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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商品结构优化的影响因素

时间:2022-07-23 百科知识 版权反馈
【摘要】:产业结构的升级古典和新古典贸易理论分别说明产业的劳动生产率、产业要素密集度与国家要素禀赋结合决定了一国在产业间贸易中的出口比较优势。垂直差异化产品产业内贸易理论告诉我们:发展中国家出口商品结构优化中仍不可避免地受到国内要素禀赋的约束,技术进步、国内收入分配是提升发展中国家出口商品质量的重要决定因素。

(1)产业结构的升级

古典和新古典贸易理论分别说明产业的劳动生产率、产业要素密集度与国家要素禀赋结合决定了一国在产业间贸易中的出口比较优势。但理论本身属于静态分析范畴,产业结构是建立在先天的要素禀赋或劳动生产率基础上,如果我们接受先天的生产率差异(即外生比较优势)作为分工的条件,就会导致贸易产品、方向和格局的静态化,这在一定程度会产生“比较利益陷阱”。而洪银兴(1997)说明单纯的由资源禀赋决定的比较优势在国际贸易中不一定具有竞争优势。认为注重质量和效益的对外贸易不能停留在现有的比较优势上,需要将这种比较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比较优势向竞争优势转换的关键性因素是高新技术,包括从国外引进的高技术与丰富的劳动力资源相结合,以及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高技术产业。因此,发展中国家需要推动产业结构升级,以此带动出口商品结构优化

①幼稚工业保护理论

李斯特幼稚工业保护理论说明发展中国家应该对本国刚刚建立、对国家独立自主和经济发展有重要意义、但面临强大国际竞争力的幼稚产业进行保护,促进其成长为主导产业甚至支柱产业, 从而实现一国产业结构的升级, 进而为出口商品结构的优化升级提供基础。在幼稚产业的界定方面, 有代表性的界定标准主要有穆勒(Mill)标准, 也称成本差距标准, 强调的是基于规模经济基础上的未来成本优势。巴斯塔布尔(Bastable)标准, 也称为利益补偿标准。只有当某种产业预期利润大于保护成本, 才可确立该产业为被保护的幼稚产业。肯普标准(Kemp)也称外部经济标准。如果一个产业能够产生外部经济效应, 即使该产业不符合穆勒标准或巴斯塔布尔标准, 仍有保护的必要。小岛清(Kiyoshi Kojima)的标准。应根据要素禀赋和比较成本的动态变化, 选择一国发展中应予保护的幼稚产业。这些幼稚产业的界定标准在一定意义上拓展了幼稚产业的内涵, 但也出现了幼稚产业与后来提出的战略性产业之间的概念交叉与模糊[1]

②产业内贸易理论

随着产业内贸易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日益增强,贸易更多地反映了一国后天可获得的优势,这一优势更多地来自于规模经济或在技术竞争中获得领先地位,其形成的没有规律,并具有暂时性的特点。产业内贸易理论大量运用产业组织理论和市场结构理论来解释国际贸易,并用不完全竞争、规模报酬递增、差异产品等概念和思想来构筑新的理论模型,发展成为以规模经济和非完全竞争市场为两大支柱的完整的经济理论体系,使国际贸易理论取得了新的重大进展。产业内贸易理论有水平差异化产品产业内贸易理论和垂直差异化产品产业内贸易理论两路思想。水平差异化产品产业内贸易理论以Krugman的贸易理论最具代表。Krugman(1979,1980) 认为(1)在要素禀赋和生产要素比例相近或相似情况下,国际贸易利益来自规模经济。一方面,企业可以通过大规模专业化生产取得规模节约的经济效果,其平均成本随着产量的增加反而会减少,也就为其市场扩张提供了竞争优势。另一方面,对于两个具有相同或相似要素禀赋的国家,若一国在某种产品生产上享有成本递减的规模经济,则在同样的长期成本曲线上,该国该产品将以较大的产出和较低的成本排挤另一国同一产品而占据优势,取得贸易利益,并使另一国的要素转向其他相似产品或产业。(2)倘若一国在某种产品生产上具有规模优势,而另一国在另一种相似产品上具有规模经济,则产业内贸易就会发生,双方都将从贸易中获得利益,贸易利益表现为消费者从多样化消费中获得的福利水平的提高[2]。值得注意的是,此时经济中的价格机制已经不再起作用,即国家之间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以及国民福利水平的变化不是通过价格变化来调节,而是通过产品种类数来起作用。(3)克鲁格曼(1980)考虑的母国市场效应(Home Market Effect)进一步说明在规模收益递增的前提下,两国贸易中,对于一种产品具有较大的国内市场的国家,将会成为这种产品的净出口国,而另一国将会成为净进口国。水平差异化产业内贸易理论结论对我们的启示是重视利用产业规模经济效应来提升产业国际竞争力;重视产品多样化的作用,以及国内消费市场规模的培养都是一国出口商品结构优化的重要决定因素。

