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体结构直接影响着创新人才群体业绩成果。也可以说:创新人才群体结构的功能与其组成、结构状态和群体意识有关。一个优化的创新人才群体总效能要大于简单的人才个体相加的总效能，也就是说1+1不等于2，而是1+1＞2。这是因为一个优化的创新人才群体结构会产生共同的目标、规范的行为，并且产生人才个体所不具备的效能，如激发、互补、继承、团聚、自我调节效应等，从而产生凝聚力、驱动力。同样，一个不合理、不科学的创新人才群体结构也可能是1+1＜2，创新人才群体结构各要素不仅没有充分发挥应有的效能，而且因彼此间产生的磨擦而损耗甚至抵消了。结构不合理、群体意识差，会造成大量的能量内耗。因此，合理的创新人才群体结构，可以促进团队成长。
1．促进继承功能的发挥
创新人才群体结构的继承功能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是创新人才群体内部人才个体之间的继承关系。老一代的专家将知识、职业道德、实际经验、学术思想和方法等传授给较年轻的群体成员，继承发展下去。这种继承和师徒之间的继承不一样，是靠群体内部个体相互作用来实现的。第二，是创新人才群体的整体继承功能。这种功能是人才群体继承功能的主体。卡文迪什实验室在其130年的发展历史中培养了数以千计的科学英才，其中有25位科学家先后荣获诺贝尔奖，形成一个群星璀璨的诺贝尔奖人才链。汤姆逊是第二届卡文迪什实验教授瑞利的学生，在其任期内培养出8位诺贝尔奖获得者，而他的学生卢瑟福则直接培养出11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其中就包括理论物理大师玻尔[6]。玻尔回到哥本哈根后，在那里创建了闻名于世的哥本哈根学派，为现代物理学做出了极为突出的贡献。汤姆逊—卢瑟福—玻尔这个人才链以及围绕他们形成的三个人才群体现象，说明了群体的继承功能比个体继承功能要大。群体继承是靠群体中高级人才集体的知识、集体的智慧、集体的职业道德规范、集体的创造和经验的传递来实现的。而且这种传递不是单向的个体与个体之间传递的相加，是在个体传递过程中靠群体的知识互补、群体智力的激发、群体意识的强化和抑制等功能的催化来实现的，其效应远大于靠师徒之间知识传递、智力传递、经验传递来实现单向个体传递相加的综合。
2．激发群体的智力功能
人们的思维分抽象思维、形象思维和灵感思维。灵感思维是人们在抽象思维、形象思维的积淀过程中出现的最高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往往需要借助外界的激发才能完成。智力激发的最佳效果就是使创新人才产生、完成灵感思维，创出奇迹。灵感激发有多种形式。第一种是信息激发方式。例如伟大的生物学家达尔文有一天躺在沙发上阅读英国经济学家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当他读到马尔萨斯关于繁殖过剩而引起竞争的理论时，受到灵感的诱发，使他立即想到：在生存竞争的条件下，有利的变异会得到保存，不利的变异会遭到淘汰，由此促成了生物进化论的形成[7]。再如，在卡文迪什实验室，群体成员的思想交流和学术研讨是互为听众的，在他们之间形成的信息因果链是环状的，表现出交替因果性。事实证明，卡文迪什实验室许多杰出人才和重大成果，都是在这种“共生效应”下孕育、成长和成熟起来的。第二种是形象激发方式。这种例子很多。珍妮纺纱机的发明就是在形象触因的激发下完成的。1764年的一天，木工哈格里沃斯在为发明纺纱机伤了一天的脑筋之后，疲倦地站起来打算回家时，不小心一脚把妻子的纺车撞倒了。水平放置的纺锤倒后变成垂直的，却依旧转动。哈格里沃斯由此联想到纺纱机上并排垂直装上几个纺锤，不就可以一次纺出几根棉纱了吗？就这样，他试制成功了新型的“珍妮纺纱机”。第三种是智力碰撞激发方式。这种方式分为个体碰撞和群体碰撞两种。智力碰撞激发方式是在知识传递、学术讨论、理论观点和技艺选择等争论中完成。如：维纳的好朋友罗森勃吕特，在美国的哈佛医学院发起一个讨论会，参加的有物理学家、数学家、医学家。每个人的发言都受到尖锐的批评和反驳。在这种高度智力碰撞之下促使每个人去反思。1943年的普林斯顿讨论会，吸引了更多的不同专业的专家，大家为开辟新的学科领域——控制论而论战[8]。最后由维纳集中大家的智慧和成果，创立了控制论学说。目前科学技术迅速发展，群体智力碰撞激发方式已成为智力激发的主体形式和最重要的形式。因此，智力激发是开拓创造性思维的根本途径。智力激发得好，不仅会开拓思维路线，开拓新的思维方法，提高思维能力，更重要的是提高了创造性思想的能力。给每个人才个体带来灵感的诱因，产生灵感，创造出科学、技术上的优异成就。
3．增强群体互补功能
