明，请参阅Grossman G.. M. , Kenneth R. Handbook of international economcs， ELSEVIER SCIENCE B.V.,1993，Vol 3 pp1292
[10] 自《斯蒂格利茨经济学文集》第3卷，中国金融出版社，pp382
[11] 耿伟，内生比较优势理论演进的理论与实证，2008，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pp135
[12] 张亚斌，内生比较优势理论与中国贸易结构转换，2006，中国经济出版社，pp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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