垂直差异化产品产业内贸易理论以Falvey(1981)为代表。Falvey(1981)在H-O模型框架下说明,即使不存在垄断竞争和规模经济的市场环境,产业内贸易也会发生,此时国家之间要素禀赋的差异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出口品质量差异的原因,发达国家会出口密集使用资本要素的质量较高的产品,而发展中国家会出口密集使用劳动要素的质量较低的产品,Falvey和Kierzkowski(1987)引入了两个部门,一个部门是生产一定范围的、质量上有差别的产品(每一种质量的产品都是由许多竞争性的厂商来生产),另一个部门生产单个同质产品。该模型可以同时解释基于H-O定理的产业间和产业内贸易,可以说是Falvey(1981)的一般性情形。在Falvey和Kierzkowski(1987) 的基础上, Flam和Helpman(1987)关注了随着发展中国家国内收入分配格局、人口增长以及技术进步,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垂直差异化产品产业内贸易模式的动态演进过程,其基本结论为:(1)若发展中国家收入从原本消费发达国家生产的高质量产品的人群向消费发展中国家生产的低质量产品的人群转移,会导致发展中国家高质量和低质量产品生产的同时减少,而发达国家仍然会在继续生产高质量产品的同时增加低质量产品产出;(2)发展中国家人口的增长对南北垂直差异化产品产业内贸易结构不会产生影响;(3)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进步一方面迫使发达国家不断引进新的高质量产品、淘汰旧的低质量产品;另一方面使发展中国家淘汰低质量产品的生产,开始生产那些原本在发达国家生产的产品。垂直差异化产品产业内贸易理论告诉我们:发展中国家出口商品结构优化中仍不可避免地受到国内要素禀赋的约束,技术进步、国内收入分配是提升发展中国家出口商品质量的重要决定因素。

(2) 要素的积累

分析要素的积累增加所造成的影响起点是Rybczynski定理,该定理说明,在商品价格和要素价格不变的条件下,一种要素数量的增加(给定其他要素数量时),将会提高那一种密集使用该要素的商品的产量而减少其他商品的产量。[3]满足此条件时,当一国要素的增加是资本要素时,这会提高资本密集产品的产出,在消费不变的情况下,资本密集型产品出口增加,出口商品结构优化。林毅夫和李周(1992),林毅夫等(1999)基于亚洲四小龙经济发展经验,提出了比较优势战略,即根据资源的比较优势确立产业结构,根据资源比较优势的变化调整产业结构。比较优势战略的基本特征是在经济发展的各个阶段上,都能充分利用具有相对优势的资源来为稳定的增长服务。