在创新人才群体中“不同类型的人才合理地结合在一起”可以取长补短、拾遗补缺、相互补充、彼此配合，最大限度地开发和利用现有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资源，使各有“一能”的人才个体组成“多能”的人才群体。科学史表明，不管是多么杰出的创新天才，多么学富五车，满腹经纶的科学家，都有力不从心之时，都需要与他人互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以英国物理学家勃兰特为首的人才群体，集中了数学家、理论物理学家、天文物理学家、生理学家、测量技师等11人，通过智力互补成功地研制成雷达，建立了英国用雷达控制的强有力的防空系统[9]。“乘数效应”是英国著名经济学家凯恩斯为了说明投资与收入的关系而提出的[10]。他认为，由于经济部门的相互关联和相互影响，所以在某一部门注入投资不仅会增加本部门的收入，而且会在相关部门中引起连锁反应，使其它部门也增加收入，从而引起国民收入的成倍增长。这种在经济领域里普遍存在的“乘数效应”同样也存在于科研群体尤其是科学学派内。在这里，“乘数效应”产生于群体成员之间的知识互补、思维互补、理论与实验互补等。
人才群体的互补功能对卡文迪什实验室的许多发现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汤姆逊在任期内成功地将个人的科学才能与所有研究人员的集体智慧有机地结合起来，助手和学生在他的指导下，沿着正确的思路勤奋而有效地工作。反过来，在具体的实验操作上，在汤姆逊不太擅长的学科和课题上，在提供新的思想和实验现象上，他们都给予他很大的帮助和启发。大量事实说明，汤姆逊的不少重大发现起源于他的助手和学生意外观察到的现象，而他的很多新想法则是通过他们的实验才得以验证的。电子的发现即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准确地说，发现电子并不是汤姆逊一个人的成就，而是他在卡文迪什实验室开创的新型研究风格的伴生物，是高效结合起来的集体努力的结晶。
1930年到卡文迪什实验室工作的刘易斯曾在回忆中提到，德国和美国的物理学家经常把卡文迪什人说成是半个物理学家，认为他们不能将他们的实验同理论或者理论同实验充分结合起来。而在德国和美国，人们总想成为“完整”的物理学家。这样一种对卡文迪什实验室的评论可谓是切中正题，因为该室最大的特色就是把各有所长的人才组织起来，开展合作研究。正如卢瑟福本人所说的：“科学家并不是依赖单独一个人的思想，而是结合了几千人的智慧，所有的人想同一个问题，做部分的工作，把自己的智慧和力量添加到正在建立的知识大厦之中”[11]。
4．强化群体控制功能
一个好的创新人才群体，在实践中培养成严谨的学风、高尚的职业道德、顽强的探索精神、严格的工作纪律和共同遵守的各种规范。这些优良的传统一代一代传下去，就能成为一种无形的力量，约束着、指引着群体内部每个人才。对违背这些作风、纪律、道德的言行，它起着强有力的抑制功能。群体的抑制功能是靠有一个好的学术、技术带头人来实现的。群体内部的学术、技术带头人要处处为人师表，继承和发扬专业技术工作中的好传统和高尚的职业道德。这种带头作用就是一种强大的催化剂，使群体的抑制功能大大增强，对种种不利于团结合作、不利于人才成长和事业发展的行为，产生强大的抑制力。使其没有土壤，不能泛滥。
卡文迪什实验室自麦克斯韦奠基以来，形成了许多成文和不成文（不成文的更多）的规范、传统、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它们融进了每位成员、每个学生的骨髓和血液里，融进了他们的生活、学习和工作之中，他们一方面不断受到这些规范、传统、道德的潜移默化的熏陶，另一方面又感到无时无处不受到它们的影响和控制，自觉或不自觉地按照它们来调整自己的言行。可以说，这也是一种无形的力量，它使卡文迪什人积极向上，团结协作，不计较个人私利和恩怨，主动为共同的目标出力量、作贡献、维护群体利益和形象。
在1884年申请和被推荐为卡文迪什教授的候选人有7名，其中有四个人都曾是汤姆逊的老师，资历深、名望高、实验能力突出。而汤姆逊本来不想参加评选，论资历和名望，他是小字辈，才28岁，最年轻，初出茅庐；论实验能力，他更逊一筹。汤姆逊自己也认为当选是不太可能的，只是在别人劝说下提出申请试一试罢了。但是，经过反复考虑和讨论之后，剑桥评选委员会竟决定选他为第三届卡文迪什教授。在得知汤姆逊当选卡文迪什教授后，他的竞争者都向他祝贺，有的还表示愿意当个好助手，共同搞好实验物理教学。小汤姆逊在回忆他父亲时代的实验室的情景时说：“他们谁也不愿卡文迪什实验室在自己的时代衰落。”事实上，卡文迪什实验室在汤姆逊的年代里，工作顺利，富有成效，这是因为他给了同事们在财政限度以内最大的自由。或许更为重要的是，有一批出色的人才把自己奉献给了物理学和卡文迪什实验室[12]。
综上所述，创新人才群体通过不断优化群体结构，发挥群体结构的激发、互补、继承、自我调节效应等功能，增强团队的凝聚力、驱动力，从而使创造型人才在群体中发挥他们最大的创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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