要素的累积自身具有内生性,储蓄倾向以及劳动增长率是其决定因素,Oniki 和Uzawa(1965)和Findlay(1970)从此角度出发,得到一系列结论。Oniki 和Uzawa(1965)在要素禀赋理论的框架下研究内生化的资本积累对一国专业化生产模式的影响。在其基本假定中资本积累的决定因素有两个:一个是本国的产出,一个是进口的投资品。国家间外生性的储蓄倾向[4]不同决定了产出中转化为资本积累的比率不同,这会对长期稳态下的专业化生产模式产生影响:平均储蓄倾向较高的国家,其稳定状态下的资本劳动比率,即资本丰裕度会更高;而平均储蓄倾向较低的国家,则较低,由此,长期稳定状态均衡条件下的贸易模式是储蓄倾向较高的一国将专门从事资本密集型产品(消费品[5])的生产,而储蓄倾向较低的一国则专门从事劳动密集型产品(投资品)的生产。Findlay(1970)从理论上证明,长期中资本和劳动的稳态增长可能使得比较优势,从而贸易格局发生变化。Findlay(1970)得到的结论带有典型的现代比较优势理论的特征,不过其中重要的变量不是要素禀赋的变化,而是人口增长率储蓄率。人口增长率的增加会降低经济稳定状态的资本劳动比率,而这会减少资本密集型产品的相对数量,这种效应的作用机制类似于Rybczynski 定理刻画的情形;而储蓄率的提高,在短期内可能提高也可能降低资本密集型产品的产出,但是长期而言则必定会提高资本密集型产品产出。Findlay 这里的模型实质上就是H-O 理论。后来Ethier(1972)也进行了相关的研究[6]

(3)国际要素流动

Mondell(1957)第一次分析了H-O模型中贸易与要素流动性之间的关系。模型表明FDI会降低劳动要素丰裕的资本流入国资本密集产品进口,也降低其劳动要素密集产品的出口。Schmitz and Helmgerger (1970)在Mondell(1957)的框架下研究了资源导向型FDI与资源密集型产品出口之间关系,说明资本丰裕母国向资源密集型产品生产技术较高的国家进行投资,会提高东道国资源密集型产品出口。Neary(1995)在特定要素模型框架下研究贸易与资本流动之间的关系,说明资本流入东道国出口导向部门,会增加出口;若资本流入东道国进口替代部门,会降低出口。这些研究说明外资对促进东道国资本密集型产品出口的增加还是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的增加与FDI的投资动机、流入的是出口部门还是进口替代部门关联很大。

Helpman(1984)及Helpman 和Krugma(n 1985)在新贸易理论的基本假设下,研究跨国公司的垂直一体化与贸易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FDI与贸易及贸易结构之间关系与两国的初始资源禀赋差异程度以及以GNP表示的经济规模差异密切相关,给定两国的经济规模,在两国资源禀赋差异很大的情况下,跨国公司内部贸易会产生,此时资本流出国是研发、管理、营销等服务性投入的出口国,但却会向资本流入国同时进口和出口差异化产品;对于初级产品,资本流出国可能出口也可能进口。Markusen和Venables(1998)MNE-NE水平一体化跨国投资模型,在不完全竞争市场环境的假设下,说明由于国家之间的非对称性,企业在国内生产出口还是跨国投资上权衡选择,取决于国家规模(country size)大小、要素禀赋的相似性,越相似,采取跨国投资经营方式可能性越大。这说明经济相似国家之间发生的FDI与贸易之间产生替代关系的可能性越大。Markusen(2004)Knowledge-capital 模型进一步说明发生在经济差异很大国家之间的垂直一体化投资与贸易之间往往是互补的关系,当运输成本很少的时候,会刺激垂直一体化投资的发生。不论运输成本如何,资本要素丰裕的小国与劳动要素丰裕的大国之间的投资自由化,会使得前者成为投资生产的产生品的净进口国,从而逆转没有发生投资之间的贸易方向。说明FDI对东道国差异化工业制成品出口的增加的带动作用与两国的经济规模、资源禀赋密切相关,暗含着跨国公司的垂直一体化投资会促进发展中国家技术密集程度较高的差异化产品的出口。

Markusen(1983)说明建立在非要素禀赋差异基础上的贸易与要素流动之间是互补的关系。保持国家间要素禀赋相同,假定国家之间存在下列生产差异:同种产品生产技术差异、征收生产税、垄断和外部规模经济的产品市场扭曲存在,以及要素市场存在垄断等扭曲时,都会导致本国和外国之间要素价格的差异,从而引起要素的流动,当上述因素发生在出口部门,引起一国出口品中所密集使用的要素增加时,会强化现有的比较优势。Svensson(1984)说明如果资本与劳动是合作的[7],母国会直接输出资本,并从东道国进口此种资本密集型的产品;但当资本与劳动是非合作的,母国会输入资本,那么母国资本密集型产品的进口和出口都会增加。Markusen and Svensson(1985)实际上是对Markusen(1983)和Svensson(1984)的发展,建立了建立在产品技术水平差异上的贸易与投资更加一般化的模型。基本结论是,当资本密集型产品生产技术水平提高时,资本流动扩大其出口,说明建立在产品技术水平差异上的贸易与FDI之间的关系是互补的;若相对于劳动要素,资本要素发生技术进步,当资本需求是富有弹性的且资本与劳动之间非合作的,这会促进资本流入增加,这样资本要素密集型产品净出口会随着资本流入而增加;当资本要素的需求不是富有弹性的且资本与劳动之间是合作的,资本要素技术进步会促进资本流入减少,这样资本要素密集型产品净出口会随着资本流入而减少。说明FDI对东道国资本密集型产品出口的增加与要素性质、两国生产技术的差异都是密切相关的。依照上述理论的描述,FDI对比较优势的作用依赖于跨国公司的投资动机,流入出口部门还是进口部门,以及我国与母国经济规模的相似程度,生产技术的差异等因素。

(4)外生性的技术进步

Krugman(1986) 技术差距模型在李嘉图连续统模型框架下研究技术水平的差异对比较优势变化的影响,其研究说明由于技术差异对成熟型技术密集型产品的重要性较小,但对技术进步快的产品的重要性较高。技术水平高的国家生产并出口技术密集度高的产品。Posner(1961)技术差距模型说明掌握新技术的国家在世界市场上会暂时占据垄断地位,并和其他国家产生技术差距,但从技术的产生到技术的模仿成功存在“模仿时滞”,在这个时期内,由于创新国家垄断了这种新产品的生产,则该产品具有出口优势。Vermon(1966)产品生命周期模型随着产品所处的生命周期的变化,其比较优势会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转移,表现为发达国家生产并出口新产品,当在产品处于成熟期以后,其比较优势转向发展中国家。而Krugman(1979)生命周期模型将此思想模型化。Jones(1965,1970)的研究表明,在H-O框架下,多种生产要素存在的情况下,技术进步对比较优势的影响不仅取决于部门的要素密集度,而且取决于技术进步的偏向性[8]。如果资本密集型部门或劳动密集型部门发生的是中性技术进步,则对比较优势的影响与Rybczynski定理表述的结果相同;而当资本密集型部门发生劳动节约型技术进步或劳动密集型部门发生资本节约型技术进步时,比较优势的变化就不确定。例如对于后者在劳动要素丰裕的国家发生,此时该国可能会进口劳动密集型的产品,这与静态的比较优势理论的预测结果恰好相反。Flam和Helpman(1987)说明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进步一方面迫使发达国家不断引进新的高质量产品、淘汰旧的低质量产品;另一方面使发展中国家淘汰低质量产品的生产,开始生产那些原本在发达国家生产的产品。

(5)内生性技术进步

①干中学与研发投资

“干中学”说明技术进步是经济活动的副产品,此时技术进步不是有目的的投资的结果,而是生产活动中自发产生的。而研发投资是为提高技术水平而进行的有意识的投资。开放经济条件下,这两种因素引发的技术进步对出口比较优势的影响与技术溢出范围密切相关[9]:首先,若国际技术外溢是完全的(即,伴随一国产出增长的知识积累对世界其他国家的知识存量的增加产生同样的作用),这相当于各国面临相同的国际知识存量,此时历史偶然性因素带来的技术进步,会使得一国在技术密集型产品上具有比较优势,但这不会持久,长期中,与生俱来的比较优势起决定作用,这些包括丰富的人力资本、资本要素等。其次,若技术外溢程度在国际间和国内、一国产业内和产业间存在差异时,在比较优势的长期决定中,历史偶然性因素将会起到决定性作用,即,如果一家企业开始时就获得了一些优势,那么它就可以通过吞噬竞争对手的市场来将这些优势资本化。它的优势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增长,并使得竞争对手在长期无法有效地参与竞争,除非竞争对手能获得技术创新,或者是除非优势企业的学习能力下降,其中的原因或是在于最终产品的生产本身就是一种先占行动,可以用来阻止其他企业进入该产业,或是学习本身创造了进入壁垒。[10]这说明这些外部性存在使得参与国际贸易对起初技术落后的国家产生许多不利的影响,这是因为,当技术外溢局限于一国内或国内某个产业时,它会对一国已有的比较优势起到加强的作用。对此我们以干中学为例进行具体分析。第一,若技术外溢的范围仅仅局限在国内,干中学带来的技术进步会进一步强化各国原有比较优势,从而扩大其比较优势的差异(Krugman,1987,Lucas,1988);第二,产业间技术外溢存在的情况下,各种不同的产业产生的技术外溢程度不同,有的产业能对其他产业产生很强的技术外溢,而有的产业不具备这种功能。因此一国若率先在技术外溢性强产业实现比较优势,这一比较优势随着其产出的积累而提高,有利于一国长期生产率的提高(Boldrin 和Sheinkman,1988,Grossman 和Helpman ,1990b);第三,在产业集聚圈内的技术外溢情况下,若一国在某个产业集群中的一个产业具有比较优势,即便其他产业期初技术水平较低,但其中一个产业的干中学带来的技术进步会对产业集群中的其他产业产生知识溢出,这会提高其他产业的出口比较优势,从而带来一国整个产业集群都具有出口比较优势(Posner,1961);第四,在每一代产品自身的干中学学习效应是有限,而下一代产品的更新取决于前面各代产品的生产经验积累的情况下,“有限干中学模型”指出相比较于低端产品,高端产品更新换代更容易,从而上一代产品对下一代产品产生更多的技术外溢,即,高端产品具有更多“干中学”机会,而低端产品产生干中学机会较少。这使得技术先进国家生产并出口高端产品,而技术落后国家生产并出口低端产品,而贸易会进一步强化这种比较优势分工状态(Young,1991,Stocky,1991)。但Brezis et al.(1993)却指出,当干中学效应有限且其技术外溢局限在一国的特定产业内部,且高技术产品的干中学效应已经达到了最大值,若下一期的技术进步非常微小,则会发生比较优势的“跳跃式”扭转,即由于微小的技术进步不能抵消原本技术领先国家的高工资,使其失去了比较优势;相反,技术落后国家却能以其低工资而获得新产品的比较优势。第六,在技术外溢在国内的扩散要快于国家之间的扩散的情况下,国内行业中积累的生产经验决定了其技术领先产业的未来比较优势(Krugman,1990)。

②分工

分工对技术进步的作用机制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分工可以节省重复学习的费用,加快了专业知识的学习速度,增强了整个社会获取知识和积累知识的能力;二是分工加速了水平创新,水平创新作为技术进步的一个重要标志,表现为中间产品或最终消费品种类数目的增加,这是分工动态演进的直接结果;三是加强了迂回生产链条的增长[11]。作为分工的结果出现的内生比较优势的演进是加速知识积累和生产率内生进展的动力,这预示着一国贸易动态发展和经济持续增长的可能性。分工与专业化对技术进步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一般意义上的投资虽然会通过重复劳动而产生“干中学”效应、知识或技术溢出效应,但如果没有分工,这种意义上技术进步将是十分缓慢的。投资能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促进技术进步,将取决于与之相关的分工与专业化水平。因为分工与专业化节省了人们重复学习的时间,并能加速专业内部的知识积累和技术外溢,从而促进技术进步[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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